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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我父亲得急病去世了，我姑姑、妹妹和我染上了白喉。妹妹死了，我和姑姑用上我二哥从天津邮来的特效药得救了。母亲为了儿子的前途，不管家庭经济如何困难，也让儿子们出外求学，见世面。因之，一九二八年，我和县立中学的同学刘克夷再次来到天津，考入了南开中学三三班当初三插班生。那时，南开刚刚采取三三制，就是中学读完六年才毕业。同时还增设了南开女校、南开小学，南开大学那时是在天津八里台，可以说，南开在张伯苓先生创办下，已经办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
我在南开读书时，同学们每天都起得很早，到校园里读书，多半读英语，已经成为风气。校园有喷水池，有花坞，还有回廊，在课余时，也就成了同学们交谈的地方。
南开不是关起门来办学，而是通向社会，力求学生们作到全面发展。包括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还重视音乐、美术等艺术方面的培养。
南开最早建立话剧社，保留节目有《一元钱》、《新村正》，后来张伯苓先生的弟弟由美国回来，还执导了易卜生的《傀儡之家》，曹禺还扮演过娜拉，由德国回来的南开大学教授张平群扮演娜拉的丈夫。张蓬春还把高尔斯华绥的《争强》改编为中国话剧，我受到感染，也把法郎士的一个故事改编成话剧在班会上演出。
音乐教员金律声唱的《卖布谣》、《老天爷你塌了吧》、《教我如何不想她》等，我至今还记得，同学们也都会唱，还组织了合唱团。美术教员有李杰克和杨叙才，都是以油画见长，在他们指导下，同学们自愿组成“美术研究会”，我还担任过会长。后来，又来了王德崇老师，组成一个“学生观摩会”，活动就更加多样化了，还可以从同学们手中得到英文的《新群众》、《国际通讯》，日文的《文艺春秋》等。
学校还请梁启超、周作人等人到校讲话，还请过邓肯派的美国女舞蹈家来校表演，我还写过一篇评论在《庸报》副刊另外一页发表。学校还请过韩德威尔到校作过演说。南开很想发扬蔡元培当年所提倡的民主作风，还请写过“唯实主义”理论的作者到校演讲（商务印书馆有译本）。
南开的校刊，为了扩大学生文艺篇幅，增加页数，我们把它改为《南开双周》。
我和胡思猷（胡适的侄儿）、徐高阮、曹士瑛、韩宝善等同学，先组成“青年文艺联谊会”，随后又改名为“新人社”，自费出版过《人间》、《新人》文艺刊物，发表过短篇小说《水生》、论文《力的文学宣言》等。后来，我又被选为《南开双周》的主编、美术学会的会长、学术观摩会的会长、义塾校长、合作社的理事等。我在《南开双周》上发表了一些作品，有一期封面画，记得还被美国《新群众》转载过。当时在文学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为艺术而艺术”，一种是“为人生而艺术”，我是赞成后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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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我的中学生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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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虽然力图使学校社会化，但我并不满足。我很向往“道尔顿制”，还向往南京“晓庄师范”。在陶行知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逃往美国时，他将大儿子陶宏送到南开寄读，张伯苓先生欣然接受。陶宏来到南开后，和我很谈得来。陶行知的家教方法，也不一般，陶宏的英文底子很薄，但他却日夜抱着一本英文字典，读英文本《俾士麦传》。读通一段，便翻译一段。后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了。
我和陶宏交往密切，他也助长了我的想法，我们宣布：我们要上社会大学，要脱离学校到北京去，那儿有全国最好的图书馆和整个社会供我们阅读。恰巧，在校建立“学术观摩会”的王德崇老师，在北京有一所小院，欢迎我们到他那儿去住，他自己还要回西安去办理和妻子的离婚手续。
这样在北京过了不到半年，几乎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王德崇老师也未见回来，我们就回天津了。哥哥和学校都要我们继续上学，陶宏也结束他的寄读生活，回南方看望他祖母，我们便分手了。
我在北京这段时间，写了一些诗和小品。但我从不想向刊物上投稿。因为一则自知东西不成熟，二则不想在退稿气氛中成长。那时，南开国文教员姜公伟主编《庸报》副刊的“另外一页”，我们这批学生给他稿件，他还是欢迎的。同学曹士瑛也在《大公报》兼当记者，有一个时候编《大公报》副刊《小公园》，韩宝善也接编过一阵子，我们投稿都会登。但那时我们只是为了办刊物需要经费时，才给他们投稿，把得到的稿费花在刊物上。
陈虞荪、孔另境、田聪，都是我的语文老师。陈虞荪老师想在天津创办一个文艺刊物，要我设计封面。我设计的是一组连续图案，由一柄斧头一路砍除荆棘，后来这个刊物并没问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我这东北学生再也不能安下心来上课了。我们组织学生会，发起向南京请愿的示威活动，因此被学校除名。我根本不在乎，跑到北京，走高尔基的路——上社会大学，正合我心意。我住在红楼对面的公寓里，结识了北方左联的同志，经陆万美、臧云远介绍，加入了左联，整天忙办刊物，化名写文章。从此，结束了我的中学生活。
我由东北老家，来到天津，既开阔了我的视野，也打开了我的心扉，使我开始了人生道路的旅程。
南开母校对我是宽厚的，同学们都说我是在念“家学校”。那时，我对这话有反感，认为“家”字含有狭窄的味道。但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却感到一种甜美的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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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宝荪：关于艺芳女子中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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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芳”二字是先祖母的馆名，前文已经说过。先祖母对于我们的教训也已说过多次。所以我们决计用艺芳二字来做学校名字，并且取孔子所主张游于六艺的思想，计学生六班，即以礼、乐、射、御、书、数六个字，依序命名为礼字第一班御字第一班，等等。
民国七年二月到了长沙，先在聂府住了四五月，那时萧表姊孝徽也从衡阳来长沙，帮助我与巴师到处看屋。最后看到西园龙翰林家，正好美领事搬出，我们便照他的租约订约一年。此屋是中国旧时老房子，两进七开间，兼西花厅一个小三开间。于是我与巴师住了正屋下进东边三间，西边三间作为教室，后面萧女士住了一间，女仆住一间。上进东西六间均做学生寝室，厢房作浴室，下进回照房做饭厅会客室及学生阅览室。厨房远远在外。另外小花厅三开间即与我母亲约农及小弟等全家居住。规模虽小，倒也井井有条。当我初到上海时，聂云台表叔要我在上海接办启秀女子中学。杭州圣公会也欢迎巴师与我回杭州冯氏女学校，但我们都觉得海边省份容易找人，而长沙内地，不易找留学生服务，因此都婉谢了。现在居然看到艺芳有屋，很感欢喜。西园规模当然远不如上海杭州，但是正合我们心中所意想的中国学校。
不幸的是那年六月初约农母亲——我们五婶，由湘乡下省，初八那天晚骤然在平塘发了心脏病。约农差专人由平塘送信，初九日信到长沙，要我找医生去治病，平塘是文正公葬地，离长沙三十里。我与杨医生赶到时，已是下午三时，五婶已于当日十二时去世。当时天气热，幸有二叔履初先生及李五舅杏岑先生在长沙帮同治丧。五叔也在北平赶回，就葬五婶于平塘文正公坟旁山上，也算有归葬祖茔之福。不久五叔回北平，约农弟留在长沙守制修墓。于是我们便邀他帮办艺芳。约农本来是学矿冶的，开女学堂未免用非所学，然而当时南北战争，农村紊乱，我父亲有矿山地契一箱，并且为买矿卖去田数百亩，都毫无开发机缘，即令从事矿冶，也只好教课，所以约农在艺芳教书也不算太委屈。在我们得了他真是无价之宝，因为他知道我历年的计划，又勤快好动，能拟稿、起章程，加上有二叔履初先生认识长沙绅士。于是我父亲、二叔、七叔与准商公所接洽，取得文正公祠房地为校址。先在西园由我们四人，巴师、约农、萧表姐与我买家具，印章程，做书桌黑板、学生衣柜，购买学校仪器书籍。于八月内招生，先办大学预科及英算专修班。
校董会之组织由先父、二叔及七叔邀请。董事会中最出力帮助的有朱菊尊、汪颂年、王莘田、龙萸溪、史春霆、俞秋华、曹耔谷、钟显荣、马惕吾、胡子靖……诸先生。申请在教厅立案。民国七年阳历六月初五批准后，于九月十二日在西园龙宅正式开学。计有英算专修生五人，张纯士、柳演仁、黄斌、陈嘉和表姐萧孝徽（表姐并兼舍监及总务）；大学预科四人，龙沅、王传绮、曾宝蘅，及张孝钧。巴师情愿做教员教英文，让我做校长，以一个高龄外国人愿在一个中国少年人而且是自己的学生之下做事，恐怕是第一个了。约农做教务主任兼英、算及理化老师。我也教英文生物，任牧师兼点英文，另外二家叔及李慧芳先生教国文，青年会之费雅师母（Mrs。Veryard）教音乐，何小姐（MissHorjen）教体育，黄国厚女士教手工。总算教学慎重，因为学生只有八个人而教员倒有九个人。此时的艺芳除正课外，还请过几次名人演讲。后来我们成了定例。每礼拜五下午，一定请一位校外名人作专题演讲，学生得益不少。另外每礼拜六，我自己必要有一点钟的时事演讲，世界、本国、本省，或社会大问题，如欧战、五四、五卅等事，学生可发问及讨论。这些都指导学生观念不少。
巴师是一个最好的基督徒，且极爱护学生，并且很悦纳我们的建议。比如我们建议不可记学生的过，不可当堂叱罚学生，不勉强学生去礼拜堂，礼拜六课后至礼拜日下午五时，学生可以回家住，等等都是与教会学校不同的地方。艺芳崇奉基督，但不隶属任何教会，她很能了解接受，而且以六十老人与中国学生同吃中国饭，同甘共苦，真是难能可佩之至。
一九一九年春天，正值五四运动，那时我们的专修班已有第二班学生了，是唐冰瑜、颜兰禧、俞辉、夏秉恒、钟贤钧，预科班也加了粟翼明、曾长善、钟贤淑、柳敬常等。这些是最早的学生，也最知道学校创办的艰苦，师生之间的感情也特别厚。我们对于五四运动有很合理的反应，我们组织了抵制日货十人团，直到抗日胜利才散。
艺芳迁入浩园
长沙曾文正公祠是用清朝皇室赐祭银三千两，及门生亲友祭奠银四五千两，其余由监商捐助建成崇祠。在长沙小吴门正街，度地广袤约百亩所建造。
祠堂外面有一大坪，为轿马停歇之处。正门朝南有甬道，直达正殿。两边钟鼓亭，正殿上有文正公神位，神龛上有“以劳定国”的匾。是翰林汪诒书所补写。其余匾额对联，都因为数次兵燹，荡然无存。大殿东边为思贤书局，内有客厅、船厅、藏书楼。西边为思贤讲舍，秀才们可以读书，也有山长讲学。后来由郭筠老（嵩涛）与先惠敏公商量，供王船山（夫之）的神主于思贤讲舍，当时清廷不许王船山配享孔庙，因为王船山种族革命思想甚深，所以连他的著作也视为禁品。船山的遗书乃是由文正公在江南传忠书局所印，也只有文正公因有挽救清室的功劳才敢印。因此惠敏公与郭筠老才想到把王船山配享曾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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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宝荪：关于艺芳女子中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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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正祠正殿后面，有一花园名曰浩园。由正殿后门出来，便看见一带青山，山后有一个大池塘，大约广袤十余亩，成曲尺形。长边狭仄，抵思贤书局。短边宽大，尽头有一八角亭，久经摧残，匾额已不可考。曲尺转弯处有一玲珑石山并小石桥。石山上有一茅亭，题曰“存朴亭”。由存朴亭下来，沿着石砖路，便到八角亭。八角亭南原来作为生员宿舍，迤东便到了“听雨轩”。此处楼台高耸，为园中最高处，可以看见城中风景。再东为回廊及石山小径，直达思贤书局，路上也可经过一大石桥，至正殿后厅。沿途花木竹树，极为美观。每年五月五日，仍照老例开放浩园一次。
民国八年五月，我们靠湘绅的力量，把北军退出浩园，我们急快搬入。那真是断井颓垣，危楼废阁。我们一面修造房屋，一面安置设备家具，聘请教员，招考学生。此时船山屡次阻工，与我们的泥木工人械斗，几经波折，才勉强修成。艺芳各建筑，均以池塘为中心，环绕东、北、西三方面。东边有厨房、饭厅，由走廊直达思贤书局——后来成为我们的小学部。北边有大门，内有门房及教员宿舍。进二门有校长室、教员室及教室到“听雨轩”。听雨轩下层是舍监室、图书馆、巴先生书房。楼上二层为教员寝室，三层藏文书家具等，也可用来眺远，日朗天晴时，可以看岳麓山。南边有一小山，山后是祠堂正殿。
由听雨轩往西，有教务室、教员寝室，及校长寝室等。再西便是原来文正祠生员住宅，后改学生寝室的大楼，楼上楼下均是寝室。此楼正对八角亭。由八角亭走过一花棚长廊，便到了坐西朝东一座大楼，楼上楼下都是教室。面对小山，楼外北有球场，东有跑道、操场，也就是正殿的后面。在正殿未被驻兵或船山强占时，我们用正殿作礼堂，每早有礼拜，每礼拜日下午有唱诗班，其余开会等均在此。以上是艺芳全盛时代之景。
船山学社——即原来思贤讲舍——民国九年经湘绅汪颂年、朱菊尊、王莘田、龙萸溪、曹籽谷、史春霆、俞诰庆、胡子靖等及老革命党人邹价人、周道腴、姜咏洪（当时长沙县县长）等调停，筑砖墙以为社校分界之墙，暂时可以恢复开课。
浩园风景优美，为长沙城内最有名的。我们除了栽花植树之外，还预备了两只小划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