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了一种最适合她的独特的文体形式，这种文体形式对于她来说，不单是作品的组织形式，更是对作品的统摄。她的儿童视角和成人视角的转换，她那不合语法常规的“越轨”的笔致，她对意象的营造和情绪的把握，合成萧红式的诗化小说，是常人所无法取代的。
不少人强调萧红的女性意识对她的写作的影响，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她对时间、空间的特殊感受、她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女性特有的生命体验，包括作为一名女性，她如何通过写作重组自己的历史。不过，和萧红写作风格的形成有很大关系的女性意识，同样要承受来自文坛主流的压力。很明显的例子是萧红所写关于鲁迅的回忆文章，与大多数从“民族魂”、“斗士”、“战士”、“导师”等这样的高度来评价概括鲁迅的文章不同，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所有的回忆文章中最为特殊的一篇，萧红以片断式的回忆，为我们连缀起一个私人生活场景中的鲁迅，他对女性衣着的评价、他的日常生活习惯、琐碎到他吸的纸烟、他的饮食习惯、他放在枕边的画等。萧红没有作任何带公共话语风格的评论，她对鲁迅的回忆和她对自己的生命的回忆一样，是细节性的，私人性的，也是情感性的。但这文章赢得的评价照例仍是“琐碎”。而在戏剧这种公共性更强的文体中，萧红则直接以《民族魂鲁迅》为题。两相对比，不难看出，萧红是有意地在不同的文体中采用了不同的叙述方式，这种有意识的区隔展现出她对文体本身的敏锐程度。
在《呼兰河传》之后，萧红在小说中力图追求一种新的境界。比如《后花园》，重新处理了《呼兰河传》中曾经出现过的题材，仍然以磨房中的磨倌冯二成子为主角，但作者不再是那个在童年回忆中寻找温情的叙述者，而是尝试着直接发掘人物故事中蕴涵的人生哲理。这是一个关于人的存在的故事，一个人对于自我存在意识从忽略到唤醒再到重归平静的过程。萧红似乎不满足于《呼兰河传》中纯粹的情绪性的书写方式，而开始追求明白的讲述故事背后的意义，或者说，一种将诗意叙述和哲理探讨结合的可能。这种新的追求在她口述的《红玻璃的故事》中有所延续，虽然最后是由骆宾基成文，但故事和文风都延续了萧红的风格，《红玻璃的故事》同样是关于人的存在的故事，它可以拿来和《后花园》对比阅读，和冯二成子一样，王大妈在完全偶然的境遇中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存在的悲剧性，最终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如果这种写作风格延续下去，也许萧红的写作会进入另一个阶段，当然我们无法推测到这种新的突破有无成功的可能，死亡以它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文学上的“突围”。
1930年，萧红实现了第一次“逃亡”，她不顾家庭的反对，和表哥陆振舜来到北京求学。那一年的冬天，这个当时叫张乃莹的姑娘在房里中了煤气，突然昏倒了。朋友忙乱了好一阵子，她才苏醒过来，后来由这件事大家谈到了“死”，乃莹说：“我不愿意死，一想到一个人睡在坟墓里，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多么寂寞啊！”1942年1月，在日军攻陷的香港，萧红被送进玛丽医院，因为医生的误诊她的喉管被切开，已无法说话，只留下“不甘”字样的萧红在X日上午辞世。她所害怕的噩梦还是成了事实，她最终被安葬在已经没有什么朋友的香港浅水湾。诗人戴望舒，曾来到她的墓前，用诗歌为她的“寂寞”作一注解：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非洲高原的风
沈爱民
无论在哪里，只要看到地球仪，手就会痒起来，就会去转动它。有些蹊跷的是，当地球仪停下来时，正对着我的那块大陆，总是非洲。
看见了亚的斯亚贝阿的灯火
一直想去非洲。小时候就想。那年看了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走出非洲》后，更想。这些年，看了更多的片子，接触更多的诸如美国《国家地理》、《发现》电视节目等媒介的介绍，尤其想去。而且不是去埃及、南非那样的旅游地方，想去普通的非洲。
地球的七大洲、四大洋和南北两个极中，非洲是我唯一没去过的地方了。
2005年，有了机会。《中国科学探险》（DEEP）杂志组织科学考察队，考察东非大裂谷的埃塞俄比亚境内部分，负责人张波邀我参加。据了解，由于是科考，去的都是偏僻之地，没什么精彩景观，看不到印象中荒草中狮子野象游荡、火烈鸟如云浮动的景象。不过，这正是我想找的、看的。
虽然如此，8月2日，搭乘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ET629航班从首都机场起飞时，并不太兴奋。也没作什么准备，多年经验告诉我，最好的准备，是不抱太大希望上路。这次走，也没告诉谁。陪着我的，是笔记本电脑和摄影包，走到哪里，它们大都跟着我。
飞印度德里，6个小时。德里转机，等两个小时。再飞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阿（Addis Abeba），5个小时。不算太长，但是个无聊的航程。想听音乐，带着耳机找了一圈，非洲音乐太节奏，又不断重复，最后还是回到爵士。
向南飞，飞机转向西，从昆明进入缅甸。
回想起来，走过了很多地方，不同的地方人讲不同语言，其实，除了语言这个沟通的工具以外，其他都是可以沟通的。可我不想说话，不想和邻座聊天，也不想与队友沟通。队友中，有些是曾经一起走过天涯海角的，其余大部分不认识。活到现在，早已不想给陌生人留好印象，不想主动熟络。我愿意保持距离，保持个人独立的、寂寞的空间，可以任心情起伏。
把表调成目的地时间，按那里的时间过，这样，可以帮助减少时差。埃塞俄比亚比北京晚5个小时，这样，我重新过刚才过的5小时，生命多出5小时。如果命里注定我可以活100岁876000个小时的话，这样就可以活876005个小时。当然，这是说如果我留在那里不回来的话。
当地晚上10点左右，看见了亚的斯亚贝阿的灯火，并不璀璨。
下飞机，过安检、海关。等行李时，黑黑的行李员问我从哪里来，像在国外常见的那样，问我是否日本人。我说从北京来，是中国人。黑黑的行李员灿烂地笑了，然后伸出手，用拐了很多弯的调说：China，清凉油！我带了，但在行李中。我向DEEP杂志的高月娟要了一盒，行李员高兴地接了。我觉得很亲切，这个习惯我们熟悉。而且，感到这里对我们中国人不陌生，援建的，医疗队，以及近些年来经商的。
于是，我像回家一样，走出机场，走进非洲。
从亚的斯亚贝阿到阿尔巴门奇
晚上住号称如同北京王府饭店的宾馆，实际上，如同国内二星级。没有什么感觉。第二天一早，赶往南部的阿尔巴门奇。五辆越野巡洋舰组成车队，五个埃塞小伙子驾驶。每辆车都贴上中、埃国旗的考察路线图。
西方人说，人生三件大事：爱情、旅行和音乐。《走出非洲》中，罗伯特·雷德福主演的丹尼斯在非洲打猎时，也是三件必带东西：来复枪、干粮，还有莫扎特。在非洲上路，不能没有音乐。应我的要求，我这辆车的司机卡拉姆沃克放了非洲音乐，还是那种重复节奏和歌词的，也有几首，竟像刀郎。
卡拉姆沃克是个好人，技术好，爱哼歌，热心助人，有环保意识，会几句英语，对路边招手的人招手，搬行李并把灰掸掉，自己掏钱买香蕉给我们吃，向我们要帽子。
路边一辆停的卧车，后窗里有几个动物的头在晃，仔细看看，不是狗，是几只羊。一个穿得像乞丐的中年人，很有气派的架势让一个穿得像乞丐的小小的孩子擦皮鞋。
路正中卧着一群羊，像是躺在自己的闺房一样自在。两个牧羊人在旁边聊天。还有两个青年女人，站在路中握手，然后贴面、亲吻。车来，羊和人都保持原样。卡拉姆沃克面无表情，习惯地吃力地从路边上绕了过去。
路边所见女孩大多不错。埃国是盛产美女的地方，世界小姐比赛常有佳绩，最近这次好像是季军。其实，并不是传说的那么好，不过已经可以。相机对准时，她们像处女一样羞涩转头。
阳光强烈得像西藏。
在这种阳光下活着，自然有些生动。最生动的，是人和树，都像自己。总的看，女人、小孩和老人，比青年男子更有风采。
可是停不下来拍，只好看这些镜头从车窗旁掠过：一个泥坑旁的红衣少妇和三个脏孩子；一个头发如怒狮的追狗的小男孩；一个像圣经中的老人；一个在车旁以美妙身姿奔跑并唱着歌的小女孩，黑色上衣脏成灰色；一片非洲特有的平顶卡拉斯（kalas）树。
车驶过的每个瞬间，他（她）和我对视，印象深刻。
夕阳了。路上人渐稀。车速加快，120码。风从远处狂野吹来，心情大爽。
500公里丢在了身后。晚10时，到南方第五大城市阿尔巴门奇。我们将从这里折回北上，开始考察。
夜色中，第五大城像个乡村。
住在一个意大利人设计的Hotel。四面穿风的餐厅里，每把椅子都不一样。房间外面是非洲风格的草屋。有阳台，我坐在阳台上给自己和一位没有见过面的朋友写字。下面是峭壁，再下面是东非大裂谷。
在阿尔巴门奇以南地区
早上起得早，看见有狒狒在悬崖边坐着。用数码相机拍了它，又拍了悬崖那边的阿巴亚湖——大裂谷之湖，取局部，长焦吊过来，显示屏上看，有梦幻的味道。然后在周围村子走走。村里很简陋的房子，却开满三角梅。
上路。有一段路，路边全是野生狒狒，成群而来。这里已经靠近赤道。有人在河边赤裸洗澡，可惜是男人。
路边有许多人在走，大多手里拿着砍刀，不知要砍什么。女人头顶或肩背重物，有的上身不穿什么，有的用毛巾搭着，刚好遮盖乳房。给人感觉，在黑色女人中，乳房只是身体普通部分，只是哺乳的工具，不像其他民族那样，乳房是神秘和诱惑的。
路边树上，不时吊有一捆捆用席子裹住的东西。我想当然地认为是夭折的孩子。一问，其实是养蜂用的。
只要路过居民点，都有无数的人在那里，似乎什么也不干，无所事事，站在那里看着我们驶过。年初在阿根廷时，看到那里的人很悠闲，喝咖啡，遛狗，晒太阳，驾帆船，跳探戈。悠闲和无所事事不同。这里的人更像我在山西吕梁山黄河边上扶贫时的老乡，吕梁的老乡是向阳花，每天围着墙根儿跟着太阳转。
又是夕阳。村寨炊烟袅袅，路上全是归家的牛群。
索多至沙舍默内
非洲最可爱的是孩子，最烦人的也是孩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孩子们养成了要钱要物的习惯。我们的车经过时，路边的孩子会扬起手。开始时，我以为是打招呼问好，有些像国内偏僻的地方的孩子，于是，我也招手。后来，发现大多不是，伸出的手，手心向上，是在要求。即使是背对着车走，听到车来时，头也不回，但手会自然地伸出来。
尤其每当停车，孩子们会从村庄里、山野里、田地间蜂拥而至，有神兵天降的味道。孩子们要东西的表情极其夸张，十分兴奋，似乎是渴求已久的节日。当他们张开双臂、大笑着、脏兮兮地、YouYou地喊着向你冲过来时，真的有些避之不及。只是，看到他们的表情和目光，你不可能不找些东西送过去。来时，已有准备，带了一些笔、糖、清凉油等，但面对那么多的手，很快就一扫而光。后来，把身上能给的都给了。再后来，只好抱歉说NO。
换了一些当地货币比尔，这是我见过的最脏的现金，完全看不出它原来长什么样。我钦佩当地人识别它们的能力，在我看来，好像只是一张油腻腻的灰黑色的纸，伴有强烈的煤油味儿（为什么会有煤油味儿呢）。
一路上，看见了巨蜥、巨龟和满树的秃鹫。还到处可见挎着AK47步枪大摇大摆地走路的人，据说是地方部落武装。
与我同车的是著名古人类学家黄万波和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席高登义。高登义的专业是看天，业余爱好是看地——他喜欢在地上拣东西，经常能拣到别人看不到的奇石、化石、骨骼和羽毛。这次，他又掏出几块黑色石头，让黄老先生帮助鉴定。黄一看之下，大喜，认为是几十万年前人类使用过的石器，于是我们这辆车立即折返。
在溪谷，我在一些孩子帮助下，也找到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请黄先生鉴定，他说有几块是典型的石器。我抚摸着这些黑曜石的锋利棱线，感觉到几十万年前使用它的人的体温，感受他（或者她）用它切开兽皮时的满足感。
不知为什么，想起几个月前，在国内浙江余姚一带看的河姆渡古文化遗址。那天，我拍河姆渡遗址边上小河中的水草，这些草儿在水中摇曳，样子像抖开的水袖，也像孔雀开屏。我拍时，一位当地干部站在旁边，说：拍什么呢，嗯，水草，这可以喂猪。我于是又拍一只鹭鸶飞过，干部又说，妈的，一枪把它打下来。
与这个干部相比，我比较喜欢河姆渡7000年的一位小伙子。7000年前，他打鱼、狩猎、种稻回来后，坐在姚水之畔，在烧红的晚霞中，用一个石器，在一只象牙上刻一幅鹭鸶和太阳的画。这幅作品现在还有残存的一半儿，挂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成了河姆渡的标志和图腾。
7000年前，河姆渡的小伙子在温饱之余，开始想说些别的什么。沙舍默内这个溪谷里的人，用这块黑曜石割兽皮之余，也许也会有些其他想法。我也是，常想说些别的什么，在于活挣钱之外。
阿巴亚湖和戈巴
这次考察，不算很苦，起码不用负重徒步，晚上也不用住野外帐篷，都住Hotel。昨晚住在一处森林花园一样的Ho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