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林的妈妈，就是巴金先生的夫人萧珊女土。“文革”开始以后巴金先生承受的每一个打击，都会加倍沉重地打在她的心上。她怕丈夫承受不住，不得不敏感地睁大眼睛，勇敢地挺身而出，温柔地费尽心思。一年又一年，她完全累垮了。七月份确诊之后，由女婿祝鸿生驮在脚踏车的行李架上一天天去医院，祝鸿生也是我们的同班同学。不到一个月，已经接到病危通知。
当时巴金先生正被羁押在郊区奉贤的“五七干校”劳动，多么想请几天假来陪陪临终的妻子。但是，请假总是不准。那只能靠李小林来为父母的最后相聚而奔走了。作家协会的造反派工人作家被说动了，但是，一到工宣队负责人手上又被卡住。那个满脸冷漠的负责人听李小林说完紧急情况，只是懒懒地说一句：“他又不是医生，回来能做什么？”
这是一个不在乎人间生离死别的铁锈年代，这是一个不知道临死之人除了见医生之外还想见见亲人的冷血群落，这是一个不明白家庭本义和伦理责任的卑琐权力……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三日，巴金先生终于失去了自己的妻子。
作家不想活了。或者说，不知道怎么活了。
此后不久又去看李小林夫妇，祝鸿生指了指隔壁房间，说：“今天老人家放假一天，在休息。”
于是我们轻声说话。
不久，突然传来低闷的四川口音吟诵声，才几句，又停住了。
李小林说：“那是但丁，爸爸在背。”
我转头看去，房门关着。
第七章
吴石岭
一
在我忙着挖防空洞期间，外公到了上海。
此时的外公，已经七十二岁，在乡下过日子还算安定，因为有小舅舅朱仲林先生照顾他。
小舅舅毕业于余姚中学，没上过大学，但智力水准很高。他先在苏州一家化工厂担任技术员，后来在国家动员城市职工下乡务农的运动中，拖家带口回家做了农民。他快速地在乡间建立了威望，原因有三：一是肯吃苦，又善于在农活上动脑筋；二是他会讲故事，每天晚上家里都挤满了听故事的乡亲；三是他能看懂上级下发的各种文件，在大量官样文章背后找出每一个文件的真实意图。结果，才几个月，乡间的上上下下，都离不开他了。
外公有了小舅舅的照顾，不必像以前那样亲自张罗生计，便心生悠闲，想来再看一次上海，这座他度过了少年、青年和大半个中年的城市，这座居住着他的大量亲戚和朋友的城市。
外公这个人，一生对灾难缺少敏感。这次来上海，还是这样。
那天我穿着浑身泥渍的衣服回家，看到他，惊喜地叫一声“外公”，他回身看我一眼，问：“啊，是秋雨，下田啦？”他忘了自己今天已经到了上海。
我说是挖防空洞，他也不细问，两只手不停地摸着显然刚刚剃过的光头顶，说：“秋雨啊，我活了那么久，你知道什么事情最让我快活吗？”
我没想到外公在阔别多年后一见面会向我提起这个具有人生概括意义的大问题，不禁精神一振，等待着他的答案。
他笑了笑，说：“光头，刚剃完，用手慢慢摸，最快活。”
我听了，失望地“唔”了一下，心中暗笑外公。
三十年后的此刻，我又“唔”了一下，心中暗笑自己。
那天他一到我家就下楼剃头去了，因为看到楼下有一个扬州师傅的剃头铺子。我们家乡也有剃头店，但手艺比不上扬州师傅，主要是少了那种“上下其手”间边边角角的小舒服。外公对上海生活的怀念都是极琐碎的细节，今天一来就快速地偿还了一笔多年的相思债。当然还有其他好多笔，他早在心头做了一个账本，准备这次一笔笔勾销。
他又摸了一下头，转身对我妈妈说：“阿文怎么还不回来？明天是礼拜天，要他陪我去老半斋！”
“阿文”是他称呼我爸爸的小名，老半斋是上海的一家老面铺，做的镇江肴肉很有名。这显然又是他心头的一笔债。
妈妈抬头看了看外公，平静地说：“阿文回不来，被隔离了。”
“什么？”外公没听明白。
“隔离。说是有问题，关在单位里。”妈妈说。
外公对于自己不知道这个消息有点生气，“你婆婆在乡下经常见面，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有什么用？”妈妈说。其实，我猜想祖母是曾经想告诉他的，但每次见到他都是这么一副乐滋滋的模样，不知从何开口。
“关在哪里？我明天去看他。”外公对妈妈说。
“你不能去。”妈妈说。
“我这么大年纪了，怕什么？”外公说。
“你是地主，这也是他要交代的问题。”妈妈说。
“那我就不去。”外公很干脆。
第二天，他独个儿步行去了老半斋。
我想象着外公走在上海街道上的情景。
街道对他既熟悉又陌生。
他对街道，也是既熟悉又陌生。其实，上海的街道与他上次来，没有太大区别，除了标语，其他都是旧的，而且越来越旧，一派不想作任何改变的固执模样。
但是相比起来，更固执的是他。人固执起来，什
么也扭不过。
由他，我想起一幅图景。有一天全市的造反派不知庆祝什么，满街人头济济、锣鼓喧天，我到静安寺去修鞋，被闹得头昏脑胀。但是正在此刻，我被一个奇怪的形象吸引了。一位瘦瘦的老太太，七十多岁了吧，穿着一身紧身的老式法国时装，头戴一顶银灰色软帽，与身边密密层层穿着宽大军便装的二十几岁妙龄姑娘相比，她甚至说得上“风姿绰约”。她严格地按照红绿灯过马路，来到一家叫“西区老大房”的食品店，要一块很便宜的鹅牌咖啡，又与服务员商量，在柜台里找出一套匙碟，泡上。她站在沿街柜台边用小匙慢慢搅动咖啡的姿态，恰似在巴黎拉丁区。我惊恐地看了看四周，担心她遭来麻烦，但是，她的旁若无人和至高年岁，使人们无法向她靠近。我想，外公去老半斋，一路也是这样的吧？
两位老人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为什么周围的厉词恶语能伤害我们？因为我们与它们处于同一个语法系统之中。两位老人呈现的是另一种语法，因此与周围世界无法沟通，当然也很难造成伤害。
二
外公住在我家，亲戚们都来看他，我又见到了长久未见的姨妈和表哥王益胜。
姨妈脸色有点疲惫，但仍然精神抖擞，像是在忙着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益胜哥中学毕业后到闵行的上海电机厂做了工人，是模具翻砂工。我想这对于寄托了大半辈子企盼的姨妈来说，一定颇为失望。但是，当她得知我这些年来的经历，心里也就平衡了。
“不读大学也好，益胜受不起你那么多苦。”她对我说。
益胜哥魁梧奇伟，穿着一身显然认真裁剪过的合身白衫裤，即便远远看去也非常吸引人的注意。但他今天好像与姨妈有什么疙瘩，姨妈一次次向他投去审视的目光，他一次次避过，故意与我讲话。
姨妈看了我一眼，笑笑，然后摆出把话挑明了的神情，正面询问益胜哥：“中午没去？”
“去啦。”益胜哥回答。
“没去！”姨妈口气硬了。
“去啦！”益胜哥口气也硬了，“没找着。”
“我远远跟在你后面，你根本没进复兴公园的门。”姨妈说。
我大体能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什么事了。听前两天来看外公的二舅舅说，姨妈现在一直张罗着为益胜哥找一个妻子，到处托人介绍，还强制性地安排了一个个约会的地点，益胜哥却躲来躲去，爱理不理。
“你跟着我？”益胜哥想对姨妈发火了，但一接触到姨妈的目光就软下来了。他看到事情已经摊开，便向我苦笑一下，说：“我妈想包办我的婚事。”
姨妈说：“那女孩我见过，比以前几个都好，文化程度也高。”
益胜哥嘲讽地说：“是啊，文化也太高了，我连她的名字都写不来，这怎么谈恋爱？”他笑着转向我说：“放着珍珠宝贝的‘珍’字不用，用了一个西土瓦的甄，说也说不明白。后面一个字，是声音的声的繁体，去掉一个耳朵，换上一块石头……”
我说：“甄磬，这两个字还不算太生僻。”我突然产生怪想，问：“不会姓颜吧？”
姨妈吃惊地回答：“正是姓颜，你认识？”
我说：“不。我是觉得这三个字合在一起，发音上很像中国古代一位大书法家的名字。”我又把这个名字一字一字地读了一遍。
四
外公对这些婆婆妈妈的谈论不感兴趣，走到阳台上去了，但他听到了颜真卿，立即转身回来。看着屋里这些不太可能谈论颜真卿的人他有点困惑，只得问我一句：“秋雨还在弄颜真卿？”
他这个“弄”字用得太不妥当了。如果光说我在练颜真卿的字，说“弄”还很大气，但屋子里其他人心中的“颜真卿”可是颜甄磬，一个女孩子。在我们家乡，说到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万不可动用这个“弄”宇的。
我连忙向大家解释外公的本义，然后回答外公：“还在练。”我小时候练颜真卿还是外公提议的，由他的提议，我向叔叔说起，于是有了购买《祭侄帖》的事。现在我为了纪念叔叔，一有空就磨墨练习《祭侄帖》。这些后事外公就不知道了，尽管他已听说叔叔的不幸亡故。
那天晚上，等姨妈、益胜哥他们一走，外公要我写一页颜体给他看看。
当我才写一行的时候外公就非常吃惊。等我写完半页，外公已在对我妈妈说：“秋雨已经写得比我好了。”
妈妈说：“他练这本帖子，是纪念叔叔，所以用心。”
外公没有追问叔叔和这本帖子的关系，只是在嘴里不断念叨：“今后我不能写了。真的，我现在一写大字就手抖，以后都要让秋雨写……”
我知道，他所说的写字，是乡人叫他写墓碑。
妈妈说：“年纪那么大了，真可以不写了。但是，你最后还必须写一块，他叔叔的。”
外公知道这事他不能推，我的祖母在乡下也郑重地托过他。
外公一直害怕我叔叔，在叔叔面前总觉得自己是旧社会的落后人物，句句是错。他为叔叔写墓碑，一定抖抖索索，十分拘谨。当然，我也能想象叔叔在天之灵的惊异：自己的生命，竟由这位被自己一直看作“破产地主”的悖时亲戚的笔，来封合。
叔叔那块墓碑，当时由于经济原因，做得实在太小，外公又很不合宜地写了“同志”二字，好像是他在山林茂草间悄悄地为这位屈死的晚辈平反昭雪。但我叔叔一生没参加过任何党派社团，从来不是谁的“同志”，而外公，也不存在以“同志”的名义为他平反昭雪的身份。由于每次见了这方墓碑总觉得有点滑稽，与悼念气氛不合，在大地回春之日，我们重修叔叔陵墓，不得不换了一块，这次是由我来恭敬书写了。我们还特意把叔叔墓前的水泥平台，一直铺到不远处的外公墓前。
这是后话。
五
我在写颜真卿受到外公表扬之后，来了兴致，每天挖防空洞回家，都要在外公面前练毛笔字，请他指点。
外公还是不断地摸着光头，声声称赞。我听得出，他的称赞主要不是针对我的书法，而是在感叹儿孙辈长大的迅速。因此，称赞声中夹带着一点失落。
“苦练一辈子，却被自家儿孙一步超过！”他自我解嘲。我拿着蘸好墨的笔让他写几个，他总是不肯。
这种情景应该有点普遍性。很多年后，上海戏剧学院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女教师徐频莉告诉我，她父亲半辈子迷醉写作，日日练笔，月月投稿，坚韧不拔，有一天拿出一本新到的《人民文学》杂志给正在欢蹦乱跳的少年徐频莉看，说：“整天只知道玩，人家与你一样的名字，文章都发表到《人民文学》了！”当徐频莉怯生生地告诉父亲，这正是自己的作文，老师推荐发表的，从此父亲不再练笔，顷刻老去。
记得我当时给徐频莉讲了一条美学原理：“滑稽比悲剧更残酷。你让本来充满了悲剧感的父亲突然感到了自身的滑稽。”
我的字，倒是没有对外公产生那么大的冲击，但确实由于我，他握惯了笔杆的手更多地去抚摸头顶了。
其实当时我能握笔杆的时间也不多，天天握着铁锹挖防空洞。
有时，工宣队员和后来进校的军宣队员，也会来到挖防空洞的现场，大声朝我们喊：“谁会写毛笔字？”
那年月，标语、布告、大字报每日不断，会写毛笔字的人总是不够用。
“不会写！”我们大声回答。
工宣队、军宣队看我们劳动那么辛苦，心想如果能写毛笔字谁不想放下铁锹换毛笔轻松一会儿？因此估计我们确实不会写，也就走了，另去找人。
结果是，在那漫长的灾难岁月，谁也没有在大字报栏、标语栏里，欣赏过我那一笔来自颜真卿《祭侄帖》的不错书法。对此，我想，从颜真卿到我叔叔，都会满意。
我们在劳动现场已经什么也不怕，就怕再来一个谢顶的某师傅或不谢顶的某战士，要我们去写字作文。
正是怕啥来啥，那天，正这么想，一个军宣队员找到了我，自我介绍叫王政，但他叫我名字时的发音，却很特别。
王政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纸头，一边翻一边说：“周总理一号召，到处开始编教材、编字典，都来要人，这么小的学院，人都要光了。这张是朱端钧，这张是张可，这张是柏彬，这张是王昆，这张是吴瑜珑……对了，这张是你的，复旦大学，兄弟院校，不好拒绝。”
我一看，是一张简短的油印通知，落款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育革命组”，要我以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青年教师的身份，去参加一个鲁迅教材的各校联合编写组，但把我名字的最后一个“雨”字写成了“而”，怪不得刚才王政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