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最后一个“雨”字写成了“而”，怪不得刚才王政叫我，也奇奇怪怪，我听了没有反应过来。
我嫌路远，无法照顾家庭，反复推托。王政说，可以给我报销一张公交月票。
教材编写组设在复旦大学的学生宿舍里，组长是华东师大的教师，副组长是复旦的教师，组内有一半是工农兵学员，按照当时的原则，他们也是领导。编写任务其实很轻，工农兵学员们在为少年儿童出版社写一些鲁迅的小故事，用的笔名叫“石一歌”；各校来的教师在为工农兵学员注释几篇鲁迅作品，再为他们写一本通俗的鲁迅生平，我分到广州一段。鲁迅在广州只逗留了短短几个月，写起来很简单。后来听说还要为学员写几个与鲁迅对立的人物的小传，我选了胡适，从五十年代出版的几本批判文集中摘抄了一些材料，但刚写了一个开头就觉得没有意思，不想写了。
六
周恩来总理指示上海高校文科复课，以鲁迅作品为教材，这算是保存了一些可以与革命思潮并存的文学性。对此，周恩来总理是动了一番脑筋的。
林彪事件后极左势力受挫，周恩来力主大学复课，但毛泽东主席似乎只强调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没有提到文科，这在当时就成了一件缺少“最高指示”的难事。但是，周恩来知道毛泽东推崇鲁迅，又知道鲁迅是真正的作家，因此在文科教材的问题上找到了一线活路，这便是他历来处理人际关系、办理外交事务的高明手法。为了谨慎，他觉得最好先做一些试验，便在一次陪非洲外宾来上海时，指示上海的高校先试试看。谁知各校老师凑在一起，最难的不是别的，而是作为教学对象的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程度实在太低了。为了适合他们，编出来的东西至多只有初中水平，甚至仅止高小。我只花几天时间就把所有要写的文字都写完了，空等着别人不知什么时候才写出来，真觉得比挖防空洞还无聊。因此，成天在复旦校园里闲逛。
复旦的校园当时倒是一片热闹，气氛与上海戏剧学院很不一样。
复旦的热闹，与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形势有关。文化大革命，现在一般人总是粗粗地说是“十年浩劫”，其实按我的实际感受，应分成几个阶段，供今后的“文革”史家参考。“文革”的酝酿期大概有两年，正式起步期是一九六五年，标志是“走资派”这个概念的确立以及姚文元开始批判吴晗；爆发期是一九六六年五月至六月，标志显而易见；一九七一年是它的逻辑终点，标志是林彪事件；一九七六年是它的历史终点，标志是毛泽东主席去世和“四人帮”的倒台；一九七八年是它的思想终点，标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里有好几条容易被忽视的重要界限，譬如，一九七一年的逻辑终点。到那时，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行为主轴已经明显地以失败告终，以后的岁月，就是两派在如何评价这个行为主轴的问题上反复搏斗了。周恩来、邓小平显然是要努力以实际工作来纠正它的错误，而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和后来的“两个凡是”，则是反对这种纠正。
我在复旦的一九七三年，曾经名震上海的复旦学生造反派已经失势，大多数教师已经出来工作，有的在给工农兵学员上课，有的在编写教材，我们住的学生宿舍十号楼就挤了十多个教材编写组和翻译
组。有一些比较著名的教授与毛泽东主席有直接交往，更显出一种举手投足间的特殊派头，这在其他高校很少见到。例如，写《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刘大杰教授总是穿着呢料深色中山装站在路边与教师和工农兵学员聊天，手上拿着一支香烟，态度非常和蔼。聊天时目光却穿过围着他的人圈，注视着路上来往的行人。过一会儿，一支香烟抽完了，要换一支，他会从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摸出一个红颜色的牡丹牌烟盒来，拿到围着他的人群前让大家随便取用。教师们都恭敬地摇手退让，几个工农兵学员却会大方地各抽一支出来，并且划着火柴为刘教授点上，再为别人和自己点，一根火柴能点四五个人。刘教授讲湖南话，我几次见到都隔着人群，听不清他在讲什么。后来听说，毛泽东主席在一次推荐邓小平先生重新出山的会议上要许世友将军读《红楼梦》，全国上下都不解其中深意，更何况许将军是一名和尚出身的粗犷武夫，与《红楼梦》南辕北辙。正好刘大杰教授以前写过一篇论《红楼梦》的文章，复旦大学有关部门就印给工农兵学员阅读，有些地方闻风还拿着这篇文章办起了一个个学习班，大家都以为，既然刘大杰教授与毛泽东主席有交往，他的字里行间也许夹带着某种毛主席没有明言的隐秘。我翻阅过那篇文章，什么也没有看出来，而且觉得刘教授对《红楼梦》的见解并不精彩。我只叹息，早知道毛泽东主席喜欢《红楼梦》，我叔叔也不会挨斗自尽了，真是死得冤枉。
与所有的高校一样，复旦大学的领导也是工宣队，其次是工农兵学员。当时上级对工农兵学员提出的要求是“上大学、管理大学、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听说也有一批教授被“结合”到学校领导班子里边去了，譬如在中文专业就有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郭绍虞教授和写《修辞学发凡》的陈望道教授，其他系科有哪些教授被“结合”，就不太清楚了。但我想他们也只是摆设，不会有什么实权。
我当时在复旦，唯一的也是最亲密的朋友是外语系的翁义钦先生，他的太太与我家是小同乡。翁先生的专业是俄语，当时中苏关系已彻底破裂，我问他：“多年不用，没荒废吧？”他说：“即使在大批判最激烈的日子里，每天回家也必须渎一篇托尔斯泰的原著。”
我对复旦大学的教师们有一种很高的整体评价，而且经过几十年之后直到今天，这种评价有增无减。他们的学术成就未必永远胜过其他高校，但他们有一种不知如何形成的君子之风，即便在政治风雨中也默默固守着。例如，大学者章培恒先生在反胡风的斗争中为了帮助朋友而受难，凡是我遇到的每一位复旦中文系的教师，说起他都竖大拇指，没有人在背后说他一句坏话。复旦里边当然也有善恶是非，却很难听到有哪几个在社会上闹得鬼头鬼脑、腥膻满天的人，居然是复旦教师。说实话，对有些高校，哪怕是更有名的，就难说了。
我流落复旦的时间很短。翁义钦先生知道我家因爸爸的问题而陷入赤贫，怕我饿坏，每星期带我到教师食堂去改善一次伙食。印象中，他总会给我点一个菠菜炒猪肝。此后二三天，我的精神就会好一些，但还是无所事事。
我们这个高校联合编写组里掺进来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比较奇怪。不知有什么背景，不便多问，他也独来独往，行迹匆匆。大家散步闲聊时见他过来，往往就停止说话。那天中午见他匆匆从校门外进来，我们点过头正要让路，他却站下了，说：“我全见到他们了！”
‘
“见到谁呀？”大家问。
“工总司的司令们。他们的学习会，我给他们讲鲁迅，他们都叫我老师。”他说。
“他们也听鲁迅？”大家奇怪极了。因为当时在一般大学教师眼里，“工总司”的司令们大多是没有文化的混子。
“他们还问我了，鲁迅抽什么烟？”他说。
我们等他说下去。
“亏得我在一本回忆录里读到过，就立即告诉他们，青鸟牌。”他一笑，露出两颗发出铜绿的金牙齿。
他的神情使我一哆嗦，立即下了一个决心，从此不再理他。因为，我爸爸的灾难，我全家的灾难，都来自“工总司”。
我走开后还是气愤难平。当时年轻气盛，总觉得应该治他一治，为他那“青鸟牌”。
当天下午，根据我的谋划，我与工农兵学员夏志明、邓琴芳等几位演了一出恶作剧。
我先叫邓琴芳故意哑着嗓子打一个电话进来，找他，说外地有人来咨询重大课题，学校工宣队郑重推荐由他来接待和回答。
“学校工宣队怎么会知道我？”他显然十分兴奋。
“可能是市里的工总司打了招呼。”邓琴芳说。
过了一会儿，夏志明戴了帽子、眼镜和口罩，披了一件军大衣出现在他面前。握了一下手，也不寒暄，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张由我拟写的纸条开始读问题：
“鲁迅一共曾提到过五种狗，哈巴狗、叭儿狗、癞皮狗、落水狗、乏走狗，请问，这五种狗各自的特征是什么？共性又是什么？”
他—听有点懵，嘴里嘀咕着：“哈巴狗、叭儿狗……”
夏志明心太急，也许是怕露馅，又把我下面的问题一口气读了出来：“再请问，叭儿狗是不是哈巴狗的儿子？还要问，是不是乏走狗实在走乏了，腿一软成了落水狗？另一个问题是，癞皮狗的皮，今后还能不能做狗皮膏药？……”
这连珠炮似的荒诞问题使他眼睛睁得很大，而且很快就警觉了。他站起来，围着夏志明走了一圈，便干笑两声。
所有的人其实都在门外偷听，这下就哄然大笑了。但他却收住了干笑，冲着夏志明说：“这些问题，不是你想得出来的。”然后快速地扫了我一眼，气鼓鼓地走了。
我当时没有预感，他会用多长的时间来报复我，只感到，连这种恶作剧也是无聊。
哪儿都无聊，怎么都无聊，因此，只想天天回家与外公聊天。
七
那天回家，只有外公一个人在，他一见面就告诉我，姨妈和益胜昨天又来了，约我赶紧去他们家一次，商量点事。
“大概什么事？”我问。
“好像是益胜找对象的事，母子意见不合，找你评理。”外公说。
“妈妈去哪里了？”我问。
外公这才着急地告诉我：“啊呀你看我，忘了正事。你爸爸在单位的隔离室里生了病，她去看了。”
我想，干脆先到姨妈家去，快点谈完，然后顺道去看爸爸。爸爸历来病病歪歪，我不太在意。
到姨妈家，他们两人都在，见到我非常高兴。姨妈给我倒了一杯茶，端出一盘瓜子，看了益胜哥一眼，就先发制人：“秋雨，你们是兄弟，你又是大学生，评评理……”
一开始我有点不好意思当着益胜哥的面听他的恋爱私事，但当我看到他投向我的诚恳求援目光，就认真听下去了。
原来，益胜哥对姨妈张罗介绍的一个个“对象”都避而不见，全是因为他心中已经有人，而姨妈，却死活也不能接受这个人。姨妈不接受的第一个理由，是那位女子以前结过婚；第二个理由，是现在也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职业，只是一般的小裁缝。“她就住在对面，只隔了一条小弄堂，前后左右邻居都知道，叫我怎么做人！”姨妈说。
我看了一眼益胜哥，等他反驳。他只说：“妈说的都对，但人家人好。”
我的立场立即无保留地站到了益胜哥一边。
立场一明确，心态也轻松了，我开起了益胜哥的玩笑：“只隔了一条小弄堂，窗对窗眉目传情吧？”
益胜哥老实地说：“还隔着好几家。”
姨妈说：“狐狸精自己招人，故意在窗口伸头。”
益胜哥说：“怎么是狐狸精？人家是正派人。”
我还是对益胜哥开玩笑：“怪不得你的衣服穿得越来越有派头了，以后请嫂子为我做一套……”
“秋雨！”姨妈小声阻止。
我转向姨妈，态度恭敬地说了一段话：“姨妈，你记得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到江苏太仓劳动过吗？前些天我又去了一次，见到一对小夫妻，也是对着窗认识的，女的也是小裁缝……”
姨妈很警惕：“是你编的吧？”
我只管讲下去：“其实那女的原先不是裁缝，是当地的一个锡剧演员，可漂亮了。一天她洗澡没拉好窗帘，发现对窗有一个男子在偷看，就惊叫一声。结果是，叫声惊动了她的丈夫，对窗的男子是一个小学教师，立即被批斗。当地也在搞‘文革’，找不到敌人，正好把他说成是坏分子，站在街边示众。”
在房舍狭窄的中国小镇，这种故事很寻常，我曾看到一位老作家还拿这样的故事写过小说，但我当时给姨妈和益胜哥讲的是真事。
“这样做也太过分了，她自己没有拉好窗帘。”姨妈总是站在女方的对立面。
“有意思的是后头。”我说，“她觉得对不起这位小学老师，自己一声惊叫给他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就天天到造反派那里去说情，说是自己不好，没拉窗帘。造反派说，没拉窗帘也不能偷看，还是坏分子。她丈夫与造反派的观点基本一样，于是夫妻间就激烈争吵起来。争吵的结果是，她天天为那个被示众的小学教师送水、打扇，成了镇子里的一大景观，远近村庄也来围观。她丈夫觉得丢人现眼，一次次来打闹拉拽，结果只得离婚。”
“她应该与小学教师结婚！”益胜哥说。
我说：“他们和你想的一样。结婚前，她去与造反派论理，说这下他不算坏分子了吧？哪有偷看妻子洗澡成为坏分子的？造反派说：那时你们还没有结婚，因此还是坏分子。”
“这就好笑了，她结婚后还成了坏分子家属？”益胜哥问。
“是啊，”我说，“按照当地绕来绕去的土俗说法，她的身份全称是：一个偷看过老婆洗澡的坏分子的臭老婆。”
姨妈一听也笑了。
我继续说：“结婚前，剧团的领导找她谈话，说剧团正在精简裁员，你成了坏分子家属就很难留得住了，现在还来得及中止。她回答说，不能中止，裁吧。一裁，她自己倒是去做裁缝了。”
“真的也是裁缝？”益胜哥惊喜。
我点点头，说：“几次看到这对夫妻同出同人的背影，心想，我那在安徽自杀的叔叔如果当初遇到这么一个女朋友就好了。”
说到叔叔，姨妈也叹息了，“是啊，身边有一只女人的手撑着，怎么也倒不下来。”
“他们还戴着坏分子的帽子吗？”益胜哥问。
“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