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９年之前，中国社会凶险，运动频繁。林斤澜说：“当时谁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谁都不谈自己的人事关系，越少说越好，能不公开不公开，为了自己，也为了朋友。”１９７９年，社会安定，人心舒畅，回到阔别三十三年（１９４６年从重庆回温和谷叶定终身）的温州。灵犀两人，一见面就兄弟般的亲热。当时马骅已从杭州大学退休，被温州市教师进修学校聘请，一周对教师授课半天。林斤澜先生到教师进修学校里来，做了半天的讲座。我当时是民办教师，从乡下赶来，坐在中排。林斤澜掉了一个牙，那天鼻毛很长，声音朗润，笑声响亮。这次讲座是马骅请的。多年后林斤澜说：“马老叫我讲座，我还有什么法子呢。”
我到北京，每次遇见林斤澜，他似乎首先都要问“马老身体好吗？”让我捎带给温州亲友的赠书，看书的多少，但给马骅的似乎每回都有，题“老大哥马骅存念”。林斤澜夫人谷叶也感念他，还谈起他的夫人林绵（谷叶同龄人、女友），和另一个女友张古怀。林斤澜几次到温，我来接风，他都要首先吩咐：“叫马老一起吃饭。”每次见面，两人总要牵手摇上大半天，哈哈哈哈笑上一阵。马骅已经戒酒，与林斤澜一起吃饭，总要喝上两盅。１９９９年马骅得肺炎，温州第二人民医院诊疑癌症，我把这事报告林斤澜，林斤澜反复只有一个字：“哟……哟……”后来马骅的“癌症”被温州医学院附属一医排除了，我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林斤澜，林斤澜嗓子很亮：“哈哈，你看看这个事情……你看看这个事情……”
马骅说：“斤澜对我确实好。八十年代初，我和林绵要到北京，斤澜写信来，说一定要住在他家。他把定量供应的牛奶和鸡蛋给我们吃。他放下手头事情不做，和我一起去寻找我的战友、朋友、老熟人，如商白苇、谷超音等。我到长城去，他非要我多穿衣，说长城内外，天气不同，结果那天却很热很热。他得知我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时候，非常惊讶，说：‘去去去，我们到唐达成那里去！’唐达成少年在温州读过书，知道我，和斤澜关系很好，是作协党组书记。在他那里，当即填了表、盖了章。”
１９９１年，林斤澜约汪曾祺、邵燕祥、刘心武、姜德明、郑万隆、赵大年等采风永嘉，他们回京写了散文。林斤澜和时任永嘉县委副书记的李文照，结合温州作家写永嘉的散文，选编了一本以汪曾祺的散文《初识楠溪江》为书名的集子，交旅游出版社出版。集子的第一篇，便是马骅的《留给大箬岩的踪迹》。汪曾祺拿到书后不高兴，认为自己的散文比马骅的好，怎么会放在后面呢？林斤澜说：“你的文章不是做书名了吗？马骅是我的老大哥啊。”汪曾祺这才默然。
马骅今天的居室，已与三儿子对调，从六楼搬到二楼。马骅的居室，窗明几净，摆设井井有条，讲究字画的装点，花草的怡情。富贵菊非常茂盛。林斤澜家有龟背菊，也有汪曾祺一幅画，但更多的字画（比如老舍的沈从文的茅盾的）被捆扎起来放在门后，满是尘垢。书啊，酒瓶啊，有些杂乱。而且，进门就黑。林斤澜会自己掏出一把小钥匙开门，不麻烦夫人。而马骅永远不带钥匙也不带钱，夫人鞍前马后地照顾他。他好像挺讲究气派，他有政治家的气度和气魄，他眉宇之间有常人没有的英气和豪气，不管坐着或站着，大家都会感觉到一种庄重的存在。他比我矮得多，但我总感到他非常高大。他说话字正腔圆，宏观发论，枝经肯綮，很连贯，逻辑性强，一场说话就是一篇文章。这与林斤澜不同，林斤澜不与文学沾边的话，不会长篇大论，不善于在会议上讲话，就是讲话也不成文章。他多半是插话，那是睿语妙语，或诙谐，或幽默。偶有危坐说话，也短，总是形象的，多半是比喻，或者用类比的方式。
１９４１年暑期，在盐城，曹荻秋找马骅谈话，给了他一百元的路费，让他回温带新婚妻子（也是共产党员）出来，到新四军。不料回温后不久沦陷，又不久妻子怀孕，又不久被国民党捕了去。这就断送了他的政治理想，连共产党也疑心他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他被几个学生推上民主促进会温州主委的位置。顺理成章是温州市政协的常委。他做了不少好事。
由于他和唐湜都在这个党派，两位介绍，我也欣然加了进去。我有头无脑，不懂权力的厉害，自以为耿直，在原来的单位学校中与校长闹别扭，我的职称多年被死死摁住。我偶然与马骅谈了这事，他深表同情，叫我写个材料来。我写了材料，他转给了温州一位副市长，结果我的处境就更苦了，我的学生回校已是一级教师，而我仍是初级。后来林斤澜知道这事，他不赞成我写这个材料，明确说：“在名和利上要退一步。”
林斤澜和马骅两人受儒家的影响很大，温敦达观，笑朗心明，洞烛世事，修身益人。马骅的组织力很强，今年八十八岁了，还可说是个社会活动家；而林斤澜的亲和力更大，尽管也喜欢与朋友与青年相处，但骨子里是一个纯粹的作家。林斤澜还受佛与道的影响，他对世界的感悟极其深刻，他的微笑的背后隐藏着智慧的风云。他的人生境界不是常人所能达到，的确如此。
在这一点上，唐湜简直是个小孩。他非常单纯，非常天真，他的手上没有一个处世哲学的本子。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他不知道；温良恭俭让，他好像没有听说过。他的一生，像是葛朗台的临终，脑中无他，只有金子；而唐湜呢，只有艺术和写作。
温州师范学院教授姜嘉镳说：“有回，两人吃汤面，我吃了一半就放下筷子。老唐问我：‘你不吃了？’我说不吃了。他就把我的半碗端了去，呼呼倒下。”有一回，一个女孩拿着苹果吃前先玩玩，家长要培养她的好客，对她说：“递给唐爷爷吃，递给唐爷爷吃。”女孩凭感觉知道唐爷爷不会吃的，大方地递给了唐爷爷。不料，唐爷爷拿来就吃，害得女孩嗬嗬大哭。他不会社交，在熙攘温州，市政府不知道他是谁，连文联也很少留意他。几年前，他八十岁诞辰，只有马骅念叨他，我们《温州晚报》的部室在顺生大酒店摆了四桌酒，为他祝寿。他一过来就吃，好像这个活动与他没有关系，最后没有一人打包的，就他打走一个包，却是两段排骨。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３日，“唐湜诗歌座谈会”在温州师范学院召开，林斤澜、牛汉、屠岸、邵燕祥、谢冕、吴思敬……济济一堂。林斤澜回到住处均瑶宾馆时对我说：“这老唐，哎呀哎呀，座谈会上只管吃糖，吃葡萄，吃苹果，好像是别人的作品座谈会一样，别人的座谈会，也不能这样吃啊。”
而且，唐湜有糖尿病，他夫人每天定时让他吃药。但是没法子啊，唐湜有北大荒饥饿的经历，对食物的攫取哪能由得他呢？由不得他。
大约是１９８６年始，我在温州市瓯海中学教书，兼任这个学校的文学指导师。我请过林斤澜和马骅给学生讲过课，也请唐湜给学生上课。前二位讲文学，声音亮朗，感染力强。而唐湜上课，牙痛一般，声音含糊，重复又重复，一个多小时下来，你听不出他在讲什么，连主题是什么都讲不清楚。那天散会的时候，学生都跟着，他拉住我的衣角，问：“你要给我讲课费的，这个要对学校讲。”其实一百元我已领来，放在信封里了。温州文联有个刊物，从前是公开发行的《文学青年》，旭日夺目，贾平凹、王安忆、铁凝、韩少功、张承志都是顾问，莫言、何立伟的稿子屡投屡退，终因一期封面女郎的乳房偏大，被浙江省委宣传部杀灭。无奈改成内刊，叫《温州文学》，唐湜偶有投稿，走到文联，拿很多的稿纸和信封，然后郑重对编辑讲，稿费我自己来拿，不要寄到我家。问为什么，他说：“我老婆很厉害，寄到我家我一分钱也拿不出来。”其实呢，他就不会花钱，他夫人对我说过，他有钱放在身上，过一会儿就是小偷的了。这是我相信的。我也相信他的家是他夫人掌的舵。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日，唐湜诗歌座谈会前晚，《温州晚报》为来宾接风，我们派车接他赴宴，说谁谁谁来了。他颤巍巍摇晃晃站起来，看着夫人，哀伤地说：“都是老朋友，我要去，都是老朋友，我要去……”他夫人一摇头，只说了一句话：“外面墨黑！”他就去不了了。
他非常率真，毫无城府。他对人说夫人不好，说自己曾养很多的花，很好看的花，有回出差北京，回来花都死光了，原因是夫人动用了开水！与儿媳闹矛盾都找我们媒体，要求处理她。一回浙江作协评选老作家奖，先由市里推荐。他当着一堆人，说童话作家金江没名堂，是小儿科，而马骅也不如他。在温州，三位算是泰斗了，简称“马唐金”。马骅听到传话，哈哈大笑，“这老唐，这老唐……”而金江就记住这件事，很是难受。而唐湜虽然背后说人，但倘若马骅金江在当面，他也会这样说的。《温州晚报》一位副总编，亲口对我说一件事：他在大学时，爱好诗歌，曾把作品拿给唐湜看。唐看后，微笑说：“你今后不要到我家来。”问为什么，唐说：“诗歌不是这样的。”但，唐湜对有才气的青年却很喜欢，有时能做到诲人不倦。
我曾经思考一个问题：在北京这样一个地方，林斤澜这样活跃的人打不成右派，而唐湜却是，唐湜是怎么了。我问唐湜这个问题，他又是牙痛一般说不清。一会儿说胡风什么，一会儿又说“林默涵，这个，坏人，坏人……”后来在《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中，我终于找到了答案。那是唐湜在北京任《戏剧报》编辑的时候。
杜高：我和赵寻、蓝光夫妇关系的恶化是在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中。他俩既是运动的积极分子，又负责我的专案。我很惧怕他们……路翎被捕后，他们就认定了我是剧本创作室的头号斗争对象，只要他们一旦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就可以把我送进监狱。因此，他们对“小家族”穷追猛打，同时希望从我身上发现更重大的政治问题，诸如我是国民党员或中统特务之类。在审查我的过程中，赵寻的夫人蓝光是最激烈的一个，她的斗争性最强，态度最严厉。档案中保存的那一次次谈话记录实际上是审讯记录，有的标明了谈话时间“午夜十二点”，这些谈话几乎都是她主持的。她是主要的提问者。正因为这样，我对肃反运动的不满首先是对运动中的这些积极分子的不满，而赵寻、蓝光夫妇又是最主要的两个人物。
１９５７年，赵寻根据苏联的一篇名叫《小苍蝇变成大象》的童话改变成了一个儿童剧，发表在他主持的刊物《剧本》上，而后又获得了这个刊物主办的“剧本”奖。这时正开始大鸣大放，赵寻作为戏剧家出访尼泊尔。一天，唐湜来找我，他对赵寻改编的这个剧本获奖很有意见，提议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写一张大字报，我正想发泄对赵寻的不满情绪，于是立即提笔对赵寻大加讽刺（那张大字报叫《小苍蝇怎样变成大象的》）。
做女红
季红真
季红真
女，中国作家协会创作部研究员，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萧红研究的专家，著有《萧红传》等作品。
一
做女红的说法不知起于何时？
红是形声字，左边象形，右边注声。象形随丝，当与养蚕、缫丝与纺织相关；音是禾与工的反切，也就是禾的声母拼上工的韵母。同时工也具有干活的意思，那么“红”字也可以解释为干与丝相关的工作。尽管它最初的语义是指特定的颜色，应该是源自对包括生命在内的自然现象的命名，矿物质的颜色，人与兽的鲜血、花卉的颜色、以及太阳在某个时间的色彩等，从中抽象出共同的特点加以概括。在色彩的基本意义上，特别强调了指涉女性的文化含义，红颜薄命、红粉知己等，都是性别指认的套话。这大约是起于对女性生命现象的发现，身体潮汐循环与生育时的血水奔流，都是红的具象，与石榴花显示着相同色彩，故有以石榴裙指代女人的说法。将植物与女人相类比，这显然是男性的视角。红前加女，重叠的语义区别于自然现象，体现着人类性的文化特质，同时也是对这一色彩象征双重语义的强调，可以理解成红上加红。
推广开去的各种意思，则使这个颜色在语言所象征的文化体系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功能。它象征喜庆、主吉祥，古时的读书人“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都要披红挂花。它又象征顺利与成功，“开门红”、“满堂红”、“红歌星”、“红舞女”，“红得发紫”是对一个成功的人充满嫉妒的讽刺。而不知道从什么时期开始，它又和革命发生了联系，象征着暴力流血的政治变革，大概是专取红字色彩的单一意义。而这又与宗教的神秘信仰相关联，中国的萨满教认为红色具有驱邪镇妖的功能。这种信仰一直延续到“文革”，所有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名字上都要打一个红色的大叉子。就连基督教中也有相近的观念，美国作家霍桑的名著《红字》，在女主人公的胸前缝上红色的十字架，惩罚她违犯教规的越轨行为，煽动普遍的歧视。进入商业社会以后，“分红利”更是普遍的集资分配方式。就是在革命以后，新的权力结构中，也仍然存在尊卑贫富的差别，于是有了“新阶级”的命名，这又重合于前一种语义。以上三种意义附着在原始语义上，都使红色关联着现世的利益，意味着顺遂和发达。其中也包括了女性的文化价值，作为男人欲望对象的体现。所以它又概括着所有人间的福祉，“红尘滚滚”、“红尘障目”，都是佛家形容世俗社会的用语。
工除了注音之外，也还有意义存在。工作的一般意义，加上丝的偏旁，强调了工作的内容，区别于渔猎、农耕、畜牧和其它的重体力劳动，以及两性都从事的生产活动，比如采集，这就使红字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