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山云影，瓯海潮踪，看锺灵毓秀，桃李葱茏。怀籀亭边勤讲诵，中山精舍坐春风。英奇匡国，作圣启蒙，上下古今一冶，东西学艺攸同。
当时一个学生有回忆：
朱先生来教国文，矮矮的，胖胖的，浓眉平额，白皙的四方面。经常手提一个黑皮包，装满了书，不迟到，不早退。管教严，分数紧，课外还另有作业，不能误期，不能敷衍。同学们开头都不习惯，感到这位老师特别硏唆多事，刻板严厉，因而对他没有好感。但日子一长，看法起了变化：说起教书的态度和方法，真是亲切而严格，别致而善诱。那个时候，我们读和写，都是文言文。朱先生一上来，就鼓励我们多读多写白话文。“窗外”“书的自叙”……是他出的题目，并且由我们自由命题，这在作惯了“小楼听雨记”“说菊”之类文言文后的我们，得了思想上和文笔上的解放。朱自清还创造了特别记分法，他要学生在作文本首页的一边，将本学期作文题目依次写下，并注明起讫页数，另一边由他记分，首格代表９０分到１００分，次格代表８０分到９０分，如此顺推下去。每批改一篇就在应得分数格里标上记号，学期结束时，只要把这些记号连接起来，就出现一个升降表，成绩的进退就一目了然了。这种记分法，大大诱发起学生对写作的兴趣，激发起他们学习的进取心。
林斤澜无缘听朱自清上课。１９２３年，杜鹃花开的春三月，朱自清抵温，二个月后，林斤澜才诞生。十二年后，林斤澜就读温州中学，这时的朱自清，正抵清华大学了。但，朱自清给温州中学留下的影响有直接，有间接，但都是深刻和深远的。
比如，就林斤澜个人而言，写过散文《校歌》，并在《校园生活》、《山深海阔》、《雁山云影》、《读雁山云影》中对朱自清有所叙述，甚至在小说中也隐约提到。
林斤澜与马骅、唐湜、赵瑞蕻都是温州中学三十年代的学生。这是继郑振铎、夏承焘、王季思之后，照亮文学星空的又一拨人物。两拨人物联系不多，郑振铎生在温州，长在温州，好像从来不认自己是个温州人。他似乎只认祖籍福建。有联系的只是唐湜和王季思、赵瑞蕻与王季思。唐湜是王季思的外甥，有血缘，后者对前者的指引不必赘述，而赵瑞蕻是王季思的学生，有诗为证：
在中山大学茂林繁花的深处，
我们品尝家乡美酒，促膝谈心；
春草池边的笑声仍在我心上淹留——
是您首先把我领进了文学的迷宫。
王季思《从春草池边说起》也说：
这温州城里原十中初中部的春草池边是赵瑞蕻童年学习的课堂，也是我大学毕业后最初上课的讲堂。
年龄赵瑞蕻最大，在温州的友人中，他和马骅的关系最密切。马骅在《烂漫的梦魂永在梅雨潭》中写道：
我和瑞蕻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我们从十中附小、十中初中到温中高中一直在同一学校，高中时一起参加“野火读书会”活动，１９３６年在上海金家巷，每周或隔周有一次我们“野火”老同学的聚会讨论；直到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后，我们在温州籀园图书馆一起商议成立“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的事。此后他赴内地继续读大学。
赵瑞蕻生前（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５日）给马骅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明年是１９９９年，乙卯，兔年，也是我的‘本命年’（我生于１９１５年，乙卯，属兔）。”马骅比赵瑞蕻小一岁。唐生于１９２０年，比林斤澜大三岁。在风雨飘摇的１９３５年，赵瑞蕻读高三，马骅读高二，唐湜和林斤澜在初中部，一个初二，一个初一。
是“野火读书会”衔联了他们。这个读书会的宗旨是“进步、文学”，因此在校园里影响很大，团结了一大批方刚少年。他们读的主要是文学书，高尔基，法捷耶夫，鲁迅，茅盾……初一初二时，没有明确地叫“野火读书会”，林斤澜给它起一个名字：“厨房会”。
我最早参加的集会，有一个非正式的名字，叫做“厨房会”。下了课，三个五个溜到厨房大师傅的宿舍里。大师傅在桌上有泡好了大杯茶，抽屉里有香烟——粉包，老刀牌。当时同班同学年纪可以相差好几岁，城里的一般年纪小些，乡下来的有的都结过婚有了孩子了。他们的家庭大都是地主，父兄有的是地方上的士绅，大师傅也多半来自乡下。这些大同学能够得到特殊的待遇，那就一点也不稀奇了。厨房后墙上有个圆洞，塞着一段大竹筒。“担水客”不用走校门转弯抹角进来，只用担到墙外，让水从大竹筒流进水缸。馄饨担也担到墙外，敲几声梆子，我们拔掉竹筒，就可以从圆洞里端进馄饨、鱼丸面。不过，“厨房会”最主要的节目是从大师傅床铺褥子下面拿出救亡刊物，如《大众生活》、《世界知识》，或从同学们的裤袋里拿出卷起来的进步文艺杂志，如《中流》啦，《译文》啦，等等。
林斤澜在《雁山云影》中接着写道：
这是在仓桥初中部的事。到了三年级，我们班在道司前高中部上课，和高中同学朝夕相见。“厨房会”没有了，但有了更加正规的读书会。这已经是一九三七年，鲁迅先生已经逝世，但这时我才大量读到他的书，他的小说、杂文和他翻译的外国名著，以及他写序介绍的小说。
温州中学的读书会，由赵瑞蕻创办，不久就由马骅接手。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震荡温州，马骅等带领高中部同学转到初中部，动员要到小南门拆除日本人开的什货店“东洋堂”。学生呼啦啦一大片，有人挥大旗，有人挥小旗。林斤澜说，我当时当然挥的是小旗。我问唐这件事，他说行动很快就被警察挡住了，没有拆成。他也不知道挥的是小旗还是大旗。我猜想他挥的也是小旗。
因为这事，马骅被开除学籍。这时的马骅，其实已是共产党员了。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马骅等成立“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进行抗日救亡工作。这个服务团还有一个读书室，八十八岁高龄的马骅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林斤澜订阅好多进步刊物，林斤澜就把个人拥有的《光明》、《中流》、《世界知识》、《自修大学》（马骅强调说，编者叫平心）无偿送给战时青年服务团读书室，让大家学习。
这，其实是读书会的继续。
这一年，温州创办“前哨剧团”，负责人兼导演是戏剧家董每戡的弟弟董铭，马骅起很大的作用。林斤澜和日后的夫人谷玉叶（后改名谷叶）都是剧团的演员，林斤澜每每演小生，扮演进步青年。马骅说：“那时林斤澜给我的记忆很深刻很深刻，一说话就脸红，漂漂亮亮，像个小姑娘。”
马骅说，唐湜一直是读书会的积极分子。又说，在“前哨剧团”，也经常看到唐湜进步的身影。
而这时，赵瑞蕻已到昆明去了。北大、清华、南开南迁，并为西南联大，赵瑞蕻听吴宓“欧洲文学史”，听钱锺书“荷马史诗”“奥德赛”，听叶公超的英文课、吴达元的法文课，听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荪“英文诗”，听沈从文“现代文学”……特别是终于见到了留下“温州的踪迹”的久仰的朱自清先生。聆听教诲，切磋诗艺，给他一生留下深刻的影响。以后写了《梅雨潭的新绿》纪念朱先生，“我到哪儿去寻找美丽的字眼，描绘这天下第二泉的福地洞天？”“福地洞天”的“女儿绿”从温州仙岩一直醉入南岳山中、蒙自湖畔，又一直醉进他生命的晚秋。他在“遗嘱诗”中，交代把一部分骨灰，埋在仙岩梅雨潭边！
１９４１年，联大毕业后，赵瑞蕻到重庆南中学教书。后受聘于中央大学外文系，执教之余，“开始了写作和翻译的第一个丰收期”（回忆录《离乱弦歌忆旧游》）。他是浪漫主义诗人，又是翻译家，也是教授。他是《红与黑》的中文首译者，作为教授，他培养了我国第一批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他的《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被公认为我国比较文学领域的一部力作。他永远是朝气蓬勃的，八十高龄创作一百八十行的《八十放歌》，咏道：“已闯过了古稀那重险关，／正向着第九十级的危岩攀登！／我鼓起勇气跃上一重重，／顶着不时刮来的各种风……／最可贵的是永远怀抱一颗赤子之心，／最憎恨黑暗的是最光明的歌！”
林斤澜说，他同温籍几个名家的交往，赵瑞蕻最少。很少通信，偶有赠书，见面也只有每次开作家代表大会的时候。
１９９５年深秋，林斤澜率十来位北京作家访问温州之后，一天上午小雨，林斤澜对我说：“走，跟我去看看赵瑞蕻。”我说：“赵瑞蕻不是在南京大学吗？”他说：“在温州，见过一面，但是匆匆忙忙，是瓯海区政府招待会上，闹哄哄的。马骅说他在他姐姐家里，蝉街几号。”
去的是蝉街赵瑞蕻三姐的家。是一楼的房子，好像只有临街的一间，门外有法国梧桐的落叶（温州的梧桐都不大）。是他三姐开的门，记得一进门就是卧室。屋子里不见冰箱电视机，完全是七八十年代温州老人的房子，毫无生气。那天十点来钟了，赵瑞蕻还躺在床上，软疲疲的。清瘦，高额尖脸。小眼睛，高颧骨，颧骨外像是上了一层红漆。头发杂长而花白，非常引人注目。像是一个女人。我知道这位乡鸿，是文学名家，而且是杨宪益的妹夫，《呼啸山庄》的译者、散文家杨苡的丈夫。杨宪益、杨苡，他们跟钱锺书、巴金都有特殊的关系，可称是文化望族啊。有人说丈夫的才华不及妻子，两人是女才男貌。
可眼前蜗在床上的赵瑞蕻，却全无风流倜傥的神致，全无浪漫主义诗人的气息。——若干年后，我把这事对林斤澜说了。林斤澜说：“赵瑞蕻他是长得不错，那天他是有病，——温州出去的文人都不错，都经看。”
林斤澜进去了，他也不知道是谁。林斤澜说：“我是林斤澜。”赵瑞蕻像是触了电，说：“我感冒了。”立即要坐起来。林斤澜一只手按下赵瑞蕻的肩头，说：“就躺着，就躺着。”赵瑞蕻还是不肯，要起来，林斤澜还是坚决地说：“你躺着，你躺着。”结果是靠着床背，笑眯眯的。
赵瑞蕻说自己是怎么怎么来的，好像是到杭州有事，就不能不到温州。说话微微有些口吃。林斤澜也说，他也有青年人所谓“情结”，那就是“恋温情结”。赵瑞蕻问：“你夫人也在吗？”林斤澜说也在。赵瑞蕻说你两人都是温州人，我是“单头想”。我后来知道，杨苡是天津人。赵瑞蕻又说，这回某某人也“走”了。林斤澜说：“抽签一样。”又问赵瑞蕻：“吃药了吗？”赵瑞蕻说：“吃了*9菖*9菖药。”林斤澜说：“老年人感冒不是小病，一定要重视。”——２００１年初，林斤澜得感冒却不吃药，招来急性肺炎，同仁医院开出《病危通知书》。这是后话。
赵瑞蕻谈起马骅、唐湜、金江、洛雨，都很简略。林斤澜的插话也很简略。两人没有谈论各自的作品或对方的作品。大约半个来小时吧，大约林斤澜考虑赵瑞蕻的病吧，起身告辞。
这是永别了。他们再没有别的接触。赵瑞蕻于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５日去世。乙卯，兔年，是他的本命年。
林斤澜偶写文论，但以小说、散文著名。赵瑞蕻是另一条道路，但两人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严谨。比如赵瑞蕻重译《红与黑》，《译林》主编几次索稿，赵瑞蕻回答说还在逐字逐词推敲修改，在没有改得满意之前，宁不出版。林斤澜写好小说，总要放一段时间，有时论月，有时论年。有时发表了还要重写。
林斤澜对马骅有感恩般的尊敬，他称马骅为马大哥。他们同住温州百里坊，百里坊有两棵大榕树，百里坊口有一棵，马骅至今仍住在边上；往西，三百来米，是百里坊八仙楼口，这里也有一棵，边上是林斤澜的老屋。两棵树至今枝繁叶茂，青翠欲滴。我经常在这儿走过，总要想起他们。
林斤澜说：“马大哥是我人生的启蒙人，也是我文学道路的启蒙人。”口气好像是没有马大哥，就没有他今天的林斤澜。说起少年：“他比我大七岁，我们之间距离远。他是学生领袖之一，他们振臂高呼，应者云集。我虽与他接触少，感觉上他是大人，我是小孩，但他的感召力大，抗日，革命，进步，向上，都有非同一般的指引力。读书会上接触就多了，他重视我，也指导我。后来又办‘前哨剧团’，一起上台演出，文学也有，革命也有，对我影响就大了。”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至１９７９年，林斤澜和马骅没有见面。林斤澜到平阳山门进粟裕任校长的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后来到温台交界发展武装，后来到内地去，进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学习，１９４６年到台湾，在１９４７年“二·二八”运动中被捕，１９５０年到北京人艺，转而到北京文联创作组。先写剧本，后来改写小说，渐成文学名家、短篇小说大师。而马骅呢，转辗龙泉、金华、丽水等地抗日办报，先后主编过《暴风雨诗刊》《战地商人》。１９４０年１０月，马骅到江苏盐城，在新四军工作。他是温州第一届文联主席。他的创作多用笔名莫洛，主要在四十年代，又主要是散文诗（有的文史把他划入广义的九叶派。唐湜著《九叶诗人》一书，专有一章《九叶之友》，一篇论马骅，一篇论汪曾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占有一席之地。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书话名家姜德明两次到温，都拜访过他。他的主要作品有散文诗集《大爱的祝福》、《梦的摇篮》、《生命的歌没有年纪》、《闯入者之歌》；诗集《叛乱的法西斯》、《渡运河》、《我的歌朝人间飞翔》，还有散文集《生命树》等。文学的起步，马骅要早一个年代，因此，林斤澜对这位乡兄的尊敬更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１９７９年之前，中国社会凶险，运动频繁。林斤澜说：“当时谁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谁都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