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刘邦绕过宛城西进，张良看到了军队可能前后受敌的危险处境。在前敌尚未相遇、后敌又麻痹无备的情况下，他让军队返兵围宛，使敌人措手不及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降服宛城，消除了后顾之忧，全力西进，又为沿途秦军作出了招降的示范，实际上极大地加快了入关的速度。
军队西入武关，到达峣关之下，刘邦准备以两万兵力发起进攻，张良分析说： “峣关守将是屠户的儿子，商人出身的人容易以利动之。”他安排人在周围山上大张旗鼓，作为疑兵，造成人多势众的假象，然后让刘邦部属郦食其带足珍宝去收买秦国守将。秦守将见来攻的楚军布满山上，以为楚军势大难敌，又贪其财宝，答应反叛秦国，并提出与刘邦联合进攻咸阳。张良未动刀枪，即拿下了峣关。
峣关守将欲与刘邦一道西攻咸阳，刘邦准备同意，张良提醒说： “这只是守将想要反叛，恐怕士卒不会随从，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刘邦遂调集军队，乘敌人麻痹松懈时发起进攻，果然一举大破敌军，一直向北追至蓝田，消灭了这股敌军，顺利到达咸阳。
兵法云：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良既熟知自己的部队，又对敌方情况有着深透的了解。他不仅知道峣关守将的出身，而且明白对付这类人物的简捷方式。按照“贾竖易动以利”的原则，他下重饵钓秦将，虽大费钱财，但却是军事上最小的代价。他对秦将以利诱之，又以疑兵威胁之，达到了不战而胜的效果。
秦守将提出，与刘邦一同西攻咸阳，这种意外的收获自然是求之难得的大好事，但善作敌情分析的张良认为，这不代表士卒的愿望。道理很简单，受了财贿的是秦守将一人，而不是士卒，士兵们绝不会无缘无故地为攻入自己国土的敌人主动效力，而收买众多的士卒又是不可能的。这样，秦守将西攻咸阳的行动必然得不到士卒的支持和配合，甚至会发生内部冲突，使秦守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地步。如此只能贻误军机，未必有成功的把握，张良因而劝阻了刘邦的计划。但敌将反叛，士卒懈怠，却提供了打击敌军的绝好时机，根据“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原则，张良在收买敌将反叛后突袭敌军，自然大获全胜。
熟读兵法的张良在随刘邦入关途中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战术才能。刘邦接受楚怀王熊心的指派，与宋义、项羽的救赵部队分兵抗秦，他能先期进入关中，并接受了秦王子婴的投降，在反秦斗争中立下了大功，张良的战术指导在其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楚汉逐鹿人物正解说 作者：李明华第四部分：得道 汉王得鹿 启发雄主 拨云见天
张良对汉军的重大贡献在于他常常能以自己充满智慧的头脑思考突发性事件，提出谋划高远、意蕴深长的建议或方案，也常能矫正刘邦凭经验和感觉来处事的行为，使汉军的战略和战术及时调整，逐步胜利。
前206年，刘邦赶在项羽之前进入关中，他为秦宫室的豪华和珍宝美女的众多所动心，想在秦宫住下去，他的连襟樊哙劝谏，毫无用处。张良前去对刘邦说： “因为秦朝如此无道，因而您才能到这里。为天下人消除凶残，应以崇尚朴素为资本。现在刚入秦都，就想安享其乐，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助桀为虐。况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希望您能听樊哙之言。”刘邦听了这番话，乃离开秦宫，返回霸上。张良的劝谏把历史教训上升到理性的层面去认识，以兴兵目的和天下大志启发其放弃感官之乐。对刘邦行迹密切跟踪的范增，对此事就极为重视，他对项羽说： “刘邦居山东时贪财好色，入关后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追求感官之乐几乎是人的本性，而不沉湎于感官之乐是谋大事者的基本特征。刘邦本出身低下，志趣不高，入关灭秦后成为天下瞩目的政治明星，张良这次劝谏成功，帮助他实现了个人志趣和人格的提升，不仅优化了他在三秦的政治影响，也使他明确了自己日后的政治志向。
张良正式依附刘邦时，汉军已暗度陈仓，还定三秦，他于前205年随从刘邦东击彭城，战败而还，兵至下邑（今安徽砀山县），刘邦下马相问： “我愿将函谷关以东之地作封赏，谁能与我共建统一天下的功业？”众人莫应。张良回答说： “九江王英布，楚之枭将，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能独当一面，如赏此三人，则楚可破。”刘邦听了张良的话，派部属随何说服英布，使英布叛楚归汉；又派人去争取彭越，使彭越从后方不断骚扰项羽，造成项羽常年东西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其后刘邦还派大将军韩信率兵先后击破魏、代、赵、齐，构成雄厚的北方实力，对西楚形成合围之势。
汉军彭城大败，二十多万人被杀，魏王魏豹等借故离汉独立，部队中充满着失败主义情绪，刘邦家室被虏，连他本人也没有必胜的信念。在这样严重的关头，张良提出了战略制胜的方案，该方案以军事斗争为核心，以外交斗争相配合，不计较眼前战役战斗的胜败，而是着眼于天下全局的把握，重心在于营造战略主动的态势。尤其是，张良为该方案推荐了三位重要的实施人，后来的军事实践说明，他所推荐的英布、彭越、韩信三人的确在反楚斗争中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司马迁也认为： “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认定这三人在破楚战争中的重要性，需要犀利的军事眼光和高超的政治远见。张良正是从全局上看问题，从政治局势的变化态势中思考长远，因而不被眼前的失败惑乱心志，其败中求胜的制胜方略对汉军如驱迷雾而见曙光。
前204年，楚强汉弱的形势依然如故。刘邦被楚军围困于荥阳，形势非常严重，他与谋士郦食其商议如何削弱楚军的力量。郦食其建议封六国之后，他说当年商汤伐夏桀，封其后于杞（今河南杞县）；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秦灭六国之后，毁除其社稷，使之无立锥之地，他认为如能复立六国之后，颁发印绶，六国的君臣百姓必然对汉王感恩戴德，甘愿为臣；等到汉王南面称霸，楚王也只好毕恭毕敬地前来朝拜。刘邦听罢非常高兴，即刻让刻制印信，准备让郦食其去完成这件事情。
郦食其成行之前，刘邦把这件事情得意地告诉了张良，征询意见，不料张良坚决反对。这是国家政治体制和反楚策略合而为一的大问题，牵扯到天下政治格局演变的方向和楚汉力量对比的变化趋势。在分封制尚有不薄的社会基础和汉军病急乱求医的情况下，郦食其的建议代表了汉军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倾向，张良不仅明白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而且廓清是非，清晰地表达了所以反对该方案的理由。张良提出了八条反对理由，重在说明目前反楚战争与汤伐桀、武王伐纣时的形势有着根本的不同，归结起来主要是： 当时汤能致桀之死命、武王能得纣王之头，而汉军目前尚弱小于楚军，如立国之后，六国会去追随强大的楚国，怎么能臣服于汉呢？另外，天下的人才游士离开他们的父母妻子跟随我们奔走，朝思暮想的是盼望得到封地，如立六国之后，游士们回归故土，各事其主，谁会跟随汉王夺取天下呢？张良还从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比较了汉楚战争与汤武伐桀纣时的不同，说明了不可仿效其分封。刘邦听罢，茅塞顿开，他辍食吐哺，顾不上吃饭，连口大骂： “竖儒，几乎坏了老子的大事！”下令立即销毁了刻制的印信。
张良的分析抓住了事情的关键。附强求利是政治斗争中一条永恒的法则，汤武在征服了桀纣时，立被征服者之后，仅仅是为表示自己的仁德，并不影响后者对自己的依附。而汉军在强大的楚军面前，如不谋求军事上的转机而分封六国之后，势必为强者增益爪牙，并且会涣散汉军的斗志，最终事与愿违。从反楚策略的角度看，张良认为汉军当下面临的形势与汤武时期并无可比性，在军事势力没有扭转之前，这一切都是妄谈，这就破解了一个长期困扰汉君臣的体制重建问题，矫正了刘邦等人对该问题的认识偏差，使汉君臣摈弃了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能立足于现实状况考虑自己的政治举措。张良对分封六国一事的分析及其结论，在西汉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应该起到了纠偏匡正，拨云见天的作用。
就反楚斗争的策略而言，张良并不一概地反对分封，他主张利用分封制作为凝聚内部人心、增强反楚力量的手段。前203年，攻占了齐国，威震北方的韩信向刘邦提出立自己为假齐王，以便镇守，刘邦本来不愿意，张良私下说服刘邦，认为汉军不能真正禁止韩信称王，封其为王可以作为团结韩信、防止生变的手段。刘邦接受了这一建议，封韩信为真齐王，还派张良向韩信送去了印绶。至次年，战略形势已发生了有利于汉的变化，刘邦与韩信、彭越约定在固陵（今河南省太康县南）共击项羽，但两人并未如约到达，致使汉军大败。张良对刘邦说： “韩信、彭越未得封地，他们不来会战是必然的。君王能与两人共分天下，就能招致他们参战，如果不能，事态就无法预料。”按照张良的具体建议，刘邦将陈县以东至海滨之地封给韩信，将睢阳以北到谷城的土地封给彭越，两人果然率大军参加会战，终于在垓下击破了楚军。
根据政治斗争中的利益原则，张良把封王裂土视作团结军队，协调各方利益的筹码和手段。也许这些分封不是出于他的本意，但他坚持军事斗争为上的策略，利用分封这一各方看重的筹码灵活处置，成功地控制和驾驭了几乎游离于楚汉之外的两支最大的军事集团，以土地和名号换来实力，以求孤立和战胜楚敌。张良对韩、彭的分封主张和对六国之后的阻封议论看似矛盾，其实却是他具体分析问题，坚持利益导向原则、军事至上原则的一致表现。把土地不封给六国之后，而封给支持汉军战争的将军，无论从政体的创建还是从反楚的策略上，其意义和作用都非同一般。
在和韩信、彭越固陵约战之前，还有一段插曲。当时项羽苦于两线作战，又感到战略形势已发生逆转，乃与刘邦鸿沟划界，中分天下，和谈之后释放了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引兵东归。当刘邦也准备率军西返时，张良与同僚提议说： “楚军兵疲粮尽，引军而回，这是上天亡楚的时机，不如乘其懈怠追袭歼灭之，如果放走不追，就是‘养虎自遗祸患’。”当时韩信已攻破赵、齐，拥兵几十万雄踞北方，彭越在梁地也渐成气候，英布早已降汉，正是鉴于汉军已有大半天下，诸侯多已归附的良好战略形势，张良提出了抓住时机，追袭楚军，致其死命的主张。他把和谈仅仅看作致敌麻痹懈怠的手段，而自己绝不想受和谈条件的束缚。兵不厌诈，机不可失，张良的建议改变了刘邦西归的计划，汉军在和谈后全力追击，于是有紧接着的固陵约战和后来的垓下之役。由于张良的这一建议，楚军的灭亡和汉军的胜利在时间上大大提前。
灭楚之后，刘邦封上等功臣二十余人，其他人日夜争功，难以决定，尚未封赏。刘邦在洛阳南宫，从天桥上望见许多将领三三两两坐在沙地里议论，不知道将领们在说些什么。张良认为一定是在图谋造反，并对刘邦分析说： “你起身平民，靠这些人夺取天下，做了天子后，封赏的是萧何、曹参这些故旧亲爱之人，对平常怨恨的人则诛杀之。如今军吏们计算功劳，认为天下之地不够封赏，怕您要记恨往日的过失而遭受诛杀，因而相聚谋反。”刘邦极为忧虑地询问对策，张良反问说： “您平生最为憎恨，又为群臣共知的是哪个人？”刘邦说： “雍齿与我有旧怨，他多次窘辱我，我想杀他，因为他功劳多，所以不忍心。”张良于是提议： “赶快封赏雍齿给群臣看，大家见雍齿都受封了，就不会有什么疑心。”刘邦乃设置酒宴，封雍齿为什方侯，地在今四川什邡县南。群臣见雍齿尚被封侯，于是消除了担忧。
军吏们在沙地中聚众私语，发生在灭楚之后封功行赏的敏感时期，引起了刘邦的注意，张良认为这是谋反的征兆，看来是有夸大和弄玄的成分，因为并不是那么众多的军吏都曾有可以追究诛杀的往昔过失，也不是任何谋反的人都敢于公然聚众谈论。但张良的分析至少可以说明在赏封未定的时候，满怀期望的军吏们正处于惴惴等待，情绪不稳时期，他们议论人物，评价封赏，猜测高下，相聚抒怀都是极可能的。为了稳定众人的情绪，张良让刘邦选择一位人所共知的憎恨之人提前赏封，这等于交给众人一个赏封的标准，且用事实告诉群臣： 胜利后赏功不计过，这无疑是稳定众人情绪的最佳良方。
张良为什么在此要夸大事态，故弄玄虚，把军吏们的相聚私语谬称为图谋造反呢？如果不是思维上的一次失误，那就是灵机一动，借题发挥，有意诱导刘邦解决功臣雍齿的封赏问题。雍齿论功当赏，但刘邦计仇不会封赏，意欲求得赏封公正的张良料难说服刘邦，因而用特殊的方式催促刘邦对雍齿弃怨赏功，亦当在情理之中。通过雍齿之赏，明白表示了赏封的标准，稳定了军吏们不安的情绪，维护了赏封的公正，树立了刘邦不计前嫌的形象，虽然促赏的方式不佳，但有利而无害，这也许是张良智慧行事的一种特殊表现。
灭楚之后，张良于前202年明确支持了齐人娄敬向刘邦所提的建都关中的建议，他从关中的地理形势上论述了其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优越性，使举棋不定的刘邦放弃了建都洛阳的打算，带领这支关外将士占多数的军队进驻关中，在长安辟基筑宫，建立都城，由此开始了约二百年的西汉基业。
张良的许多策划都引导着刘邦的决策，它使汉军哪怕在力量弱小的时候都保持着战略优势，这成为汉军最终取胜的关键。刘邦无疑是汉军的统帅，但就上述意义说来，张良实际上是汉军的灵魂。 楚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