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一个轻松活泼的喜剧片，来反映新中国建设的新成就，这样不是很好吗？”云南颇有才华的赵季康、王公浦夫妇的“神来之作”就在很短的时间里脱颖而出，起先这个文学剧本的原名叫做《13朵金花》，因要表现的人物太多，不可能每一朵“金花”都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感觉，所以，夏公又为此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好建议，重新集中人物，调整情节，更名为好记且更为精彩的《五朵金花》，由于这部影片为最后确定，故此在当年底才拍摄完成，并于次年的春节过后才公开放映。此外，八一厂的《海鹰》由于是善于用情的严寄洲执导，他拍摄出来剧中俊男靓女的王心刚与王晓棠吉普车飞驰、海边拥抱抒情等一些场景的恋爱戏，都被认为有损我军指战员的正面形象而遭遇剪刀，而《战上海》中的许多战斗场面，也被荒唐地认为是宣传了“战争残酷论”被迫删减。
总之，这样一大批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以及“明星效应”于一体的新片集中展映，通过崭新的人物形象、深刻的思想主题、精湛的艺术表现力和丰富多彩的各类题材，真正以电影这种大家喜闻乐见的普及艺术形式，达到了雅俗共赏、寓教于乐的目的，这些主流影片在全国广大观众当中，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并引发出强烈的共鸣。短暂的24天里，观众高达1。2亿人次，随之，这些影片拆散分开，陆续到各中小城镇和工矿、农村、部队等广大区域中放映，观众量更是猛增，综观1959年全年，全国观众人次突破40亿，比狂热“大跃进”运动的头一年所“浮夸”的30亿人次，还要“货真价实”地增长了1/3。
1959年11月2日，文化部、中国影联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庆贺“新片展览月”的成功。周恩来总理激动地在会上发表讲话，称赞说：“在文艺方面，戏剧、电影可以说是开得最茂盛的两朵花，这是两朵兄妹之花”，“十年来，电影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有了很大的进步，电影的风格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电影已经开始创造了一种能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新风格”。建国十周年大庆，特别是中国影坛上真正的“百花齐放”，被史学界称之为“难忘的1959”，而被载入史册。
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献礼片”，还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堂而皇之地阔步走进了国际电影市场，同样赢得了世界人民和各国观众的喜爱。《五朵金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18部献礼片的最后压轴之作，于1960年的春天，在全国隆重放映，并于同年在埃及开罗举办的第二届亚非国际电影节上放映，担任主演的杨丽坤荣获了“最佳女演员”的“银鹰奖”，王家乙同获“最佳导演”的“银鹰奖”，埃及总统纳塞尔点名请杨丽坤亲自前往埃及，领此大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石联星主演《赵一曼》在捷克斯洛伐克举办的第5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为自由而斗争奖”的“最佳女演员奖”、新中国培养出来的青年演员王晓棠和达奇主演的《边寨烽火》荣获了在捷克斯洛伐克举办的第11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青年演员奖”之后，杨丽坤在世界影坛上获得的第三个“国际影后”级的殊荣。同时，《五朵金花》自1959年起，先后输往46个国家和地区进行隆重公映，创下了当时中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最高记录。
岁月流逝的是旧痕，脑海铭记的是永恒。经典电影、著名影星的影响力、感召力，一辈子、一代代，生生不息，永志不忘，那曾经熟悉的面容，那曾经熟悉的情节，还有那曾经储存在记忆深处清晰不忘的电影故事，在不同年龄层的影迷心中，演绎出不同的华彩和凄厉、哀愁和美丽。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1961年6月，新侨会议重要讲话以后，周恩来总理在6月22日这一天，又约请夏衍、陈荒煤、于伶、司徒慧敏、崔嵬、田方和各地电影厂的厂长、编剧、导演和演员们等30多人，到中南海西花厅进行座谈。开饭之前，大家和总理进行着轻松愉快的讨论，围绕着文艺界、电影界在近期出现的一些好作品，总理突然像是想起什么事，郑重地对大家说道：“现在我们的电影院里，都挂着苏联的22个大明星，我们建国都已经12年了，为什么不能挂我们自己明星的照片呢？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明星嘛！夏衍同志，你考虑考虑。”这就是从周总理的口中第一次提到了有关电影明星的新概念和新问题。几天后的7月1日是建党40周年，周总理亲自同与会代表夏游香山。在香山的最后一天，周总理又和大家玩了一天，有关建立中国电影界自己的明星一事，再次被周总理慎重地提起。由此，身为文化部副部长主抓电影的夏衍倍受鼓舞，带领他的一班精兵强将，立竿见影地迅速行动起来。周总理亲自倡议的优秀影片、优秀演员的群众参与评选的全国性活动，也于1961年就开始以《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选、投票形式，拉开了一年一度全民参加评选拔尖影片、演员和各类项目的帷幕。
随后，四大电影制片厂纷纷把候选名单送到总理的手中进行审核，最后由文化部统一确定。周总理对这“22大明星”逐一挑选，主要突出新中国影坛的老、中、青演员队伍，并结合当年度轰动一时的影片中的剧中人的扮演者最后确定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临、秦怡、王丹凤；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谢添、崔嵬、陈强、张平、于蓝、于洋、谢芳；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李亚林、张圆、庞学勤、金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田华、王心刚、王晓棠；上海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的祝希娟等22人定名为“新中国人民演员”，俗称“22大明星”。
在这里颇为遗憾的是，早在“满映”时期就曾经步入影界的长影厂蒲克，已经是一位主演和参加影片最多、资格也最老的老演员，因为加入日本统治时期的“满映”，在当时是他在政治上难以通过的最大污点和障碍；曾在五十年代末《上海青年报》举办的“全国十名优秀演员评选活动”中荣获第五名的著名演员赵联，因为北影厂的名额有限和青年演员过多，再加上要综合四大电影厂的人员比例，他与“22大明星”擦肩而过。所以，四大电影厂中上报的上影厂的韩非、康泰、王蓓；长影厂的蒲克、郭振清、印质明；北影厂的赵联、秦文、李长乐；还有八一厂的刘季云、高保成、张勇手等人，由于当时是在中苏友好关系的前提之下，故只有照此沿袭下来，最终而忍痛割爱。
有关上官云珠入选的种种传闻，无非是说她已经是人老珠黄了，1957年还差点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根本不符合入选条件；但是她为了继续延续自己的演艺事业，凭借曾与毛主席先后7次的见面和她的精湛演技，由此柳暗花明，转败为胜。而凭借着一部《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而一炮走红的谢芳，当时还是在武汉歌剧院工作，并未调往北影厂。是曾经担任过华中地区文化局局长的导演崔嵬（他当年以主演《红旗谱》而荣获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慧眼识珠，用“培养新人义不容辞，我宁愿不上也得谢芳上”的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语，才使得千里马谢芳被伯乐挤进北影厂名额极其有限的申报名单中，并以得天独厚的实力最终幸运入选。有关祝希娟和陈强的入选，那实在是沾了当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光。因为早于“22大”公开亮相前几个月的“百花奖”评选结果已经公布，祝希娟和陈强以绝对公正公开公平的民意选票和在《红色娘子军》中出演的吴琼花和南霸天，分别获得了该届奖项的最佳女主角和最佳配角奖；要不然像祝希娟一不是主要电影厂的专职演员，二没有任何演艺资本和资历；而陈强虽然是从艺时间较长，又不断有新作出现，但像他这样扮演的反派，按照当时的政治形势来说，是绝对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更何况是以反派而入选“22大”呢。但陈强饰演的反派角色的确是维妙维肖，表演一绝，这一点无论是圈内圈外，都是众口皆碑，一致称赞。
以上最终入选确定22个人的大幅照片，在1962年中旬全部以“标准照”冲洗放大，取代苏联“22个大明星”的大幅照片，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乃至乡镇的电影院里高高悬挂，至到1964年因国家政治形势紧张和大小运动的不断，更主要的是文艺界重点在批判“功利主义”、“名利思想”和“四清运动”的到来，以及受到江青等人的极力阻挠，当年的9月27日，由文化部电影局下达命令，将悬挂在全国各大城镇电影院里的“22大明星”的巨幅照片全部取下。与此同时，本该举办的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活动也被迫取消。
至于说“22大明星”的由来，多年以来，在圈内外一直是众说纷纭，出处不同。除以上有关沿袭我国根据苏联影片中所选出的22个明星为依据之说以外，尚有其他多种不同的版本。有人说，当时所悬挂的明星照片是二十二寸，故此得名；王晓棠仍坚持由苏联“22大明星”脱胎而来的说法，因为周总理对夏衍的一番话，作为国家领导人关心电影界的例证，在当时被作为佳话流传一时；而另据秦怡一说，则是当时根本就没有固定的“22大明星”的称谓，自己的大幅照片以前就曾经在“国泰”电影院大厅里悬挂过，此次对她本人来说，不足为奇，只是不久以后与苏联关系破裂，正逢苏联召开“二十二大会议”，所以，与中国影坛上被评选出来并高挂电影院门前的数目正巧一致，带有某种讽刺意味的“22大明星”一词便在民间逐渐传扬开来；曾经担任上影厂多年厂长的徐桑楚，如今已经年届九旬，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和记忆，也证实了当时4大电影厂根据文化部的指示精神，虽然都上报了各自拔尖和重点培养的演员，但最终是出于老中青演员队伍的搭配比例，按照各个厂的分配名额，最终综合评定，当时，也并没有什么“22大明星”一说，只是后来才被热心的影迷朋友根据悬挂演员的人数，通俗、自然地传叫起来，而在民间约定俗成。至于当时被评选上报和入选为“22大”的演员，在此之前，大多都是不知道这其中的缘故，而是后来在电影院里才意外吃惊地发现到的，比如说在1962
年，庞学勤为拍摄《兵临城下》做前期准备工作，路过北京时，电影学校的老同学赵联、李孟尧邀他在北京新街口吃饺子。途中，他们领着庞学勤到新街口电影院大厅里，看到正上方悬挂着“22张大明星”的巨幅照片，真是把庞学勤吓了一大跳，因为事先大家对此都一无所知。而对于这一无尚的短暂荣光，金迪则说道，当时是怎么评的，如何定的，她根本不知道。多年以后，才晓得是周总理逐一挑选、亲自确定的。1961年年底让拍照，对于演员来说，也是很自然的事，只是在第二年的下半年，她到天津去演出话剧《雾重庆》的时候，才非常吃惊地从电影院里看见自己还有那么大的照片悬挂在入场处的大厅里。然而，这样的荣誉并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工资也没有多增加一分钱，相反在“文革”运动爆发后，则成为了她的一大罪状，罪加一等地遭受到残酷的打击和无情的迫害。
这“22大明星”的巨幅照片，在全国各地电影院悬挂以后，立即掀起了一股更为庞大的“追星”旋风，由衷喜爱这些明星的广大观众，前往电影院观看电影之前，都会不由自主、约定俗成般地徜徉在他（她）们的巨幅照片前，把他（她）们的闪亮风采与在此之前所塑造的银幕形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2大明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一个社会的见证，他（她）们作为众多同行的代表，是一组集体荣誉的群雕，也是
梦断“百花奖”
1963年3月1日起，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成功地举办了第一、二届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公开征集选票的活动。三个月回收选票近90万张，共评选出15项45个奖。珠江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南海潮》与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甲午风云》、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停战以后》，获得最佳故事片奖。然而，该届“百花奖”并没有像前两届那样如期地进行公开颁奖，甚至连最后的评选结果，也没有公开公布……
《南海风云》的最初萌芽
1948年下半年，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之际，为了迎接全国解放，适应全国解放后新的政治形势的需要，许多文化工作者纷纷准备进入解放区，同时除了一部分继续留下坚持工作之外，大部分都先后撤离上海，南下香港。
郭沫若、茅盾、夏衍、林默涵、邵荃麟、冯乃超、叶以群、周而复、司马文森、洪遒等文化名人参加了设在香港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而在电影界享有“三老”之尊称的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连同欧阳予倩、于伶、张骏祥、柯灵、王为一、白杨、舒绣文、陶金等一大批电影界人士以及属下的“昆仑影业公司”，也都前往香港，开辟那里进步的电影阵地。此时，蔡楚生便想把自己早年完成的一部旧稿《南海风云》拿出来，作为在香港成立的“南国影业公司”的开门作品。于是，蔡楚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利用空暇时间修改原稿，并将之改编成电影分镜头导演工作本。
此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急剧变化，转眼间，中国内地几乎全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蔡楚生等人迅速被上级召回北京，去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计。蔡楚生被委以重任，担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艺委会主任等职务。所以，把《南海风云》拍成电影的事情，就自然先搁置下来了。南国影业公司同时为了配合大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