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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在广州实地拍摄。此次广州一行，不由得使冯自然联想到1948年的年底，由此转道香港，1949年下半年，又从广州回到上海，并在广州慰问解放军的往日情景。此时的旧地重返，真是别有一番感叹。
——影坛盛典：建国
十周年大庆献礼片的缘起
在新中国的电影战线上，1959年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以向建国10周年献礼为契机，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广大电影工作者，纠正了在创作思路上的偏差，一鼓作气，共推出了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18部国产故事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好成绩。
然而，检索历史，我们发现，这次高峰的形成，还不能不从极“左”思潮泛滥的1957年说起……
反“右”运动中《大风浪里的小故事》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两个月后的6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指示》，同一天，《人民日报》配合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全国由此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风云乍起，群起响应。1957年的8、9月，电影界“反右”斗争进入高潮。中国影联在北京召开了15次批判钟惦的大会，上海、长春和北京等电影制片厂，也先后多次召开批判本厂“右派言论”的大会。11月，中共中央发出《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由于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电影界的许多前辈、领导和著名演员都在一夜之间，成了与人民为敌的“右派分子”，钟惦、沙蒙、郭维、吕班、王震之、吴永刚、石挥、方化、白沉、吴茵、项、戴浩、李景波、郭允泰等被划为“右派”、著名的剧作家吴祖光、白桦、沈默君、张弦等人，还有一大批电影艺术家们受到批判和冲击。
为了紧跟时代，电影艺术担负起历史承重点的神圣使命，上影厂在1958年年初，开拍并完成了以反“右派”为中心内容的故事片，它也是新中国影坛唯一一部以反“右派”为主题的影片，由上海天马厂摄制的《大风浪里的小故事》。这部影片分为三个小故事，即由3个短片组成：《此路不通》、《旧恨新仇》、《疾风劲草》，一看片名便可知晓，均是旗帜鲜明的反“右派”主题。《此路不通》反映资本家王和兴企图实行“定期20年”和取消“公方代表”，在反“右”斗争中受到严肃批判。编导为桑弧，演员有李守成、蒋天流、张雁、于飞、张辉等；《旧恨新仇》描写“右派分子”张东羲向党进攻，先进工作者赵玉山控诉张在解放前杀父的罪行。原著：刘沧浪，改编、导演：叶明，主要演员有冯、李明、束夷、郑敏、杨梦昶等人；《疾风劲草》讲述的是华东大学学生秦兆龙等利用整风运动向党进攻，共青团员杨文英与其坚决作斗争。编导为谢晋，参加拍摄有殷帷慧、杨在葆、焦晃、李家耀、齐衡、高博、程之等演员。这仅此一部的反“右”主题的影片，匆匆上场，应景形势；也是草草收场，无疾而终。
“大跃进”运动中特有的“艺术性纪录片”
195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全国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浪潮。
同年的3月9日，文化部召开有1800余人参加的电影工作者“全面跃进大会”。5月1日，周恩来总理召集电影局及各制片厂负责人开会，指示迅速组织创作人员到“大跃进”的火热斗争中去深入生活，并提出要捕捉现实生活中的新人新事新风尚，以“艺术性纪录片”的形式尽快出片，以迅速反映新的形势下的跃进凯歌。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届二次会议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提出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5月9日至19日，文化部电影局在长春召开了长影厂、北影厂和八一厂创作思想跃进会议，会议认为1957年摄制的许多影片暴露了严重的资产阶级倾向，提出要在电影战线开展“拔白旗”的运动。与此同时，上海也召开了相同内容的会议，对上海的电影作品进行了深刻的检查和批判。5月25日至31日，文化部召开“全国电影事业跃进工作会议”，会议决定电影事业的跃进目标是“省有制片厂，县有电影院，乡有放映队”。并决定各省、市、自治区年内均开始生产影片，以实际行动体现“电影跃进”。一时间，全国各地方电影制片厂遍地开花。
1958年6月，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水库上的歌声》，被评为将纪录片与故事片题材很好结合的“大跃进”中的“新典型”、“新样式”，受到大力提倡，以这部影片开始，随后这类影片被正式定名为“艺术性纪录片”，一时间蜂拥而起，泛滥成灾。当年9月，上影天马厂拍摄的《黄宝妹》完成并公映，被影界称之为“艺术性纪录片”的代表作。一时间，上影厂、八一厂、北影厂和后来居上的长影厂“四大厂”，纷纷竞拍起此类“艺术性纪录片”，形成了1958年至1959年上半年全国影坛凯歌高奏的“主旋律”，占全国故事片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59年9月前后，被庆祝建国十周年的18部优秀献礼片和35部“新片展览月”所取代。
1958年11月1日至7日，国家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各电影制片厂厂长会议，贯彻落实中央下达的专项任务，安排、制定了拍摄十周年大庆献礼片的具体计划。文化部部长周扬在会上对献礼片提出了“三好”（即“内容好、风格好、声光好”）的严格要求。
1959年1月，文化部电影局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指出“大跃进”中存在着缺乏科学精神、发展比例失调、影片粗制滥造、管理制度混乱等问题。周恩来总理也在会上指出：“我们要的是‘纪录性艺术片’，而不是‘艺术性纪录片’”。
同年2月，中宣部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批评“大跃进”中文艺工作存在的过热、浮夸和偏向等问题。文化部党组的检查指出，电影方面存在影片宣传“浮夸风”、电影事业发展中头脑发热等缺点。3月27日，文化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呈报《关于各地电影制片厂的建设方针的请示报告》，建议采取坚决措施，制止各地新建故事片厂。4月2日至5日，根据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精神纠正“高指标”、“共产风”等错误。4月23日，周总理在医院接见陈荒煤、张瑞芳、郑君里等电影界人士，在谈话中指出：“国庆献礼片不要贪多，要注意在人力、物力上留有余地，注意劳逸结合。”同时，他还提醒创作人员要“加强业余学习，提高艺术素质。”此外，周总理还特别强调：“只要年底以前生产的好片子，都应该算是献礼片。”5月3日，周恩来总理在部分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7月11日至28日，文化部召开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重点讨论献礼片生产以及如何提高影片质量和加强艺术领导等问题。夏衍在讲话中提出要突破老一套“革命经”、“战争道”，思想要解放，题材要宽广，有意识地增加新品种。陈荒煤批判了“强调政治忽视艺术”等“左”的错误，呼吁要“出大师”、“出流派”。7月19日，文化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呈报《关于提高艺术质量的报告》，指出1958年的艺术生产中，违反艺术创作规律，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等现象十分严重，并提出了将艺术片年产量降到70部左右，鼓励题材、风格、样式多样化等多项改进措施。面对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拍摄的“艺术性纪录片”的“冒进”和“过多”、“过剩”，周恩来总理和党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早就公开指出：“我们至少要拍出7部具有较高思想艺术水平的彩色故事影片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大庆隆重献礼。”
我们的电影工作者正是在这种正确的文艺方针指引下，不负众望，以自己的出众才华和对党和人民的无限深情，通过深入生活的扎实底蕴，在建国十周年来临之际，相继拍摄出来许多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好影片。1959年，共生产故事影片（含戏曲片）82部，虽然产量比上一年有较大下降，但整体艺术质量却明显上升。通过政审，电影局领导和权威人士普遍认为，达到一定艺术创作水准的大约有30余部，占全年总产量的1/3以上，其中彩色片的生产占45％，无论是数量，还是在总产量中的比重，都大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年。经过文化部精挑细选，首次大规模推出了18部优秀国产佳作。同时，当年的9月25日至10月24日，文化部在全国各大城市举办“庆祝建国十周年国产新片展览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影片展览活动，共展出影片35部，其中故事影片17部，有《风从东方来》、《钢铁世家》、《换了人间》、《绿洲凯歌》、《战火中的青春》、《沙漠追匪记》、《今天我休息》、《金玉姬》、《飞越天险》、《江山多娇》、《烈火真金》、《试航》、《无名岛》、《矿灯》、《黄浦江的故事》、《地下航线》、《前哨》等优秀作品担纲“挂帅”，另外尚有新闻纪录片7部，科教片6部，美术片4部。
另外确定18部的献礼片，从当年的金秋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春天，其显著而突出的特点：一是影片均为进口“伊斯曼”彩色胶片拍摄完成；二是各厂指标分配比例恰当，题材多样化，形式艺术化；三是在摄影、录音和洗印等高难度的技术方面均有重大攻关和突破；四是这些影片均由当红影星和新中国重点培养的青年新秀领衔主演，阵容强大。
这18部归类到“献礼片”行列的故事片是：上影厂（6部）《林则徐》、《聂耳》、《春满人间》、《万紫千红总是春》、《老兵新传》（为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故事影片）、《宝莲灯》（舞台艺术片）；北影厂（4部）《青春之歌》、《风暴》、《林家铺子》、《水上春秋》；长影厂（4部）《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冰上姐妹》、《笑逐颜开》；八一厂（4部）《海鹰》、《万水千山》、《回民支队》、《战上海》。
综观以上18部国产献礼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影片无论是题材筛选，还是演职员阵容，无论是创作方向，还是艺术价值，均代表当时中国电影的最高成就，其中大多数影片已经成为不朽的中国经典名片。但由于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产生出来的艺术品，一些影片的选材尽管在突出和强调多样化方面精挑细选，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这些银幕胶片渐渐失去了原来应有的光泽。比如《万紫千红总是春》一片，因为把其政治背景尽可能地推到后台，而着重描写几个家庭和妇女生活的关联，而在众多泛滥成灾的“大跃进”片中脱颖而出，把本来定下的同样是彩色片的《钢铁世家》给替换下来，当时围绕着究竟是上《万紫千红总是春》还是轻喜剧风格的《今天我休息》而在上影厂领导班子中意见不一，争论不休，因为同样是以“大跃进”为背景但在全片几乎是看不到这种浓烈的政治运动的氛围，而且是以喜剧色彩的笑料和爱情的主线来贯穿全片，来热情赞扬好人好事的社会新风尚，雅俗共赏的通俗化套路，更能贴近普通老百姓对传统电影形式和情节发展的欣赏习惯，而由于后来明文指出要求上报的“献礼片”必须是彩色片，这样，《万紫千红总是春》就占了一个大便宜，这样的例子同样也发生在长影厂拍摄颇受圈内人器重和一致看好的《战火中的青春》的身上，无论是从艺术成就还是题材故事都比之逊色的《笑逐颜开》鉴于抢选一步的彩色胶片，意外入选献礼片的行列。
至于被称为中国电影农村题材的扛鼎之作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在献礼片中的独占鳌头，也有一段饶有趣味的小故事：当时在1958年“大跃进”风头正猛的时候，苏里导演看中了山西著名作家马烽写的这个本子，几番游说推荐厂里能够开拍，但考虑到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农村题材，厂领导并不看好，只是被苏里的执着精神所感动，再加上他执导的《平原游击队》名声在外，确实给厂里带来良好的社会效应，同年他已经完成的《红孩子》在审看后也反响不俗，于是便勉强同意，但当时彩色胶片的指标已经用完，苏里自从执导影片以来，还从来没有导演一部彩色片，所以，他想方设法又一心想拍摄个带“色”的来，最后只好用已经完成的其他彩色片的剩余胶片来完成，但全部样片洗印出来送审后，得到电影局领导的一致叫好，但由于“伊斯曼”和“阿克法”两种不同的彩色胶片，完成后的样片偏色厉害，色差严重，直接影响质量，电影局明确指示，此片可做国庆十周年献礼片的备选节目，为了保质保量，影片有过半镜头需要进行重新补拍，厂里破例申请购买进口胶片，以影片完成中的两种胶片镜头为多者为主，又重新赶回山西汾阳外景地，进行了二度拍摄。
另一部闻名遐迩的中国经典名片《五朵金花》之所以能够顺利问世，则是夏衍的一大功劳，当时在几经反复确定18部献礼片时，夏公就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要总是一种题材，要合理搭配，要‘百花齐放’嘛，我看可以搞一个轻松活泼的喜剧片，来反映新中国建设的新成就，这样不是很好吗？”云南颇有才华的赵季康、王公浦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