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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克利斯朵夫反而因之高兴。他才从默默无闻的生活中露出头来，已经急于要回到默默无声的生活中去了。他觉得“这种声势赫赫的名片，会使自己在人群中迷失”。关切他的人太多了。他玩味着歌德的话：
“一个作家凭着一部有价值的作品引起了大众的注意，大众就设法不让他产生第二部有价值的作品……一个深自韬晦的有才气的人，也会不由自主的卷入纷纭扰攘的社会，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可以从作家身上沾点儿光。”
于是他关上大门，守在家里，只接近几个老朋友。他又去探望近来比较疏远了的亚诺夫妇。亚诺太太白天一部分的时间总是孤独的，很有余暇想到别人的悲伤。她想到克利斯朵夫在奥里维走后所感到的空虚，便压着胆怯的心情请他吃晚饭。她很愿意不时来照顾一下他的家务，可是她没有胆子；这也许更好：因为克利斯朵夫绝对不喜欢人家顾问他的事。但他上亚诺家吃饭，黄昏时也常到他们家去坐一会。
他发见这对夫妇老是那样亲密，维持着同样温柔而悒郁的气氛，比从前更灰色了。亚诺精神上经过一个颓丧的时期，教书生涯把他磨得很苦，——累人的劳作，一天又一天的永远没有变化，仿佛一个轮子老在一个地方打转，从来不停，也从来不向前。虽然很有耐性，这好人也不免垂头丧气。他为了某些不公平的事很难过，觉得自己的忠诚毫无用处。亚诺太太说些温婉的话鼓励他；她似乎永远那么和气恬静，可是人慢慢的憔悴了。克利斯朵夫当着她的面祝贺亚诺有这样一位贤德的夫人。
“是的，”亚诺说，“她真好：无论遇到什么事总是很安定。这是她的运气，也是我的运气，要是她对我们的生活觉得痛苦的话，我会一蹶不振的。”
亚诺太太红着脸不出声。接着她用着平稳的语调扯上别的事去了。——克利斯朵夫的来往照例对他们很有好处；而在他那方面，也乐于到这些好人旁边来让自己的心温暖一下。
那时来了另外一个女朋友，更准确的说，是克利斯朵夫去找来的；因为她虽然愿意认识他，可决不会自动来看他。那是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女子，音乐家，得国立音乐院的钢琴头奖的，名叫赛西尔·弗洛梨。矮个子，相当的胖；眉毛很浓，美丽的大眼睛水汪汪的；又小又粗的鼻子下端往上翘着，带些红色，象鸭嘴；厚嘴唇，表示人很笃实，温柔；下巴肥肥的，很结实，很有个性；脑门长得并不高，可是很宽；浓密的头发挽成个大髻挂在脖子上；粗大的胳膊，钢琴家的手，又长又大，指尖是方的，大拇指跟别的手指离得很远。她浑身上下都元气充足，象乡下人一样的健康。她和母亲住在一起，对她很孝顺。母亲也是个好心的女人，对音乐毫无兴趣，但因为常常听人谈到，便也谈着音乐，知道一切音乐界的潮流。赛西尔过着平凡的生活，整天教课，有时也举行些没人注意的音乐会。平日她回家很迟，或是步行，或是坐街车，筋疲力尽，可是兴致不坏；回来还打起精神练琴，缝帽子，话很多，爱笑，爱莫名片妙的哼哼唱唱。
人生并没宠她。她懂得辛辛苦苦换来的一点儿享受是多么宝贵，也很能体会一些小小的快乐，体会她的境况或艺术方面的些少进步。只要她本月比上月多挣五法郎，或者把弹了几星期的一段肖邦终于弹好，她就欢喜不尽。她自修的功课并不过度，恰好配合她的能力，象适当的健身运动一般使她身心痛快。弹琴，唱歌，教课，这些正常而有规则的活动使她一方面觉得日子没有虚度，一方面能过着小康的生活，有点平平稳稳的成就。她胃口很好，吃得下，睡得着，从来不闹病。
她为人正直，合理，谦虚，精神很平衡，一无烦恼：因为她只管现在，不问已往也不问将来。既然身体好，生活安定，不会有什么风浪，她就差不多永远是快乐的。她高兴练琴，也高兴管家务，也高兴一事不做。她的生活不是一天天过的，——（她很经济，做事有预算），——而是一分钟一分钟过的。她心中毫无高远的理想；即使有，也是见诸她所有的行为与思想的布尔乔亚理想，就是说心安理得的爱好她所做的事。星期日她上教堂去；但宗教情绪在她的生活中毫无地位。她佩服那些狂热的人，象克利斯朵夫一般有一种信仰或天才的；但她并不羡慕：有了他们的烦闷和他们的天才，又怎么办呢？
那末她怎么能体会到大作家的音乐的？她自己也说不清。她只知道的确体会到。她高出别的演奏家的地方，是在于她身心的健康与其衡。这颗自己并无热情而生命力很强的灵魂，为陌生人的热情倒是一块特别富饶的园地。她并不因之受到骚乱。侵蚀过艺术家的可怕的热情，她能尽量传达出它的气势而自己不受它的毒害；她只感到那些作品的力量和弹完以后的痛快的疲劳。那时她满头大汗，筋起力尽，安详的笑着，觉得心满意足了。
克利斯朵夫有一晚听到她的表演，大为称赏。他在会后向她握手道贺。她非常感激：那晚听众很少，而且她素来不大有人捧的。她既没巧妙的手段去加入什么音乐集团，也没那种本领招致一般捧角的人跟在她后面，既不用过分的技巧来标新立异，也不用想入非非的方式去表演名作引人注意，同时她也不自命为巴赫或贝多芬的专家，更不对她所奏的东西标榜什么理论，只是老老实实的把自己感觉到的弹出来，——因此谁也不注意她，批评家们也不知道她：因为没人告诉他们说她弹得好；而他们自己又不知道好坏。
克利斯朵夫以后常常看到赛西尔。这个身子结实而精神安定的女子对他有种说不出的吸引力。她人很刚强，淡于名利。他因为人家不知道她而很气愤，提议要教《大日报》的朋友们提到她。她虽很乐意有人称赞，却求他切勿为她钻谋。她不愿意奋斗，花许多气力，惹人家妒忌；她只求安安静静的过日子。人家不提起她倒是更好。她决不忌才，对于别的演奏家的技巧，她第一个会惊叹佩服。既无野心，亦无欲望，她太懒了，没有这个劲。要是当前没有什么确定的目标需要她关心，她便一事不做：连胡思乱想都没有；夜里躺在床上，不是马上睡着，就是一无所思。多少在这个年纪上没嫁人的女子，念念不忘的想着婚姻，唯恐做老处女，她却没有这种烦恼。人家问她喜欢不喜欢有一个好丈夫，她回答说：“咄，抱这种野心干吗？为什么不梦想五万法郎的进款呢？做人应当知足，应当安分守己。人家要是给你，那末更好！要不然就算了。一个人不能因为没有蛋糕吃就觉得上白面包不够味。尤其在你吃过了长久的硬面包之后！”
“并且，”母亲接着说，“还有许多人不是每天都有得吃呢！”
赛西尔自有她不相信男人的理由。几年前故世的父亲是个懦弱而懒惰的人，使妻儿子女吃了不少苦。她也有一个不成器的兄弟，不知在混些什么，每过一些时候出现一下，向家里要钱；大家怕他，觉得他丢人，唯恐有朝一日会听到他出什么乱子；可是大家疼他。克利斯朵夫看见过他一次。他正在赛西尔家，忽然有人打铃，母亲跑去开门了。然后他听到隔壁屋子里有人谈话，不时高声的嚷几下。赛西尔似乎慌了，也出去了，让克利斯朵夫一个人待在那里。隔壁继续在争吵，陌生人慢慢的有了威吓的口气；克利斯朵夫以为应当出去干涉，便开门出去，但他只看到一个身子有点畸形的年轻人的背影，就给赛西尔赶来拦住了，求他回进屋子。她也跟着一同进来；大家不声不响的坐着。来人在隔壁又嚷了几分钟，走了，把大门使劲碰了一下。于是赛西尔叹了口气，对克利斯朵夫说：“是的……是我的兄弟。”
克利斯朵夫明白了。“啊！”他说，“我知道……我，我也有一个……”
赛西尔握着他的手，又亲切又同情的说：“你也有吗？””是的……那都是教家里的人发笑的宝贝。”
赛西尔笑了；他们的谈话换了题目。真的，这种使家人发笑的宝贝，对她不是味儿，而结婚的念头也不会打动她的心：男人都没意思，还是过独立生活好。母亲看到女儿这样，只有叹气；她可不愿意丧失自由，平时唯一的梦想是将来能有一天，——天知道什么时候！——住到乡下去。但她不愿意费心去想象那种生活的细节，觉得想一桩这样渺茫的事太没意思，还不如睡觉，——或是做她的工作……
在未能实现她的梦想之前，她夏天在巴黎近郊租一所小屋子，跟母亲两人住着。那是坐二十分钟火车就可以到的。屋子和孤零零的车站离得相当远，在一大片荒地中间，赛西尔往往夜里很晚才回去，可是并不害怕，不相信有什么危险。她虽然有支手枪，但常常忘在家里，而且也不大会用。
克利斯朵夫去探望她的时候，常常要她弹琴。她对于音乐作品的深切的领悟使他看了很高兴，尤其是当他用一言半语把表情指点她的时候。他发觉她嗓子很好，那是她自己没想到的。他劝她训练，教她唱德国的老歌谣或是他自己的作品；她唱得很感兴趣，技巧也有进步，使他们俩都很惊奇。她天分极高。音乐的光芒象奇迹似的照在这个毫无艺术情操的巴黎小布尔乔亚女子身上。夜莺——（他这样称呼她）——偶尔也提到音乐，但老是用实际的观点，从来不及于感情方面；她似乎只关心歌唱与钢琴的技巧。她和克利斯朵夫在一起而不弄音乐的话，就谈论俗事：不是家务，便是烹饪或者日常生活。平时一分钟都不耐烦和一个布尔乔亚女人谈这些题目的克利斯朵夫，和夜莺倒谈得津津有味。
他们这样的在一块儿消磨夜晚，彼此真诚的相爱，用一种恬静的，几乎是冷淡的感情。有天晚上他来吃晚饭，比平时耽久了些，突然下了一场阵雨。等到他想上车站去赶最后一班火车的时候，外面正是大风大雨；她和他说：“算了罢！明儿早上走罢。”
他在小客厅里睡着一张临时搭起来的床。客厅和赛西尔的卧室之间只有一重薄薄的板壁，门也关不严的。他在床上听到另一张床格格的响，也听到赛西尔平静的呼吸。过了五分钟，她已经睡熟了；他也跟着入梦，没有一点骚乱的念头惊扰他们。
同时，他又得到一批陌生朋友，被他的作品招引来的。他们住的地方大半离开巴黎很远，或是幽居独处，从来不会遇到克利斯朵夫的。一个人的名片即使是鄙俗的，也有一桩好处；就是使上千上万的好人能够认识艺术家，而这一点，要没有报上那些荒谬的宣传就办不到。克利斯朵夫和其中的几个发生了关系。有的是孤独的青年，生活非常艰苦，一心一意的追求着一个自己并无把握的理想：他们尽量吸收着克利斯朵夫友爱的精神。也有的是一些内地的无名小卒，读了他的歌以后写信给他，象老许茨一样，觉得和他声气相通。也有的是清苦的艺术家，——其中有一个作曲家，——不但没法成功，并且也没法表白自己：他们看到自己的思想被克利斯朵夫表现了出来，快活极了。而最可爱的也许是信上不屠名的人：因为这样他们说话可以更自由，很天真的把信心寄托在这个支持他们的长兄身上。克利斯朵夫多么愿意爱这些可爱的灵魂，但他永远不能认识他们，因之大为惆怅。他吻着那些陌生人的信，好似写信的人吻着克利斯朵夫的歌一样；各人都在心里想：“亲爱的纸张，你们给了我多少恩惠！”
这样，根据物以类聚的原则，他周围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仿佛是一个天才的家属，在他身上汲取营养，同时也给他营养。这集团慢慢的扩大，终于形成一颗以他为中心的集体灵魂，——好象一个光明的世界，一个无形的星球在太空中运行，把它友爱的歌声跟一切星球之间的和声交融为一。
正当克利斯朵夫和他那些精神上的朋友有了神秘的联系的时候，他的艺术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变得更宽广，更富于人间性。他不再希望音乐只是一种独白，只是自己的语言，更不希望它是只有内行了解的艰深复杂的结构。他要音乐成为和人类沟通的桥梁。唯有跟别人息息相通的艺术才是有生命的艺术。约翰·赛巴斯蒂安·巴赫在最孤独的时间，也靠着他在艺术中表白的宗教信仰和其余的人结合为一。亨德尔和莫扎特的写作，由于事势所趋，也是为了一批群众而不是只为他们自己。连贝多芬也得顾到大众。而这是大有裨益的。人类应当用这种话提醒天才：
“你的艺术中间哪些是为我的？要是没有，那末我不需要你！”
这种强制使艺术家第一个得到好处。当然，只表白自己的大艺术家也有。但最伟大的总是那些心儿为全人类跳动的艺术家。谁要面对面的见到活的上帝，就得爱人类；在自己荒漠的思想中是找不到上帝的。
然而当代的艺人谈不到这种爱。他们只为了一批虚荣的，混乱的，脱离社会生活的少数人士写作，——这等少数人士绝对不愿意分享别人的热情，或竟加以玩弄。为了不要跟别人一样，他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