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没事可以给我打电话。我说。
是。
你干得不错，我希望你继续好好干。
是。
还有什么事吗？
你的大衣还在我这里。
拿来。我说。
我在大衣衬里写上我的名字，把它送给了张建军。
离开连队那天，士兵们披挂整齐，在三月初寒冷的漠风中列队，请我作告别讲话。那会儿我脑袋木木的，这可能跟我前一天晚上喝得太多有关。炊事班为我的告别会餐精心准备了极好的菜肴，可我只吃了几个花生，胃里的空间全被啤酒填满了，说不定我的血管都被灌进了啤酒。我跟连里每个人至少喝了一杯，活了快三十年没喝过那么多酒，最后喝得大醉，不知道怎么回去的。早饭时，连长笑说你挺能装，这几年我一直以为你没我能喝呢。我说我本来就没你能喝。连长说还装，昨晚喝那么多酒回来还在连部跟大家聊了一个多小时，还酸不溜秋地引用了一些大家都听不懂的唐诗宋词。我说扯淡，昨晚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时光宛如一架磨床，把长久以来堆积的附着层全部磨掉，剩下的只是记忆这种材质本身闪亮的光泽。连长请我在队列前作告别讲话，事实上，我在前几天也认真地准备了一篇自觉文字优美感情充沛催人泪下的演说稿，可当我站在我的弟兄们面前，望着这些无比熟悉无比亲切的面孔时，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记得当时我张了张嘴巴，没吐出一个字，眼泪却很不体面地流淌下来。我觉得比较丢人，可是，靠！我真的忍不住。那是我四年任期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流泪，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个值得纪念的细节。我张着嘴巴在队列前站了半天，最后敬个礼走开了，什么也没说出来。
老贾作为连队资深的专业军士，在队列前代表全连弟兄发言。他高度赞扬了我的英明神武丰功伟绩和高尚情操，听上去感觉即使没有上善若水最起码也准备厚德载物，搞得我几乎人将不人。最后，老贾真诚祝愿我早点找个善良美丽温柔贤惠喜爱做饭会生孩子的姑娘结婚，因为弟兄们都在同情我至今赤贫的爱情——真他妈的让人受不了。讲完后，他赠给我一本纪念册。里面有全连所有弟兄的照片和留言，遗憾的是，李二明加了黑框的照片下面是空白。队伍解散后，司机们把大大小小所有的车都开了出来，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车队送我。
我走了你们是不是很高兴啊？我说，跟他妈送瘟神似的。
我们要让你一辈子记住今天。老贾说。配合他的，是士兵们“嗷嗷”的起哄声。
他们成功地阻止了我的阻止。我坐在由连长驾驶的切诺基里，走在车队最前面。长长的车队以五公里的时速缓慢开进，先绕着连队营院转了一圈，又驶向车场，在围着车场绕行一周后，开往团部大院。经过车场时，我看到张建军以标准的军姿站在大门口，向车队敬礼。他的右手一直举在帽檐边，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切诺基的后视镜里。此起彼伏的喇叭声震碎了戈壁宁静的空气，所有的车载录音机反复播放着许巍的《在别处》，他们知道这是我喜欢的唱片，可我不知是他们中的谁想出的点子。车队经过时，三三两两的路人们驻足观看，那感觉仿佛是一场婚庆，抑或是一次葬礼。其实是什么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已成为我此生最为荣耀的一次出行。
离开连队，我正式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对我来讲，机关与连队的不同或许就在于：它不再需要我怕谁会在夜里跑出去，不再需要我担心晚归司机的安全而无法入眠，不再需要我每天午夜起来去查铺查哨，不再需要我惦记着给“副场长”带点肉骨头，不再需要我常常安慰或是训斥我的士兵……妈的，我不再需要一天到晚地去为谁操心了。我轻松，轻松得有些沉重。
一个月后的四月四日，星期六的早晨，我正在睡觉，电话响了。主任通知我立刻到会议室开会。我急匆匆地赶到时，会议室已经坐了好几位领导，居中的上校我见过一次，是军政治部保卫处长，他旁边的少校则是保卫处刑侦干事。此外，还有两个穿便装的陌生人。
王股长，政委问我，你是汽车连出来的，知道有个叫张建军的兵吗？
知道。我莫名地紧张起来。
是这个人吗？一个穿便装的陌生人递给我一张一寸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头发很长，穿着件领口松垮垮的T恤，嘴角挂着幼稚的冷笑。
是他吗，是张建军吗？处长焦急地追问。
是。
那就没问题了。他们相互交换眼色，处长说。
这个兵……妈的，他根本不能算是兵……平时表现怎么样？政委问我。
很好。我说。我想起不久前自己亲手给他换上中士肩章时，他浮现出的腼腆笑容。
这小子一九九四年涉嫌在北京参与了一起抢劫杀人案。杀死一个出租车司机，抢了两百块钱。之前没有前科，作案以后他就回了老家。其他人继续呆在北京。同案犯前段时间入室盗窃被捕，把他供了出来。
我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这时我才知道那两个穿便装的陌生人，是北京某公安分局的刑警。然后，大家开始研究抓捕方案，而我的脑子却乱成了一锅粥，晃的全是张建军那双尼古拉斯·凯奇式的眼睛。
听听王股长的，他带的兵。他们商议着诸如拒捕、自杀、脱逃等可能出现的情况，众口纷纭莫衷一是，最后政委又点我的名。
我不知道说什么。似乎过了好久，我才开口。我说，不用那么多人，我一个人就够了。
扯淡！你是零零七？出了这事，团长必定觉得很没面子，言语间火气很大。
让这个小伙子说完。处长摆摆手制止了团长。
他一个人住在车场，你们把车停到门口，我一个人进去就行了，他即使要跑，也跑不了，而且，我相信他不会跑，也不会拒捕。
你凭什么这么认为？处长问。
他是我带的兵。
让他跑他也跑不了，刑侦干事说，戈壁滩没地方跑，再说我们还带着枪。
对，如果要跑，就先打腿。副政委补充道。
我默默地听着，心中充满了厌恶。对他们来说，张建军不过是一本卷宗一个名字或者一张照片，还他妈不是彩色的。而对我来说，他却是我的士兵，我的兄弟，是我一天天把他从列兵带到中士的。他们不明白这一切。
那就这样。王股长，你马上给连里值班干部打电话，就说军里来人突击检查节假日情况，让他们全部呆在连里，任何人不允许外出。处长看着我说道，打电话的时候一定要自然，明白吗？
是。
接电话的是新任指导员。当我说到务必让张建军呆在车场准备迎接检查时，他却问我，张建军是谁？
你们的车场值班员。我说，那个瘦瘦的兵。
噢，好像是有这么个人。他嘻嘻地笑着，我认人认得慢，现在光能叫得上几个干部的名字。
挂了电话，我又直接给车场打了过去，这次用的是免提。张建军听到我的声音显得很兴奋。
你什么时候来连里啊。张建军说，这么久不见你，我真不习惯。
马上。我说。
当张建军问我要不要准备纸杯和茶叶时，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紧张地盯着我，我觉得自己快窒息了。
不用，你准备报告就行了。说完这句话，我立刻挂了电话。我明白，处长赞成我的想法是因为他不想把动静搞得太大，最好在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把张建军带走。而我这么做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我对面的几个人正在检查武器并把锃亮的子弹压进弹匣。张建军来连队的时候是完好无损的，他走的时候，也应该完好无损。
你有把握吗？处长问。
我点点头。
还有什么问题吗？处长问。
他是不是会判得很重？我问。
什么意思？你心软了？处长逼视着我，这不是心软的时候。你要觉得不行，就换别人。
没有。我冷冷地说，我只是想知道他能判多重。
这个不好说，看法官了。处长缓和了口气，这种情况我们还没有遇到过，他是入伍前作的案，所以应该移交地方司法机关处理。不过他作案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不适用死刑。所以枪……处决肯定是不会的。处长看着我说。
五分钟之后，我开车到了车场。张建军果然很听话地呆在值班室里。我推门进去的时候，他立刻起立，立正，敬礼。
上尉同志，雷达团汽车连副班长张建军正在值班，请指示！报告完毕，他咧开嘴笑道，指导员，我这么报告可以吧？
我默默地注视着他，无法回答。
你怎么了指导员，脸色这么难看，身体不舒服吗？他吃惊地问，仍称呼着我从前的职务。
你在北京打过工吗？我死死地盯着他，问道。
刹那间，张建军眼中的光亮熄灭了。他瘦削的脸变得像纸一样苍白，看上去像秋天的树叶一样伤感。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凋落。
短时间的沉默后，我从裤兜里摸出了手铐。张建军呆呆地望着我，嘴唇不停地颤抖着。那一刻，我突然涌起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我希望他像上次一样拿出匕首架在我的脖子上，或者，干脆就刺入我的心脏。然而，什么也没发生。我只是看着他慢慢地向我伸出双手，那双冻疮尚未痊愈的手。
最后，我摘下了他的领花和肩章，这是我替他戴上去的，我不想它被别人狠狠地撕掉。这个过程如同一个缓慢摇动的镜头，在我的记忆里显得漫长而忧伤。张建军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站着，眼泪流得满脸都是。我正想对他说点什么，门开了，张建军被带了出去。
我呆立在车场值班室，这小小的房间在一瞬间变得辽阔而空旷，我能够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在苍茫的戈壁中回响。
豆沙包
傅爱毛
傅爱毛女，大学本科毕业。２０００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当代》、《北京文学》、《青年文学》、《长城》、《天涯》等文学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一百五十万字左右。其中有多篇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刊物转载；小说《小豆倌的情书》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二十一世纪小说年选》，并获河南省第二届“红旗渠杯”文学奖。现为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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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初六是儿子亚杰的生日。离生日还有整整一周的时间，一家人就开始讨论这件事情了。亚杰十六岁，读高一，还是个孩子。一个孩子要过生日，按说只是小事一桩，没必要特别隆重。但，这件事还是被摆在家庭议事日程上，商议了好几次。因为牵涉到亚杰的同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学校里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谁过生日都要请要好的同学们撮一顿。别人请过自己，轮到自己了却不请别人，这说不过去。
按亚杰的意思，要父母到酒店里定一桌，到时候他和同学们去吃喝玩乐一番，既省事又体面。两口子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否定了这个意见。因为，亚杰提出来：要去酒店，至少也得是三星级以上的。最不济也要定在金海港。否则的话，他在同学们中间没面子。因为同学们请他的时候也都是在星级酒店里：帝豪、国都、金鑫，哪一家都是响当当的。
“帝豪”和“国都”这一类的酒店，他们肯定进不起。能考虑的只有金海港。金海港在他们所居住的城市里属于一个中等酒店，对儿子来说已经迁就到不能再迁就的程度了。但，消费一桌少了一千块钱也下不来，而且还不算酒水和其它费用。一千块钱是个什么概念呢？简单地说，相当于他们两口子整整一个月的收入呢。自从下岗以后，两口子就在胡同口摆了一个卖菜的小摊子。卖一些辣椒、西红柿、小白菜什么的。卖掉一斤菜，也不过挣个毛儿八分的。青菜这东西，卖不上钱还不经放，一过了夜，不是烂就是蔫。把不能卖的扔掉，赚头本来就小，再加上这税那费，起早贪黑地忙活，一个月满打满算也就是落个千把块钱的样子。现在，过个生日就要花掉一千块，两口子无论如何不会同意。不是他们不想让儿子体面，实在是没有那个经济实力。
一说不能去酒店，儿子满脸的不高兴。同学们的家境似乎每一个都比他好。他们穿名牌运动鞋，玩进口的ＭＰ３，腰里揣着几千块钱的手机。自己却什么都没有。他在同学们面前原本就自卑，现在，连去酒店里请同学们过个生日都不能，他怎么会高兴呢？不高兴也没办法。谁让自己生在穷人家里呢？经过苦口婆心地再三做工作以后，儿子最终同意：在家里过这个生日。好的星级酒店去不起，差的呢，又太丢面子。在自己家里过，既亲切，又别具特色。当然，最重要的是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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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家不大，也决然说不上豪华，但却干净整洁。为了不给儿子丢脸，妈妈素梅跑了几趟商店，买了新桌布、新沙发巾，还买了一盆海棠花。水果盘和茶具也换了新的。把客厅布置得典雅清新、井然有序。接下来就是打理那桌子菜了。
儿子亚杰说：虽然是在家里，但菜的档次一定不能亚于酒店。要烧出风格、烧出品味来。不仅要色香味俱佳，而且要洋气。听了儿子的要求以后，两口子都感到任务十分艰巨，压力也很大。他们没有多少学问，整不明白什么叫作“风格”和“品味”。但，他们还是决定，尽最大努力，按儿子的要求办，做出一桌最好的菜来，让儿子的同学们吃得满意、吃得高兴。左右高低不能给儿子丢脸。不是他们纵容儿子，而是觉得实在太愧对儿子了。
和他们一样做父母的人，有的在机关部门里做了官，不是局长就是处长，要么就是科长。还有的经商发了财，开小轿车、住小别墅，出一趟国跟进一趟超市似的不当回事。最不济的也是教师或公务员，风刮不着、雨淋不着，坐在办公室里看看报纸喝喝茶，到月底就可以堂而皇之、大模大样地领工资了。逢年过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