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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一笼园，至少让我们看到家妓制度的珍贵的… 瞥。《红搂梦》里学戏的女孩子是特殊情形，专为供奉归宁的皇妃的。一般大概像此书的琪官、瑶官的境遇。瑶宫虚岁十四，才十三岁，被主人收用已经有些时了。书中喜欢幼女的只有齐韵叟一人──别人喜欢跟她们闹着玩。尹痴鸳倒是爱林翠芬，但是也宁可用张秀英泄欲。而齐韵叟也并不是因为年老体衰，应付不了成熟的女性… 一他的新宠是嫁人复出的苏冠香。
琪官、瑶官与孙素兰夜谈，瑶官说孙素兰跟华铁眉要好，一定是嫁他了。孙素兰笑她说得容易，取笑她们也嫁齐大人。瑶官说她“说说就说到歪里去”，也就是说老人奸淫幼女，不能相提并论。书中韵叟与琪官的场面写得十分蕴藉，只借口没遮拦的瑶官口中点一笔。
齐韵叟带着琪官、瑶宫在竹林中撞见小赞，似乎在向另一人求告，没看清楚是谁，这人已经跑了。事后盘问她们，琪官示意瑶官不要说，只告诉韵叟“不是我们花园里的人”，想必是说不是齐府的人，不致玷辱门风。这件事从此没有下文了，直到《跋》列举诸人下场，有“小赞小青扶赀远遁”句。原来小赞私会的是苏冠香的大姐小青。相等于“诗婢”的诗童小赞，竟抛下举业，与情人私奔卷逃。那次约会被撞破，琪官代为隐瞒，想必是怕结怨。苏冠香是小小姨身份，皇亲国戚兼新宠，正如杨贵妇的妹妹虢国夫人。琪官虽然不知道冠香向韵叟诬赖她与孙素兰同性恋，一定也晓得她是冠香的“眼中钉”（见回目）。再揭破丑闻使冠香大失面子，更势不两立了。那神秘人物是小青，书中没有交代，就显不出琪官的机警与她处境的艰难。
总是因为书至此已近尾声，下文没有机会插入小赞、小青的事，只好在跋内点破，就像第十三回“抬轿子周少和碰和”的事也只在回目中点明，回内只字不提。
但是由《跋》追补一笔，力道不够。当时琪官一味息事宁人，不许瑶宫说出来，使人不但气闷而且有点反感。她说与小赞在一起的是外人，他人带来的大姐除了小青，还有林素芬、林翠芬也带了大姐来，大概是娘姨大姐各一，两人合用。像赵二宝就只带了个娘姨阿虎，替她梳头，那是不可少的。孙素兰只带一个大姐，想必是像卫霞仙处阿巧的两个同事，少数会梳头的大姐。
娘姨不大有年轻貌美的。小赞向这人求告，似是向少女求爱或求欢──再不然就是身份较高的人。
书中男仆如张寿、匡二都妒忌主人的艳福，从中捣乱，激动得简直有点心理变态。曾经有人感叹中国的女仆长年禁欲，其实男仆也不能有家庭生活。固然可以嫖妓；倒从来没有妄想倌人垂青的，这一点上阶级观念非常严。不过小赞不是普通的佣仆，有学问有前途，而且屡次出众出风头。平时倌人时刻有娘姨跟着，在一笠园中却自由自在，如苏冠香、林翠芬都独自游荡。因此有可能性的女子浩如烟海，无从揣测。比较像是孙素兰的大姐，琪官代瞒是卫护义姊──还是失意的林翠芬移情别恋？这些模糊的疑影削弱了琪宫的这… 场戏，也是她的最后一场，使这特出的少女整个的画像也为之减色。等到看到《跋》才知道是小青，这才可能琢磨出琪言有她不得已的苦衷，已经迟了一步。
作者的同乡松江颠公写他“与某校书最昵，常日匿居其妆阁中”，但是又说他“家境……寒素”。刘半农说：
相传花也怜依本是巨万家私，完全在堂子里混去了，这句话大约是确实的，因为要在堂子里混，非用钱不可，要混得如此之熟，非有巨万家私不可。
也许聪明人不一定要有巨万家私，只要肯挥霍，也就充得过去了。他没活到四十岁，倒已经“家境……寒素”，大概钱不很多，经不起他花。
作者在“例言”里说：“全书笔法自识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其实《红楼梦》已有，不过不这么明显（参看宋淇著《红楼梦里的病症》等文）。有些地方他甚至于故意学《红楼梦》，如琪倌、瑶倌等小女伶住在梨花院落──《红搂梦》的芳官、藕官等住在梨香院。小赞学诗更是套香菱学诗。《海上花》里一对对的男女中，华铁眉、孙素兰二人唯一的两场戏是吵架与或多或少的言归于好，使人想起贾宝玉、林黛玉的屡次争吵重圆。这两场比高亚白、尹痴鸳二才子的爱情场面都格调高些。
华铁眉显然才学不输高亚白、尹痴鸳，但是书中对他不像对高、尹的誉扬，是自画像的谦抑的姿势。口角后与孙素兰在一笠园小别重逢，他告诉她送了她一打香槟酒，交给她大姐带回去了。不论作者是否知道西方人向女子送花道歉的习俗──往往是一打玫瑰花──此外的香槟酒也是表示歉意的。一送就是一箱──十二瓶一箱──手面阔绰。孙素兰问候他的口吻也听得出他身体不好。作者早故，大概身休不会好。
当时男女仆人已经都是雇佣性质了，只有婢女到本世纪还有。书中只有华铁眉的“家奴华忠”十分触目。又一次称为“家丁”，此外只有洋广货店主殳三的“小家丁奢子”。
明人小说“三言”、“二拍”中都是仆从主姓。碑女称“养娘”，“娘”作年轻女子解，也就是养女。僮仆想必也算养子了。所以《金瓶梅》中仆人称主人、主妇为“爹”、“娘”，后世又升格为“爷（爷）”、“奶奶”。但是《金瓶梅》中仆人无姓，只有一个善颂善祷的名字如“来旺”，像最普通的狗名“来富”。这可能是因为“三言”、“二拍”是江南一带的作品，保留了汉人一向的习俗，《金瓶梅》在北方，较受胡人的影响。辽、金、元都歧视汉人，当然不要汉人仆役用他们的姓氏。
清康熙时河南人李绿园著《歧路灯》小说，书中谭家仆人名叫王中。乾隆年间的《儿女英雄传》里，安家老仆华忠也用自己的姓名。显然清朝开始让仆人用本姓。同是歧视汉人，却比辽、金、元开明，不给另取宠物似的名字，替他们保存了人的尊严。但是直到晚清，这不成文法似乎还没推广到南方民间。
年代介于这两本书之间的《红楼梦》里，男仆有的有名无姓，如来旺（旺儿）、来兴（兴儿），但是绝大多数用自己原来的姓名，如李贵、焦大、林之孝等。来旺与兴儿是贾琏夫妇的仆人，来自早稿《风月宝鉴》，贾瑞与二尤等的故事，里面当然有贾琏、凤姐。此后写《石头记》，先也还用古代官名地名，仆名也仍遵古制，屡经改写，越来越写实，仆人名字也照本朝刚度了。因此男仆名字分早期后期两派。
唯一的例外是鲍二，虽也是贾琏、凤姐的仆人，而且是二尤故事中的人物，却用本姓。但是这名字是写作后期有一次添写贾母的一句隽语：“我哪记得背着抱着的？”──贾琏凤姐为鲍二家的事吵闹时──才为了谐音改名鲍二，想必原名来安之类。
《海上花》里也是混合制。齐韵叟的总管夏余庆，朱蔼人兄弟的仆人张寿，李实夫叔侄的匡二，都用自己原来的姓名。朱家、李家都是官宦人家。知县罗子富的仆人高升不会是真姓高，“高升”、“高发”是官场仆人最普通的“艺名”，可能是职业性跟班，流动性大，是熟人荐来的，不是罗家原有的家人，但是仍旧可以归入自已有姓的一类。
火灾时王莲生向外国巡警打了两句洋文，才得通过，显然是洋务官员。他对诗词的态度伧俗（第三十三回），想必不是正途出身。他的仆人名叫来安，商人陈小云的仆人叫长福，都是讨吉利的“奴名”，无姓。
洋广货店主殳三的“小家丁奢子”，“奢”字是借用字音，原名疑是“舍子”（舍给佛门），“舍”音“奢”， 但是吴语音“所”，因此作者没想到是这个字。孩子八字或是身体不好，挂名入寺为僧，消灾祈福，所以乳名叫舍子，不是善颂善祷的奴名，因此应当有姓──姓殳，像华铁眉的家丁华忠姓华一样。
华铁眉住在乔老四家里，显然家不在上海。他与赖公子王莲生都是世交，该是旧家子弟。殳三是广东人，上代是广州大商人，在他手里卖掉许多珍贵的古玩。
“华”、“花”二字相通，华铁眉想必就是花也怜依了。作者的父亲曾任刑部主事，他本人没中举，与殳三同是家道中落，一个住在松江，一个寄籍上海，都相当孤立，在当代主流外。那是个过渡时代，江南、华南有些守旧的人家，仆人还是“家生子儿”（《红楼梦》中语），在法律上虽然自由，仍旧终身依附主人，如同美国南方战争后解放了的有些黑奴，所以仍旧像明代南方的仆从主姓。
官场仆人都照满清制度用本姓，但是外围新进如王莲生──海禁开后才有洋务官员──还是照民间习俗，不过他与陈小云大概原籍都在长江以北，中原的外缘，还是过去北方的遗风，给仆人取名来安、长福──如河南就已经满化了。以至于有三种制度并行的怪现象。
华铁眉“不喜热闹”，酒食“征逐狎昵皆所不喜”。这是作者自视的形象，声色场中的一个冷眼人。寡欲而不是无情，也近情理，如果作者体弱多病。
写华铁眉特别简略，用曲笔，因为不好意思多说。本来此书已经够简略的了。《金瓶梅》、《红楼梦》一脉相传，尽管长江大河滔滔汩汩，而能放能收，含蓄的地方非常含蓄，以致引起后世许多误解与争论。《海上花》承继了这传统而走极端，是否太隐晦了？
没有人嫌李商隐的诗或是英格玛·柏格曼的影片太晦。不过是风气时尚的问题。胡适认为《海上花》出得太早了，当时没人把小说当文学看。我倒觉得它可惜晚了一百年。一七九一年《红楼梦》付印，一百零一年后《海上花》开始分期出版。《红楼梦》没写完还不要紧，被人续补了四十回，又倒过来改前文，使凤姐、袭人、尤三姐都变了质，人物失去多面复杂性。凤姐虽然贪酷，并没有不贞。袭人虽然失节再嫁，“初试云雨情”是被宝玉强迫的，并没有半推半就。尤三姐放荡的过去被删掉了，殉情的女人必须是纯洁的。
原著八十回中没有一件大事，除了晴雯之死，抄检大观园后，宝玉就快要搬出园去，但是那也不过是回到第二十三回入园前的生活，就只少了个晴雯，迎春是众姐妹中比较最不聪明可爱的一个，因此她的婚姻与死亡的震撼性不大。大事都在后四十回内。原著可以说没有轮廓，即有也是隐隐的，经过近代的考据才明确起来。一向读者看来，是后四十回予以轮廓，前八十回只提供了细密真切的生活质地。
前几年有报刊举行过一次民意测验，对《红楼梦》里印象最深的十件事，除了黛玉葬花与凤姐的两段，其他七项都是续书内的！如果说这种民意测验不大靠得住，光从常见的关于《红楼梦》的文字上──有些大概是中文系大学生的论文，拿去发表的──也看得出一般较感兴趣的不外凤姐的淫行与临终冤鬼索命；妙玉走火入魔；二尤──是改良尤三姐；黛玉归天与“掉包”同时进行，黛玉向紫鹃宣称“我的身子是清白的”，就像连紫鹃都疑心她与宝玉有染。这几折单薄的传奇剧，因为抄本残缺，经高鹗整理添写过（详见拙著《红楼梦魇》），补缀得也相当草率，像棚户利用大厦的一面墙。当时的读者径视为原著，也是因为实在渴望八十回抄本还有下文。同一愿望也使现代学者乐于接受续书至少部分来自遗稿之说。一般读者是已经失去兴趣了，但是每逢有人指出续书的种种毛病，大家太熟悉内容，早已视而不见，就仿佛这些人无聊到对人家的老妻评头品足，令人不耐。
抛开《红楼梦》的好处不谈，它是第… 部以爱情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而我们是一个爱情荒的国家：它空前绝后的成功不会完全与这无关。自从十八世纪末印行以来，它在中国的地位大概全世界没有任何小说可比──在中国倒有《三国演义》，不过《三国》也许口传比读者更多，因此对宗教的影响大于文字上的。
百廿回《红楼梦》对小说的影响大到无法估计。 等到十九世纪末《海上花》出版的时候，阅读趣味早已形成了，唯一的标准是传奇化的情节，写实的细节。迄今就连大陆的伤痕文学也都还是这样，比大陆外更明显，因为多年封闭隔绝，西方的影响消失了。当然，由于压制迫害，作家第一要有胆气，有牺牲毯神，写实方面就不能苛求了。只要看上去是在这一类的单位待过，不是完全闭门造车就是了。但也还是有无比珍贵的材料，不可磨灭的片段印象，如收工后一个女孩单独蹲在黄昏的旷野里继续操作，周围一圈大山的黑影。但是整个的看来，令人惊异的是一旦摆脱了外来的影响与一部分的禁条，露出的本来面目这样稚嫩，仿佛我们没有过去，至少过去没有小说。
中国文化古老而且有连续性，没中断过，所以渗透得特别深远，连见闻最不广的中国人也都不太天真。独有小说的薪传中断过不止一次。所以这方面我们不是文如其人的。中国人不但谈恋爱“含情脉脉”，就连亲情友情也都有约制。“爸爸，我爱你”，“孩子，我也爱你”只能是译文。惟有在小说里我们呼天抢地，耳提面命诲人不倦。而且像我七八岁的时候看电影，看见一个人物出场就急着问：“是好人坏人？”
上世纪末叶久已是这样了。微妙的平淡无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