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听周坤这么讲，又拿费武说事：“我说费总怎么不愿意多拿钱呢！在军营的那个大屋子里，哭着喊着非要把那一万给于子……”“净瞎说，谁哭、谁喊了？再说当时我并不知道多带钱要被判刑呀！”
李振接着说：“咱们这几名‘战士’在‘敌人’的白色恐怖、黑色枪口下，各有各的特点。于一心同志不屈不挠、据理力争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优……，哎！于子你还没入党呢吧？得，那我就不往下说了。赵铁小将在大是大非面前视而不见、熟视无睹、眼不见心不烦！”
王伟达看了一眼周坤：“他也得看得见呀！不过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当着周坤大救命恩人的面，你敢说赵铁的不是？”
李振忙转话题：“我错了。提起咱们‘敬爱’的费总，不妨得多奉承几句：‘党和人民的儿子’费武领导面对手持‘棒棒糖’的‘敌人’，那才是顶天没沾地、临危特别惧，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有艰险越后退，响噗噗的男子汉大豆腐！”
费武具备做官的某种素质，比较能吃话。当李振拿他开心时，脸从不“改色”：“荒诞无稽，其实我还是挺沉着的！不过说真的，别说是灌辣椒水，就是一天不给饭吃，我就得招！胖人一顿吃不饱，心里还发慌呢。”李振忙问：“我倒想知道您先供出谁？”“我先‘出卖’你，谁让你总跟我过不去！”
李振假装语重心长：“不是跟您过不去，在那里面看着您那副可怜的模样，凡是有一点同情心的革命战友，都会为您的不幸感到无比揪心。从今往后我就更加地仇恨国民党反动派了，怎么能给我们这么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吓成那个样子！”
周坤听李振这么说都想笑。心想：你还没见到更可怜的样子呢，如果再把那天见费武的表现告诉李振，他指不定还能说出什么呢。
王伟达尽管平时内心反感费武，可是他毕竟是自己的领导，在公共场合还是得维护他的脸面。“不过他们这里的法律条文儿，也应随着列伊的贬值做适当调整！”
甭管怎么说，这次是靠李振的学生吴玉帮了大忙，几个人才得以“获救”。李振的话不说完心中不快，他仍往费武那引：“可不是！三千列伊才合一个半美元就要被加刑一年。咱们几个人中间费总身上的钱最少，不到一万二千。细算起来也得被判八百八十多年刑呢！您身体再硬朗，仍难有出头之日呀！”
王伟达知道李振就是过过嘴瘾，并没有什么恶意：“其实也没法儿改，货币一年贬一半，宪法就得十二个月订一次？”李振故意说：“‘国家根本大法’里直接写美元不就行了吗！”于一心笑道：“没听说过！其实那有这事呀！一定是法官吓唬咱们，无非是想多敲诈点钱。要不是吴玉出面，这些货款还真‘危’啦！”
一句话提醒了周坤：“我还忘了一件事。你们得给吴玉 2500 美元。因为她和人家说好了，事成之后，送那个警察总局的头头……”费武脱口而出：“这么多？”李振听费武这么说，气不打一处来：“多？这次没把‘银两’全给扣了就算万幸！这里中国人手里的钱一旦落入警察之手，有几个能回来？再说，您那八百多年的徒刑不是也免了吗！这是出来了，您口又正了！根据您在里面‘大义凛然’的上佳表现，谁都会相信，当时如果得知货款一分不要全部献给‘敌人’就能保全性命，您肯定会毫不犹豫、大大方方、跪地拱手听命、恭敬献出！”
周坤听费总说钱多，也有点不大高兴。于一心察觉到了她对费武的不满：“要不然，咱们按每个人被扣美元的比例来摊这笔钱？”
费武这人虽然说话不招人待见，可是他也有可“爱”的一面，喜欢装大个儿，如果赶上“好天”，愿意拿国家的钱收买人心：“算了，我们单位来出这笔钱吧！公司再不行也比你们个人强。小周你别生气，我这不是想给国家省几个吗！”
王伟达心想：翻手覆手话都让你说了！他也觉得费武刚才有点过分。吴玉别管以前怎样，在这件事上真是出了大力。换了旁人别说是两千五，就是事先说好，拿出五万美元再给办这件事，否则免谈。你又能怎么样，不是也得给吗！再看费武您在里面那两下子，虽说没达到李振“艺术加工”的程度，但人家绝非无中生有，用屁滚尿流来形容还是恰如其分。吴玉要是贪心，要五万，花二千五铲事，余下的四万多装进自己的腰包，也应算‘正当防卫’。王伟达碍于费武的面子，不便表态出这笔钱。最后听费武说单位掏 2500 美元，才放了心。本来吗，所“没收”的十万美元里有九万多是海丰公司的钱，咱不出谁出！这不是在“军营”里往于一心手里塞钱的时候了！他对费武说：“其实吴玉和小周咱们公司也应适当酬谢，要不然还不定会怎么样呢！”
周坤听王伟达这么一说，反倒不好意思了。许多人都是这样，就是一句话的事，只要说到了，心里就平衡了，吃再多的苦、受再大的累也就算过去了。周坤刚才还有点忌恨费武，仅听王伟达说了这么一句感谢之辞，好像就满足了。她忙摆手：“我就不必了，正好借此事下决心跳出‘中国城’。我和赵铁先在这个地方住下，将来我们跑外地卖货时，能到你们那儿拉点便宜货就行了！”“拉我们的货肯定是没问题，这事不用请示费总，我都能做主，今天的事该谢也得谢！”
费武来劲了，接过话：“小周、吴玉都要适当的奖励，事就这么定了。给罗马尼亚人钱我心疼，给你们多少我都高兴！”
李振的嘴还没到闲的时候：“你瞧咱们领导就是有水平，爱憎分明。说给你，你就拿着。说不定哪天咱们费总睡醒了，又反悔了！”
王伟达明白，费武虽然一贯的“工作作风”是说大话使小钱，轻诺寡信，但是偶尔也有“拔毛”的时候。他连忙加上一句：“不会，我们费总的为人我最了解，他是个言而有信的人！”
费武双手回到了他在会上讲话时常放的那个“位置”上：“对嘛，言必信，行必果。”
李振脸冲着周坤说道：“如果费总给你‘奖金’，就痛痛快快地接着，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这是你理当得到的。当然也别报太大的希望，不会给你多少，‘仨瓜俩枣’顶天了。小周你今天算是走运，碰上费总高兴说要奖励你，你哪知道我们费总常常是不怎么高兴。那要是让你赶上了，你这一片‘玉心’不就在‘冰壶’了吗？”
于一心觉得李振有时说话太损，过于尖酸刻薄，要是看不上谁，往死里挖苦。他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对待朋友应宽大为怀，相互之间取长补短。谁身上都有弱点，不能揪住人家的短处没完没了。像刚才李振说费武的话尽是刺，未免有点过分，不说他两句，心中不快： “话出自你的口，听起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表扬人和骂人用的是同一个‘间架结构’；听你‘歌功颂德’的感觉也和被刨了祖坟似的……”
“要是早三十年！你……”“费总您别往下说了，我知道您下面的内容。您想说非把我打成反革命不可，是吧？现在您老应该清楚了，什么原因使中国逐步走向强大？那就是如今的环境能使我们这些敢想敢说的人，放心大胆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用再被那些既没头脑、又没能力、只知道学报纸上《社论》的领导摆弄了！”
于一心不屑一顾：“算了吧！现在没有人管你了，我看你也没干出个什么名堂！都是嘴上的功夫！”“我个人微不足道，只要大多数的中国人能在这种气氛下工作，那就是我们民族的幸事！设想一下，再过数年，像费总这样搞经济没两下、‘修理’人十来下的领导都告老还乡了，中国的发展速度就会更快喽！”
“我得揍你的屁股！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搞经济？”“您别急，我真不是和您过不去。像您这样年龄段的‘革命干部’受毒害太深，的确不是您的过，是时代的错！”费武自己不这么看：“你怎么就认准我的思想跟不上呢？”
于一心看问题比较客观，不像李振那么偏激：“其实我们都跟不上。给你们举个例子，我有个表哥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81年他们同宿舍的几个同学就开始讨论‘下海’。毕业后几个人每年都要聚一次，讨论‘下海问题’。研讨了十几年，到了今天‘讨论会’还没开完呢！那些早年下海经商的人，这些年赚钱、赔钱，赔钱、赚钱，都‘走’了几个来回，而他们如今还蹲在岸上晒‘太阳浴’呢！说点什么都顺嘴，干点什么就艰难。我倒是下‘水’几年了，现在不是仍然家徒四壁吗！咱和那些早年辞职闯荡江湖、现已是‘久经沙场’的人‘打仗’能占得着便宜吗？”
李振接过话：“说起下海，我应该算是最早扔掉‘铁饭碗’、出来单干的那拨人了，也算是老前辈了，遗憾的是至今仍没有发展壮大起来！”于一心“画龙点睛”：“忙别的了！”王伟达帮腔：“没法子，混不下去了，跑到这儿蒙事来了！”李振平时爱拿别人的弱点说事，夸大其辞，添枝加叶。没想到今天朋友“合伙”故意拿话窘他，也让他下不来台。他见苗头不对，马上找补：“你们别跑题！”
难得一次费武不假模假样地说话：“前几年时兴下海，过几年又该‘流行’上岸了，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比如老师这个行业，二十多年前，那时管老师叫臭老九，没人爱干；现在好了，想当老师，比登天还难。我那老三非要考师范大……”
李振不能听费武说话，只要他一出声，总能抓住点“把柄”：“什么？等等吧，您这年岁的人，还能有老三？好事真是让您占全了！”王伟达随着大家的笑声，也禁不住乐了：“你快成我们费总的对立面、死敌了！”
第五章听“领导”讲话牙疼
布加勒斯特国际大饭店二楼的一间大厅（可以用来开会、吃饭，二者兼可）今天被简单地修饰一番：用多个床头柜拼凑的主席台被罩了层红布，“热烈庆祝中国华联会成立大会”的横幅被拉吊在主席台的上方，许多五颜六色的小气球从天花板射灯的圆孔中垂下，一面中国国旗悬挂在主席台后面的墙上。房间里整齐码放了十几排软椅，大约有二百把。正对主席台左侧的墙边，有一个铺有白布的长条桌子，它是由数个餐桌对接而成，上面摆放了各种点心、水果、熟肉等食品。
上午 8 点半开始，中国人陆续进入会场，9 点钟左右大厅里已座无虚席。他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是为了参加 “中国华联会”的成立大会。会场里人声嘈杂，彼此的谈话声、相互之间的招呼声混合在一起。另外，抽烟的人并没有因为门窗关闭而暂时放弃他们的嗜好，仍在那里“喷云吐雾”。不断堆积起来的烟雾，使得屋里的空气变得浑浊，令人呼吸不畅。有十几个人在主席台上就座，阎理坐在了中间的位置上。他们是这次会议的倡导者、未来协会的领导成员。从每人严肃认真的面目表情不难判断，他们很重视此次大会。其中几个人面前还放有笔和纸，以便记下会上的重要内容。台上的这些人相互寒暄、客套，“一团和气”的背后，给人感觉彼此之间并不大熟悉。是什么原因使这些人坐到了一起，一两句话很难说得清楚。有一点可以肯定，上面这几个“头面人物”，来这里开会的动机虽然各不相同，但目的却大体一致，都想从中获得某些“政治资本”。有一点不能不提，台上的这十几个人都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是罗马尼亚中国人“堆”里的富人。
主持会的人是一个 50 来岁的男子，身上瘦瘦的，不知为什么脸上的肉很多。按常理，人到中年应该先从腹部开始发福，像他这样到了一定的年龄脸先胖起来的还真是不多见。他坐在阎理的身旁，不时地用眼睛的余光扫视着阎理。他低头看了看手表，然后用手敲了一下话筒，试试“麦克”声音的大小，捎带着缓和一下自己的紧张心情：“请安静！开会了……。我田某人，为什么要拿出一点点钱办这件事呢？”没等他把话说完，主席台上一个长得怪模怪样、40 来岁的男子站了起来。他人怪声音也怪：“我插一句，田……，田什么来着？”“田甜！”
“对，田甜老板……”“田甜”两个字一出口就被台下的一阵哄笑声淹没，说话人自己也笑了。田甜长得黑、脸胖不说，关键是上下不对称，“头重脚轻”，让人看了很不舒服。名字对于他来说，真是“名不副实”。要是早二十年，让他穿两件棉袄演“沙家浜”里的胡传魁都不用化装。“怪人”忍住笑：“田老板，为了这个协会出资一万美元。目前他是主席台上这些人当中，拿钱最多的一位嘉宾！”
田甜摆摆手，一副半推半就的神态：“一点小事不足挂齿。我简单说几句，开个头。来罗马尼亚五、六年了，现在中国人的生存条件可比我刚来的时候强多了。那时哪有中国人发货？都是走街窜巷卖点从国内背过来的小工艺品！”
他说起话来像是背台词，一字一字地往出“拼”。有心脏病的人听他说话不能认真，否则十有八、九能急得犯病；健康人听了，感觉抻得晃，特累。主席台上另一个中国人抢过话：“那时哪有开车的？才几年呀！就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田甜点上一支“怪人”递过来的“万宝路”。“中国人就是聪明勤劳，要不然不会有今天的大好局面。但我们这里缺少个统一的组织，很容易让人家欺负，大家应该抱成团儿、团结起来！老阎你是这里的老人了，说两句！”阎理一般很少出头露面，今天是经田甜死说活说，没办法才到这里开会的。他用眼睛扫视了一下在座的人：“也没什么可说的，以前干了不少坏事，黑道白道我都做……”
田甜变得有点结巴：“你，你就先别说这些了，今，今天主要谈谈对这事的看法！我，我，……”会场有些骚动，阎理没等田甜把话讲完，继续说道：“成立这个会我没意见。由于近来手头紧，比起台上的诸位我就等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