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水说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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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水说论语- 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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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说:“晏子这个人善于与人交往,跟人交接很久了,还是保持着敬。”
  这虽然是表扬,其实含着轻微的讽刺,首先是一个“善”字。与人交往是个自然的东西,而他是“善于”,那就是带着技巧。具体表现为交往很久了还保持着敬,这是不甚合人性的,不过是一种老油条的圆滑罢了,是为了自我保护和谋求政治地位牢稳的。
  晏子是一个相国,可以点评他的东西有很多,而孔子却只道他跟别人交往时的特点,这就好像对一本杂志,不评价它的内容,而单说它的广告打的还挺多。显然是带着不甚恭维的态度的。相比于对子产的评价,差的远了。
  
  第十七句: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 
  
  孔子说:臧文仲有一台电脑——古代的电脑就是大乌龟,可以用于占卜的,是古代的信息产业——臧文仲把这个大乌龟藏在一个专门的屋子里,梁柱上画了山水藻草,这是天子的庙才能画的,臧文仲到底算聪明还是傻啊。
  这是指摘臧文仲不知礼呢。
  其实臧文仲还是个很有头脑和丰富的治国理念的,这里也挨了孔子批评。
  
  第十八句: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子文是楚国的一个大牌令尹,曾经毁家纾国难,就是把自己家族的封地都还给楚成王,用这个办法加强王权,起到遏制卿大夫的作用。目的上和孔子要扼制三桓,是一样的。子张问:“令尹子文曾经三次做令尹,三次离开(不外乎是因为别人的馋言或者某些事做的不让国君满意吧,就离职了),做上令尹的时候,没有喜色,离开令尹道时候,没有忧色(意思是不把个人得失萦怀)。而且,工作交接还做的特认真,把工作的各种进展都向新令尹讲。这样的人算怎么样呢?”
  孔子说:“是忠啊。”(所谓忠,当时还不是特别指忠君,而是对人办事尽心尽力的意思,所谓“为友谋不忠乎”。)
  子张问:“那他够仁了吗?”
  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诸种好品德中的妈妈级的好品德,仁人就算是完人了。孔子轻易不承认谁是仁,于是孔子当然说:“我不知道,他哪能够得上仁人呢?”
  于是,令尹子文就给否定下去了。
  
  第十九句: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 “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杼因为自己老婆的问题,杀了齐庄公,这当然是大逆不道的,当时的齐国大夫陈文子,为了表示对崔杼的厌恶和不合作,当然也可能是为了避免政治迫害,就奔逃到别的国家去了。到了一看,说:“这里的大夫,跟我们的崔杼是一样的啊。”于是又跑去下一个国家。到了下一个国家,又说:“这里的大夫,跟我们的崔杼还是一样的啊。”于是又走。
  子张问:“像陈文子这样,算是如何啊?”
  孔子说:“他是一个清的人。”
  “够的上称仁了吗?”
  “我不知道,哪算得上仁呢?”——以后这类问题你们不要再问了,孔子心说!
  
  第二十句: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三桓中的季孙家族的祖上的掌门人季文子是个大善人,家里的妾不穿帛,马不吃粟。季文子做决策的时候,要三思而行。孔子说:“思考两遍就可以了!”
  孔子这里又是轻微的批评了。思考的遍数太多,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家族计算祸福厉害,长远利益,短期利益,反复筹算,最后计较出一个决策。这还是在盘算自己的欲望和利益为主,哪是仁人的做法啊。
  仁人是尊重别人利益,思考一次就够了。第二次属于确认一下罢了。所以孔子说,思考两遍就可以了。
  
  第二十一句: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孔子说:“卫大夫宁武子(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唯独在卫灵公——夫人是南子那里比较受重用,时间也长,所以谈到卫大夫也多),在国家有道的时候,就参辅政事,是个有智慧的人。到了国家无道的时候,不避艰险,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不怕被敌对者杀头,人们觉得他是个傻子。宁武子的智慧,别人是可以达到的,但是他的愚傻之处,别人却是做不到的。其愚不可及也!”
  愚不可及,出处就在这里,本来是个褒义词了。像宁武子这样的傻子和愚人,是最难能可贵的。譬如说,让你当学校的建筑科长,你本来可以趁着搞项目大捞一把,但是你不这么做,别人都说你是愚人。但是能达到这样愚人的水平的人,就很少了。所以人们一般做不到这么愚,所谓其愚不可及也!
  所谓愚人,基本就是前面说的刚的人,无欲的人,从根本上看,是坚持原则和内心信条的人,不因杀身的险恶而放弃,不因利益的诱惑而改变,又从最最根本来讲,是人格完整的人。只有社会和体制使得人格完整和独立,才能做的到使人有信念和原则。不完整的人格,半奴才的人格,是不会有信念和原则的。
  这样的有原则信念的人,人数少的时候,他们就被当成“愚人”,这样的人多了,大家觉得这么做是应该的了,是主流的了,也就不会再说那是“愚人”了。
  中国应该有这么一个“愚人节”,大约可以和雷锋的节日放在一天。雷锋也是“傻子”啊!在这样的愚人节里,要纪念宁武子、愚公、雷锋以及其他一些坚持信条(比如要清廉)的“愚人”。这些人的特点就是坚持信念和原则,而不是把谋求私利定做人生行动的指南。
  
  第二十二句: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孔子在陈国的时候,陈国总是挨霸王的吴国打。孔子说:“咱们回去吧,咱们回去吧。老家那里跟我一起来的这些徒弟们,都志向狂大,好像一匹匹纺好的布帛,光彩艳艳,等待着被裁成衣服呢!”
  这是他对门人们的集体评价。
  门人们的特点就是积极向上,都打算做官,有所建树作为,好像布帛等着被裁成衣服。但是,陈国是个弱国,在国际上活下去都难,在这里是不容易求售的。所以孔子终于喊着这样的口号,带着徒弟们离开了,去了卫国。
  
  第二十三句: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伯夷、叔齐大约可以算是仁人。他俩本是一个北方小诸侯国的公子,老爸害了他俩。老爸觉得弟弟叔齐有本事,让叔齐接班。但是叔齐觉得这是不悌的,就不肯,让给哥哥伯夷。但是伯夷觉得这是不孝的,要听老爸的意见,于是就逃跑掉了。叔齐想了想,终于不肯不悌,也跑掉了。
  他俩的互相让君位,和宋襄公让给庶兄子鱼是一样的。
  这种让,就是把别人利益放在了前面,就是仁了。因为知道自己有继承君位的欲望,推知别人也有这样的欲望,于是愿意成全别人的欲望而不是牺牲别人的欲望,这就是仁了。虽然俩人都把君位丢了,损失了,但是俩人都求得了仁,求仁而得到了仁,损失了君位,又有何怨呢?所以孔子又说他俩“求仁得仁,又何怨”。
  后来,周武王伐纣,作为臣子的诸侯国君,伐诸侯共同侍奉的王(纣王),这是不忠不义的,所以他俩扣住马头拦阻周武王,差点被后者杀了。这算是周武王干下的恶事啊——不是指要杀他俩,而是伐自己的主子纣王。
  但是,作为仁人,对于别人犯下的恶事,不会总记念在心上的——这是孔子认为的——所以孔子说,这两个人,不会老记念着别人已往的恶事,所以他们心上也就会比较少有怨气。
  一旦是个仁人,就不会真的特别恨,因为他怜悯别人,怀着很大的胸怀。所以孔子前面也说过:“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第二十四句: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孔子说:“谁说微生高是个洁高正直的人呢?有一个人向他讨醋,他不直截说没有,而是向邻人讨来转借给他。”
  这就有点心机,故意博取名誉的嫌疑了,所以孔子批评他。
  譬如钱钟书,反复说他有这个意思:当别人跑来借钱,借五千,他就说,这样,你不要来借了,我给你两千五,不要你还了。你不要来借了。
  孰谓钱钟书高直呢?别人来借钱五千,他赠之一半而不讨。也有一点刻意标高自己的意思了吧。
  是凡高洁善让到不近人情的,都是可以略略批评的。
  
  第二十五句: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这是在评价左丘明了。左丘明据说是个瞎子,名义上是《左传》的作者。巧言令色,摆弄两脚,把身体语言作出乔模乔样的恭敬的样子,左丘明最厌恶这种了。我孔子也是最厌恶这种人。
  也就是,嘴上说着巧佞动听的话(特会说话),脸上摆出招人喜欢的颜色,身体作出乔模乔样恭敬的敬样子——总之是一种专会讨好主子的奴才相,现在一些公司或者单位里的人对领导就是这样子的,是左丘明和孔子最厌恶的。
  不过,如此来看,左丘明应该不是瞎子。
  本来对某人怀着怨恨的,但是隐藏起来,假装跟这人处成好朋友似的,左丘明和孔子对这种人都厌恨入骨!
  可耻啊,可耻啊,孔子说这种人。
  这种人的可耻之处在于,不要自己的尊严,不要自己的真实心性和原则(他也没有原则),为了求一些物质利益,就对上级和同事,媚态相与。这是跟有原则的刚人,正好截然相反的媚人、佞人。
  我们说一个刚人的例子吧。楚国大夫鬻拳,负责守城门。一次,楚文王打仗失败了,嘴上还受了伤,败逃回来。鬻拳居然不开城让他进去,他说:“按国家的政策,失败回来的将领要受刑罚,所以你没有权利进来。”逼得楚文王只好又跑去找黄人打仗,结果嘴上箭伤发作,死在军中了。
  鬻拳说:我坚持了我的岗位所要求我遵守的原则,但是我冒犯了大王。于是他也抹脖子自杀了。
  虽然是面对大王,但巧言、令色、足恭何有于鬻拳哉。鬻拳是个刚人、“愚人”啊!
  这样的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春秋时代多一些,秦汉就作为过渡,唐宋明清以后,就媚人、巧人越来越多,刚人、愚人越来越少。这是因为专制在不断加强。
  鬻拳能够坚持原则,不讨好和媚事君王,是因为他是一个有封邑的大夫。他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封邑,这是独立的经济基础,分封制保障了卿大夫相对独立的权益,权益不容易被君王侵害,物质权益被保障了,在加上当时专制思想不强,于是精神权益也相对就稳妥。所以才会如现代民主国家的公民一样,有了一定相对完整的人格。有了这种完整的人格,才能有原则,才能坚持原则,不媚态地侍奉君王。
  有完整的人格,有信条,不仅仅可以对君主少媚态,更主要的是,可以建设一个公正健康的社会。
  在现代某些西方国家,官员贪污受贿现象比较少,这不单单是因为法令约束非常强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些人有自己的信条,那就是要清廉。而这个信条,又不纯是教化出来的,而是因为国家的体制保障了他的精神物质方面的权益,使他有了完整人格。中国的贪污受贿比较多,其实近距离地看这些贪官,他们从做小官开始,其实他们的精神和物质权益是没有得到保障的,所以完整人格就没有,很多大贪官在当初年轻时候做小官的时候,心态都被熬得非常的变形和畸态,暗暗发誓有机会我一定要捞,于是终于这种不完整的人格,使他在有了机会和权力以后,作出了不讲原则的错误的事情。
  所以,健康的社会体制,保障了人们的精神和物质权益,产生出完整的人格,随后具备了原则信条,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而不是通过教化而具备了原则信条。所谓精神权益,那就是精神、思想、意志、人格方面的权益,那些贪官在年轻当小官的时候,这种权益其实是被上级和同事给剥夺了的,只能放弃自己的精神权益,媚侍长官。时间久了,精神和物质权益没了,哪还能有完整人格。
  春秋战国是君权比较弱的时代,专制力度不大,分封制保障了一定的物质权益,同时个人的意志、尊严和荣誉感往往也被保存的多一些,所以才有较多的完整人格。我们看当时的书,才看见春秋战国那么多可歌可泣可叹可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多半是那些卿大夫的故事。
  卿大夫和后代的皇权时代的官僚是不一样的,后者没有封邑,专制通过郡县体系得到加强,个人权益被侵害严重,从官僚到民众都是皇帝侵害和控制下的奴隶,也没有独立的精神权益了。于是完整独立的人格就没了,原则和信条也没了,巧人和媚态十足的人就多了。
  皇权时代的事情让人兴奋的少,生气的居多。先秦卿大夫可爱,皇权下的官僚(不能叫卿大夫)可憎,先秦人可敬可爱,后代人讨厌。这不是人种和人性在变,是社会体制的专制化程度的加深导致的。
  形势大于人,社会体制决定人性和风气。
  教化是不足于改变和优化人性的,社会体制决定和影响人性。
  不过多补充一句,卿大夫这种独立人格是可爱,但是他们这个阶层的独立性,使得君王的专制力度就不够强,于是弑君、礼仪上的僭越就比较多。所以气坏了孔子。而皇帝时代,专制力度大,官僚们势力弱,但社会倒看上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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