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找到一个白人。我忽然发现了他们的一致之处。他们因为同样的原因被铐在那里，我怀疑不久的一天我恐怕也会因为同样的理由被铐进去——以使他们，我，我们。远离社会。我们都属同一类型的黑人。我们的手被缚着，我们的思想被禁锢着。我们不能与这里的文化相融合。我跟他们一样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不可救药的唱反调者。我最终明白过来——这个社会是不会给作家一席之地的，除非这个作家把作品作为商品而创作，或者他本人就是商品。
随信附上我的简历及前任系主任给我写的冠冕堂皇的推荐信。他为能以如此廉价的交换将我尽快地脱手而欣喜万分。一份详细介绍我的教育哲学思想的材料亦一并呈上，望勿见怪。
搁笔之前附上一句，我的家人和我肯定会习惯中国的生活。我和我妻子特别喜欢用中国餐，每一次去纽约市我们都去唐人街吃中国饭——不仅是因为那里的饭最便宜。
还需要了解什么情况务请随时告知。企盼答复并感谢您的慷慨。
诚挚问候
尼尔·努德尔曼
又：不论情况糟糕到什么地步，我也会继续写我的宣传文章，写的当然不是商品化的东西。
3
这天早上，为了证实一个要开始的工作——后来查明这不是真的——我撞上了老朋友，屋顶修理工佩里。确切地说不是撞上。我正在城里漫无目的地乱转时听到远处有人叫我，环顾四周不见人影，抬头望去发现他正从法院楼顶向我招手。他以自己干练的方式已经在这楼顶干了两个星期，好像专门在那里观察古伯斯威尔镇上人来人往似的。
“见你在下面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找活儿干呢。”他解释说。这时我已经爬上了摇摇晃晃的梯子，喀嚓喀嚓地踩着已被他铲除了积雪的又滑又陡的雪道来到他跟前。我注意到从他坐的地方可以饱览全城，因此就无法再抵赖。
“是啊，我已经找了一阵子了，”我尴尬地笑了，“你还看见什么了？”
“看见你在古伯斯威尔剧院门口偷偷地拣掉在地上的爆米花。”佩里边说边用牙齿咬下烟头，他的大长尖脸绽开了笑容。
“那是为了喂鸟。”我撒谎说。
“用爆米花喂！”他挤眉弄眼诡谲地说道。
“大冬天的你爬到房顶上来干吗？”
“你看像干什么的？”他边笑边指挥我干活，让我从钉在屋顶的一块平板上给他递瓦板。
我扔了一阵子后又爬上去骑到法院屋脊上。一旦放松下来放眼望去，全城厚雪覆盖的屋顶尽收眼底，我开始明白为什么佩里对修房顶的工作这么热衷。佩里从越南回来以后越来越远离人群。我靠着烟囱看他小心翼翼地往一块新铺的瓦板上钉钉子，心想他还能选择什么比这更好的职业呢？我在房顶上找到了平衡，心中也隐隐约约意识到，那种极度的快乐正是来自这处只留给鸟与疯子停留的地方。从一方面讲，这工作给了人们以希望，我是这样认为的，佩里不分冬夏不停地在房顶上做修缮工作，使之不再漏雨渗水。我是说，这是一方面。然而，佩里的与世隔绝隐含着某种东西使我焦虑不安——尽管我说不上来究竟是什么。
“嘿。醒醒。起来。别在那儿瞅着我睡觉了。”他在离房檐只有一寸远的地方喊道。“拿过一捆来。”我提起一捆瓦板，战战兢兢地慢慢朝他挪动，尽量不朝房檐下边瞧。就在他从我手中抓过那捆重物时恰巧一股强风直冲檐下刮来。我感到自己就要被风刮下房顶了，拼命往回退去，总算及时爬到了烟囱那里，为了我宝贵的生命我死死抱住烟囱再也不肯松手。
“真笨。”佩里朝我笑起来，他的两只脚轻松地站在那么陡的地方，真玄。
“不要惊慌。凡是掉下去的都是害怕的人。”
“我是很怕。”
“嘿，想不想很快挣到50块钱？”他大声说。
“在这高处？”我颤抖地说。
“不。不。你要做的是开一个窗户。”
“什么样的窗户？”
“窗户就是他妈的窗户呗。就是一个大玻璃的观景窗，懂吗？很容易。你至少会做个窗户吧？”
“你不想干那份活儿？”我支支吾吾地说。
“我是想你不正急着找活儿干吗？”他说。他敲着钉子，嘴上的香烟耷拉着。“听着，别问我这么多混账问题。你要干的就是简单地开一个口子，把窗户装进去，然后——嘿，你可别干砸了，不会吧？”他忽然想起什么抬起头看了看我说。
“当然不会，为什么干砸了呢？”
“别问我呀。听着，如果我送你去，你可一定得把活干漂亮才行。是我推荐你的。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
“当然。我当然明白。别那么紧张。相信我。”我说着耳边响起50个银币掉进取款机的叮当声。
又给佩里递了几捆沉重的瓦板后，终于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佩里若有所思地瞪着天空连抽了几口烟，忽然转过头来问我：“你到底为什么不离开古伯斯威尔？要知道你在这里什么工作也别想找到。”
“我还没有试完所有的机会呢。”
“你应该住在大城市，努德尔曼，那里才是你的归宿。”
“不错，跟纽约市那些犹太人之流住在一起，啊？”
他笑起来。
“自然。”佩里重复说。他一直垂涎我林中的安乐窝，只要有可能就偷偷从妻子身边溜出来或者从房顶上下来到我的厨房去，他只是静静地坐者，喝着咖啡，观赏小鹿在地里吃草。
是的，我紧靠着烟囱，心中同意他的意见，他说得对。离开这里。应该。可是我怎么能离开呢？明知道已经度过了艰苦的几个月，春天就要来临，过不了几个月就又可以听见冰柱融化的滴答声，闻到嫩草的香味，看见第一朵鲜花绽开在依然覆盖着白雪的大地上。接着便是酷热的夏季，鲜美的果品大量上市，百虫齐鸣，一片热闹，然后盛夏很快过去，接着……秋高气爽，碧空白云，秋天不期而至。我怎么，怎么能现在离开这里呢？
早晨天空阴沉沉的，我去上门安装窗户之前先在厨房里认真地读了会儿报纸。由于我的好朋友马尔文·曼德尔（他那些科学家同事都知道他是曼博士）的热心关照，我成了《纽约时报》的定期收报人。今天我读的是上个星期天的报纸，不过就我目前不足挂齿的状况，看哪一天的报又有什么关系，上个月的或者去年的，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何况我已经与当今文明的美国社会不同步了。今天的情况实属例外，我确确实实是在读报。通常那些旧报纸是和旧衣服一起堆在餐桌上的，曼的妻子贝蒂把穿小了的衣服拿来给我的孩子们穿——旁边躺着的几个塑料袋子里装着曼德尔晚餐剩下的残渣剩饭，他们无心养狗因此总把这些东西赏给我们。
有的时候那些袋子一搁就是好几天，直到我无心再观赏世界被纷飞的大雪吞噬的景象，才想起把袋中的东西抖给我的狗吃；我的孩子口腔上膛太娇嫩，不肯吃曼剩下的东西。不过这些袋子倒也表明了一个极有趣的事实。从那些剩饭可以看出来，曼德尔家的主食是意大利通心粉和坎贝尔公司的罐头食品。正像顺口溜说的：“坎贝尔放在饭柜里就像钱存在银行里。”虽然年收入区区四万，你也不必过于精打细算。
“通货膨胀对你的打击也像对我们一样致命吗？”几天前我碰见贝蒂时她这样问我。她纤细的胳膊上挎着几个购物袋子。
是的。《纽约时报·周日版》。我经常先读经济栏。大量的信息，的确不错。《时代》就是时代，它警告人们，由于近来商业的繁荣和超速膨胀我们将面临——系好安全带，伙计！——一次大萧条。
我急不可耐地把维维卡叫过来把这条消息读给她听。如果目前的状况算是繁荣昌盛时期的话，那将来的大萧条更会是什么情况呢？我边收拾工具边琢磨。维维卡真的担心了。我倒觉得怪有意思的。我一直以为自己已跌到了谷底最深处，然而事实上我一直生活在当代繁荣的簇拥之中。我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在开着我那辆用电线和依波斯胶带缠绕在一起的破旧的老爷车进城的路上，索性把车速又提高了危险的几公里。我口中嚼着口香糖，两眼不停地搜索证据，以证明《时代》的消息是正确的。我从南向北朝佩里给我的位于古伯斯威尔高地的地址开去。沿途掠过一间间陋室、一座座俗气的楼房、一幢幢火柴盒似的建筑以及活动房屋。古伯斯威尔这个偏僻地方的生活比阿巴拉契亚①还阿巴拉契亚。那里至少还产煤，而这里除了连印第安人都不想要的贫瘠的农耕地外什么也没有。这里当然也有民众，是被迫离开土地转入工厂的人。古伯斯威尔虽然又冷又潮湿，但是空气中却夹杂着点火即着的不满情绪。倘若要爆发革命，我想爆发地不会是大学校园，引发革命的人也不会是被剥夺了权利的黑人，更不会是善意的自由主义者，而是会爆发在像古老而文明的古伯斯威尔这样的地方。这里被贫穷所笼罩，对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敌对情绪在上升，人们视这些人如同青少年背上的痤疮一样，对他们极其厌恶。有趣的是在日子好过的那些年里我对这一切竟视而不见。日子好过是对我个人而言。
① 阿巴拉契亚：美国东部山区，古老而贫穷。
我继续向前开去，山城的市景逐渐代替了农村风光。低矮的房舍与破败的农舍渐渐退去，连成一片由粉红和碧绿点缀的开阔地，仰视着山上的高楼大厦。下坡。下坡。道路开始向坡下延伸，直抵位于谷地的古伯斯威尔——这里群山环绕，踞于东边山头俯瞰全城的是著名的古伯斯威尔大学，与它相对的西边山顶上是名气不小的下因特斯坦古伯斯威尔学院。西边山上据说是住宅区，而北边山的高处则是军工厂，那里每天24小时不停地生产迫击炮、火箭筒以及炸弹。我开始确信，正是他们，也只有他们，才具有改变这里的能力。
我终于开进了乱糟糟的市区。这里曾经是一座美丽的城镇，可是现在杂乱无章，参差的房屋和油毡覆盖的山墙相互拥挤在一起，间或看到几处孤零零的维多利亚式和都德式的旧房子——藏在古伯斯威尔镇中心贫民窟里的宝贵财产，它们向我讲述了一个令人觉得比现在幸福的时代。
老实说我开始厌恶这次旅行，便摸索并找到了将痛苦减到最低程度的办法。我只瞅着让人心旷神信的建筑物——旧市政厅，一座带塔尖及屋顶窗的白色建筑，白色建筑内有医生诊所。带有白色廊柱，高雅的老饭店被改建成了廉价旅馆。
古伯斯威尔是一座多么奇怪的城镇呀，在等绿灯的时候我不禁联想着。这时我瞧见一位营养不良的母亲正拖着五个流着鼻涕、龇着黄牙的孩子，她跟我一样清楚，山上古伯斯威尔大学里那些自命不凡的学者们正逍遥地打发时光，遐想着今年夏天是去尼罗河还是去雅典，要么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在那里他们可以边喝葡萄酒边开假想的数学会议。真令人恶心。真令人嫉妒。我仍然能够深情地回忆起那些美好的日子，那时我定期收到支票，简直像个王公贵族。又起风了，簇簇雪团敲打着挡风玻璃噼啪作响。我有点担心了。也许正如曼德尔博士所言，我已经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绿灯亮了，我的思想又回到手头的工作上来——安装窗子的活又让我烦恼起来。
昨天晚上我兴奋地把这个好消息不假思索地告诉维维卡时，她问我：“可是，你知道窗户是怎么安的吗？”
“有什么好知道的？我以前盖过房子。”
“你也安过窗户吗？”
“噢，天啊，别给我把分数打得那么低。你需要钱，对不？”
“我只是担心。那是位于高地的房子呀。你知道住在上面的那些人。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
“我也不是。等着瞧，我会干得很漂亮。说不定以此为契机而带来其它活计，更大的活计。说不定能开个修理公司什么哩。谁能说得清。”
我一边摇摇摆摆地往陡峭而时髦的古伯斯威尔高地爬，一边找地址。威洛路311号。几个急转弯之后就到了要找的地方。高级的地方，我是这么认为的。气派的老式石头房子与雪松及红杉木结构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相互交错，现代风格的房子也夹杂其中。这里与古伯斯威尔其它地方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这个山头上住的都是古伯斯威尔镇上的人杰中之人杰。301。303。305。银行家，律师，汽车商，还有——噢，不！真糟糕！我在311号门前停了车，读着邮箱上的名字，心中不禁痛苦地呻吟了一声。天底下那么多人，怎么偏偏就是根茨的家呢？马丁·根茨。从前的同事、荣誉教授、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带有典型的德国口音，蓄着德国式的胡子——那个板着面孔、目中无人、自命不凡的混蛋，他一直认为我是无用之徒。我把车停在房前，熄掉发动机。我满心忧虑，拿起工具又放下，在工具箱里摸索来摸索去，企盼把锤子或者别的什么重要工具丢在家了。妈的。我究竟有多需要那50块钱？非常需要。不。我绝对不能进去。我启动了汽车朝坡下开去。开出几百码后我又开始想那钱，想那笔钱能派上哪些用场。我把车调了头又朝原路开去。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我需要这份工作。径直走进去，怏怏地把窗户装上，拿上我的钱走人。我收拾起锯子、卷尺和工具箱，踏上了用扫雪器和扫帚扫得干干净净的长长的石径。我一眼便看出来根茨博士的住宅是照原样重新修复过的维多利亚老房子。没有半点漆皮脱落或磕碰的痕迹。尽善尽美，按门铃时我心中嘀咕说，同时尽量让自己不去想马丁·根茨。
前门开了，站在门口的是一位皱巴巴的青灰色头发老太婆，她的块头很大，好像一个下面伸出两根细棍当腿用的大箱子。看她那方下巴、克罗马农人的前额和疑神疑鬼的眼神就知道，他是根茨博士的老娘。我没准儿挺幸运哩，心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