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农业
农业技术 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三长制和新的户调制以后，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迁都洛阳以后，这一情况更加明显。首先表现在开荒上面。在北魏前期，洛阳一带乃至黄河中流的广大地区，到处荒芜，人烟极少。自孝文帝改革之后，许多过去逃亡异乡的汉族劳动人民相继回到这里，开荒种地，耕地面积在不断扩大，粮食生产也在增加。内迁的鲜卑族劳动人民和其他族人民，逐渐减少乃至放弃以狩猎或畜牧为主的谋生之道，而转向农业生产，也在开荒种地，成为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用牛的情况增多，铁农具使用的范围也有扩大，农具种类增多，式样也有改进。主要农具有铁制犁、䦆、铲、锸、锄、镰等。其中的全铁曲柄锄增多了，这对于中耕、除草都很有利。农民们在生产中很注意深耕细作，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很关心时令，鉴别土壤，防旱保墒，田间管理等。对于各种作物的选种、育种、栽培、积肥、施肥等技术，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或经验。水利 自改革之后，水利事业也有恢复和发展。太和十二年（488年），冯太后和孝文帝下诏，指令长城以北和阴山以南的北边六镇①和云中50000010_0321_1②、河西、关内各郡，都要开种水田，并要通渠灌溉。不少地方官吏也注意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因之在关东和关中修复和新开的沟渠、陂池很多。“范阳郡有旧督亢渠，径五十里；渔阳燕郡有故戾陵诸堰，广袤三十里。皆废毁多时，莫能修复。”③裴延儁（jùn俊）任幽州刺史，修复了这些水利工程，灌溉田地百万余亩。水利的兴修对于农田灌溉和交通运输都起了重大的作用。西晋时期，各地有很多水碾、水磨和水碓。十六国混战时期，几乎破坏殆尽。这时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种先进的粮食加工工具相继在洛阳和关中一带重新出现。仅洛阳城西的谷水沿岸就有水碾、水磨几十区，“计其水利，日益千金。”①寺院地主庄园 北魏的统治者亦利用宗教以统治人民，因之佛教发展很快。北魏末期，洛阳的佛寺多达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全国佛寺多达三万余所，僧尼二百余万人。后来，北齐有寺院四万余所，僧尼一百余万人。北周有寺院一万余所，僧尼二百余万人。大大小小的寺院都有自己的田产。大部分寺院和地主庄园差不多。少数上层僧尼同于大地主，一般僧众是寺院中的被剥削者，整日从事于寺内的生产劳动和杂役，过着牛马不如的艰苦生活。较大的寺院都拥有较多的僧祇（qí其）户②，僧祇户是由国家拨给的。寺院还拥有寺户（亦称佛图户）③，是由官府拨给的犯罪百姓或官奴充当，“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孝文帝时，“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④僧祇户和寺户都不再负担国家的租税和徭役。不仅这样，有些自耕农或贫困农民为了逃避国家的赋役，甘愿投奔到寺院的荫庇之下，将田产献给寺院，自己则充当寺院的佃农。就这样，许多寺院拥有大量的田地和劳动人手，并封锢山泽，成为寺院庄园地主。这些寺院不仅驱使僧祇户、寺户、佃农从事农业生产，还进行各种手工业生产，主要满足上层僧尼的生活需要，也解决寺院本身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实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寺院还经营高利贷。
2。手工业
北魏自改革以后，手工业也由恢复而发展。主要手工业有冶铁业、纺织业和制瓷器。冶铁业 当时的冶铁技术有锻铁和铸铁。兵器、铁甲和车马具等，主要使用锻铁制造的。从考古发掘来看，这时用锻铁制造的器物，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都超过了魏晋时期。铁制手工工具很多，也很进步，这是兴建土木工程和水利工程的重要条件。这时，中国的北方开始大规模的开凿石窟寺。属于北魏前期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石窟寺有大同的云岗石窟。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有洛阳的龙门石窟。以云岗石窟为例，始凿约在公元452年（兴安元年），止于494年（太和十八年），现存洞窟五十三个（主洞二十一个），造像五万一千余尊，最大的一尊高达十七米。开凿这样一些巨大的艺术宝库，高超的技术条件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铁工具的增多和进步，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纺织业 北魏中后期，纺织业亦有发展，主要是丝织技术有很大进步。织有各种花纹的锦、绮和刺绣，都有新的特点。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满地施绣的佛说法图残片，是公元487年（太和十一年）在中原地区制作的。在残宽六○至七○厘米、残高四一厘米的画面上，绣有坐佛、立菩萨、男女供养人、多样的散花，还有一百五十四个字的发愿文，而且线条流利，还使用了前所未见的两三晕的配色技法，使画面接近于绘画。制瓷业 北魏中后期，制瓷业有新的发展，工艺技术也有进步。在北魏中期，北方瓷器的形态和纹饰，多和长江流域的产品相类似，主要是厚釉的青瓷器。此后，北方的制瓷业迅速发展，出现了自己的风格。不仅出现了各种深浅不同的青色釉，而且在青瓷基础上较成熟的烧造出黄釉、酱釉、褐黄釉和黑褐釉等。器具的种类也增多了，出现了形态不同的罐、壶、瓶、盘等。高约七○厘米的、仿金属器的饰有仰覆莲的六系青瓷尊，是当时中原地区青瓷的代表作。
3。商业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商业也在恢复、发展。洛阳商业 北魏孝文帝自迁都洛阳以后，洛阳的长期荒凉的面貌迅速改变了，不仅成为北魏的政治中心，也逐渐成为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当时的洛阳有居民十万多户，城内外的居民区共有二百多个里（坊），多分行业或按身份分别居住。洛阳的市场很多，城西面的西阳门外，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①是洛阳最大的市场。在大市的东、西、南、北四面共有十里，亦分行业居住。《洛阳伽 蓝记》卷四曰：“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每个里都有很多因从事工商业而发家致富的人。例如通商、达货二里，“资财巨万”者很多。其中最富的名刘宝，为经营商业，竟在各州郡都会之处遍设有联络点，养有马匹，以便向他报告各地的物价信息。洛阳城南修有四夷馆，还有四个里。其中的金陵馆和归正里，主要是用来安排南朝人来归者居住的。燕然馆和归德里主要是用来安排漠北民族来归者居住的。这里街道整齐，“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在洛水南有“四通市”，伊水和洛水的鱼，多在市上出卖。当时有“洛鲤伊鲂，贵于牛羊”②的谚语。上述的情况反映了当时的洛阳是很繁盛的。国内商业 洛阳以外的北方各地在孝文帝改革之后，商业也有发展。商业有官营和民营两种。官营盐、铁是专营性质，包括了生产和销售。北魏后期，在沧、瀛、幽、青四州③境内，傍海取盐，每年收盐约二十一万斛。大部分冶铁业也掌握在官府手中。北魏王朝还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立常平仓，丰年销售绢帛，收购粮食；荒年则减价出售粮食。这样以保持物价的稳定。这项制度在北齐和北周时，亦被采用。民间出现了不少以贩卖为主的大小商人，主要经营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在北方和南方对峙的情况下，商业往来也在发展，主要是由民间商人进行的。商业有所发展，商品交换关系对货币的需要也日益迫切。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下令铸造“太和五铢”青铜钱，于是，市场上以货币为交换手段的渐多，商业进一步发展。国外贸易 北魏和朝鲜半岛诸国①、日本、中亚、西亚以及地中海沿岸诸国，都有商业往来，外国人来洛阳经商或居住的很多。《洛阳伽蓝记》卷三曰“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丝绸之路仍然是沟通中国和中、西亚的重要商道。我国的丝织品继续输出到西方，养蚕、缫丝和丝织技术也于这时传到西方。伊朗人很快地掌握了这种技术，并织出了具有民族色彩的“波斯锦”传到中国。解放以前和解放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新疆、青海、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等地，发现了许多拜占庭的金币和伊朗人建立的萨珊王朝的银币，其中大量的是北魏时期传来的。这也反映了当时北魏与中、西亚的商业往来是密切的。
四、北魏末各族人民大起义
1。起义背景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社会经济有所发展，社会比较稳定；可是多数鲜卑贵族在政治上无所追求，在生活上日益奢侈腐朽。特别是孝文帝死后，情况更加严重。孝文帝的儿子宣武帝，“好游骋（chěng逞）苑囿”，“嬉戏无度”，“不亲视朝”。咸阳王元禧为宰相，大肆搜刮。家中有奴婢千余人，在许多地方置有田产和以经营盐、铁为主的手工业或商业。高阳王元雍有“僮仆六千，伎女五百。出则仪卫塞道路，归则歌吹连日夜。一食直钱数万。”①元晖领右卫将军，卢昶为侍中，因都贪婪无厌，致有“饿虎将军，饥鹰侍中”②的绰号。贵族元诞为齐州刺史，大肆搜刮。别人说他“贪”，他还不以为然地说：“齐州七万户，吾至来，一家未得三十钱，何得言贪！”③吏部还公开卖官，大郡太守价绢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他大小官职都有定价。人们叽骂吏部为“市曹”。买官者到任之后，疯狂地剥削人民。所谓“天下牧守，所在贪惏（婪）。”④在这样的一个腐朽反动的集团统治之下，政治日益黑暗，兵役、徭役、赋税有增无已。各地地主、寺院对广大劳动人民也进行残酷的剥削，人民的苦难不断加重，社会亦动荡不安，各地的农民或沙门起义风起云涌。
2。各地相继起义
六镇起义 六镇是沿长城一线之北的六个军镇，自西而东，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位置南北交错，是北魏为防御柔然等漠北民族而设立的。镇将和镇兵都是鲜卑族人。另有镇民，为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居民以及内地因犯罪而发配北边的人等。这里的生活条件本来就很艰苦，镇兵和镇民又受镇将和各族豪酋的残酷剥削和奴役，生活更加痛苦。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柔然南侵，怀荒镇兵、民缺少食粮，请求镇将开仓发粮，以便抵御柔然。镇将拒绝开仓，兵、民异常愤怒，随聚众捕杀镇将，举行起义。次年春，沃野镇镇民、匈奴人破六韩拔陵也聚众杀镇将起义，其他各镇的兵、民纷起响应，一时北边都处于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形势之下。
北魏朝廷屡派军队前往镇压，都遭到失败。正光六年春，北魏统治者勾结柔然主阿那瓌（guī龟）联合镇压起义军。阿那瓌以十万大军进攻破六韩拔陵，破六韩拔陵战斗不利，率众渡过黄河南移，当时尚有众二十余万人。不幸为北魏军所截击，起义军大败。破六韩拔陵被杀，起义失败。河北起义 在破六韩拔陵失败以后，他的二十万兵民都成为北魏官府的俘虏，被官府分散安置到定（治今河北定县）、冀（治今冀县）、瀛（治今河间）三州就食。当时河北连年遭受水旱之灾，人民四处逃散。这些被俘的兵民前来，更增加了这一地区的困难。于是，这年八年，柔玄镇兵杜洛周率领被俘兵民在上谷（治今怀来县大古城）起义，安州（治今隆化）一带的戍兵两万多人和汉族人民群起响应。次年（孝昌二年，526年）四月，大败魏军于蓟城（今北京城西南）北。十一月，攻破幽州（治今北京城西南），逮捕魏幽州刺史王延年及行台常景，声威大振。孝昌二年初，怀朔镇兵鲜于修礼亦在定州左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起义，六镇余众和汉族农民纷起响应。八月，鲜于修礼死，部众在怀朔镇将出身的葛荣率领下继续战斗，曾击杀魏章武王元融。葛荣自称天子，国号齐。这时，杜洛周和葛荣两支起义军所向披靡，已控制了今河北省的大部分地区。可是葛荣怀有个人野心，于武泰元年（528年）二月杀杜洛周，吞并了杜洛周的部众。九月，葛荣在滏口（今磁县西北）为魏柱国大将军尔朱荣击败被俘，在洛阳就义，余众败散。山东起义 在河北大起义期间，河北地区约有二十多万汉族流民逃到了青州（治今山东益都）一带，他们生活无着，饱受当地官僚、地主的欺凌。公元528年（孝庄帝建义元年）六月，邢杲领导河北流民在北海（治今潍坊市西南）起义，山东的贫苦农民纷纷响应，部众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邢杲自称汉王。邢杲是河间（今河北献县）大地主，曾任北魏幽州北平府主簿，后随流民到青州。他起义后，曾攻占光州（今山东掖县）等地。次年，为北魏上党王、大将军元天穆所败，邢杲投降，在洛阳被杀，起义失败。关陇起义 六镇起义不久，关陇地区也发生了各族人民大起义。这里的起义军主要有两支，一由高平镇（今宁夏固原）敕勒族①酋长胡琛率领，一由原秦州城兵、羌人莫折大提率领。胡琛是响应破六韩拔陵起兵的，自称高平王，遣军进攻豳（今甘肃宁县）、夏（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北华（今陕西黄陵县西南）三州。他死后，部众由万俟（mò qí末其）丑奴率领。丑奴为鲜卑族人（亦说匈奴别部）。他攻占魏的东秦州（今甘肃夭水），复围攻岐州（今陕西凤翔），自称天子。公元530年（孝庄帝永安三年），丑奴为尔朱天光击败被俘，在洛阳就义。莫折大提起兵后，自称秦王。他派兵攻破高平镇，杀镇将赫连略和行台高元荣，不久病死。其子莫折念生继续率众战斗。念生自称天子，国号秦。在攻占岐州时，杀北魏都督元志和岐州刺史裴芬之等，一度攻占潼关，威胁洛阳。后来念生为叛徒所杀，所部并入万俟丑奴的领导下，又战斗了三年，最后失败。
3。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历史意义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是鲜卑、匈奴、敕勒、氐、羌、汉族的民族联合大起义，共同反抗北魏鲜卑族统治集团和汉族大地主阶级而进行的阶级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