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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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闲说- 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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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童以后的小说,像《妇女生活》、《红粉》、《米》等等,则转向世俗,有了以前的底子,质地绵密通透,光感适宜,再走下去难免成精入化境。

    我读小说,最怵“腔”,古人说“文章争一起”,这“一起”若是个“腔”,不争也罢。

    你们要是问我的东西有没有“腔”,有的,我对“腔”又这么敏感,真是难做小说了。一个写家的“风格”,仿家一拥而仿,将之化解为“腔”,拉倒。

    我好读闲书和闲读书,可现在有不少“闲书腔”和“闲读腔”,搞得人闲也不是,不闲也不是,只好空坐抽烟。

    又比如小说变得不太像小说,是当今不少作家的一种自觉,只是很快就出来了“不像小说”腔。

    木心先生有妙语:先是有文艺,后来有了文艺腔,后来文艺没有了,只剩下腔,再后来腔也没有了文艺是早就没有了。

    抱歉的是,对台湾香港的小说我不熟悉,因此我在这里讲中国小说的资格是很可怀疑的。

    在美国一本中文小说总要卖到十美金以上,有一次我在一家中文书店看到李昂的《迷园》,二十几美金,李昂我认识的,并且帮助过我,于是拿她的书在手上读。背后的老板娘不久即对别人说,大陆来的人最讨厌,买嘛买不起,都是站着看,而且特别爱看“那种”的。这老板娘真算得明眼人,而且说得一点儿不差。店里只有三个人,我只好放下《迷园》,真是服气这世俗的透辟。这老板娘一身上下剪裁合适,气色灵动,只是眼线描得稍重了。

    不过我手上倒有几本朋友送的书,像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等等的小说,看过朱天文七九年的《淡江记》并一直到后来的《世纪末的华丽》,大惊,没有话说,只好想我七九年在云南读些什么鬼东西。

    我自与外界接触,常常要比较年月日,总免不了触目惊心,以至现在有些麻木了。依我的感觉,大体上台湾香港的文学自觉,在时间上早于内地不只五年。你们若问我这是怎么个比较法,又不是科学技术体育比赛,我不知道,不过倒想问问内地近年怎么会评出来一级作家二级作家,而且还印在名片上到处递人,连古人都不如了。

    我向来烦“中学生作文选”,记得高一时老师问全班若写一座楼当如何下笔,两三个人之后叫起我来,我说从楼顶写吧。不料老师闻言大怒,说其他同学都从一楼开始写,先打好基础,是正确的写法,你从楼顶开始,岂不是空中楼阁!

    我那时还不懂得领异标新,只是觉得无可无不可。后来在香港看一座楼从顶建起,很高兴地瞧了一个钟头。

    平心而论,七九年时内地的大部分小说,还是中学生作文选的范文,我因为对这类范文的味道熟到不必用力闻,所以敢出此言。而且当时从域外重新传进来的例如“意识流”等等,也都迅速中学生文艺腔化,倒使我不敢小看这支文学队伍的改造能力。

    另外,若七九年的起点就很高,何至于之后评家认为中国文学在观念上一年数翻,而现在是数年一翻呢?

    电影亦是如此,八三年侯孝贤拍了《风柜来的人》,十年后内地才有宁嬴的《找乐》的对世俗状态的把握。

    既然说到世俗,则我这样指名道姓,与中国世俗惯例终究不合,那么讲我自己吧。

    我的小说从八四年发表后,有些反响,但都于我的感觉不契腻,就在于我发表过的小说回返了一些“世俗”样貌,因为没有“工农兵”气,大家觉得新,于是觉得好,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说过了,中国从近代开始,“新”的意思等于“好”,其实可能是“旧”味儿重闻,久违了才误会了。

    从世俗小说的样貌来说,比如《棋王》里有“英雄传奇”、“现实演义”,“言情”因为较隐晦,评家们对世俗不熟悉,所以至今还没解读出来,大概总要二三十年吧。不少人的评论里都提到《棋王》里的“吃”,几乎叫他们看出“世俗”平实本义,只是被自己用惯的大话引开了。

    语言样貌无非是“话本”变奏,细节过程与转接暗取《老残游记》和《儒林外史》,意象取《史记》和张岱的一些笔记吧,因为我很着迷太史公与张岱之间的一些意象相通点。

    王德威先生有过一篇《用<棋王>测量<水沟>的深度》,《水沟》是台湾黄凡先生的小说,写得好。王德威先生亦是好评家,他评我的小说只是一种传统的延续,没有小说自身的深度,我认为这看法是恳切的。

    你们只要想想我写了小说十年后才得见张爱玲、沈从文、汪曾祺、钱钟书等等就不难体会了。

    我的许多朋友常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酷烈,大作家大作品当会出现在上山下乡这一代。

    我想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本质是狭窄与无知,反对它的人很容易被它的本质限制,而在意识上变得与它一样高矮肥瘦。

    文学的变化,并不相对于政治的变化,“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来不及有这种自觉,所以我这个晚辈对他们的尊重,在于他们的不自觉处。

    近年来有一本《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很引起轰动,我的朋友们看后都不以为然。我读了之后,倒认为是一部值得留的材料。这书里有一种歪打正着的真实,作者将四九年以后中国文化构成的皮毛混杂写出来了,由新文学引进的一点欧洲浪漫遗绪,一点俄国文艺,一点苏联文艺,一点工农兵文艺,近年的一点半商业文化和世俗虚荣,等等等等。狭窄得奇奇怪怪支离破碎却又都派上了用场,道出了五十年代就写东西的一代和当年上山下乡一代的文化样貌,而我的这些同代人常常出口就是个“大”字,“大”自哪里来?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可算得是难得的野史,补写了新中国文化构成的真实,算得老实,不妨放在工具书类里,随时翻查。经历过的真实,回避算不得好汉。

    上山下乡这一代容易笼罩在“秀才落难”这种类似一棵草的阴影里。“苦难”这种东西不一定是个宝,常常会把人卡进狭缝儿里去。

    又不妨说,近年评家说先锋小说颠覆了权威话语,可是颠覆那么枯瘦的话语的结果,搞不好也是枯瘦,就好比颠覆中学生范文会怎么样呢?而且,“颠覆”这个词,我的感觉是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的阴影下。

    我总觉得人生需要艺术,世俗亦是如此,只是人生最好少模仿艺术。不过人有想象力,会移情,所以将艺术移情于人生总是免不了的。

    我现在说到“五四”,当然明白它已经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了,已经成为当今思维的丰富材料之一,可是讲起来,不免简单,也是我自己的一种狭隘,不妨给你们拿去做个例子吧。

    近几年来,中国小说样貌基本转入世俗化,不少人为之痛心疾首,感觉不出这正是小说生态可能恢复正常的开始。

    说到世俗,尤其是说到中国世俗,说到小说,尤其是说到中国小说,我的感觉是,谈到它们,就像一个四岁的孩子,一手牵着爹一手牵着娘在街上走,真个是爹也高来娘也高。

    我现在与你们谈,是我看爹和看娘,至于你们要爹怎么样,要娘怎么样,我不知道。

    爹娘的心思,他们的世界,小孩子有的时候会觉出来,但大部分时间里,小孩子是在自言自语。我呢,无非是在自言自语吧。

    我常常觉得所谓历史,是一种设身处地,感同身受。

    我的身就是这样一种身,感当然是我的主观,与现实也许相差十万八千里。

    你们也许看得出来我在这里讲世俗与小说,用的是归纳法,不顺我的讲法的材料,就不去说。

    我当然也常讲雅的,三五知己而已,亦是用归纳,兴之所至罢了。

    归纳与统计是不同方法。统计重客观,对材料一视同仁,比较严格;归纳重主观,依主观对材料有取舍,或由于材料的限制而产生主观。

    你们若去读“鸳鸯蝴蝶派”,或去翻检书摊,有所鄙弃,又或痛感世风日下,我亦不怪,因为我在这里到底只是归纳。

    科学上说人所谓的“客观”,是以人的感觉形式而存在。譬如地球磁场,我们是由看到磁针的方向而知道它的存在;回旋加速器里的微观,射电天文望远镜里的遥远,也要转成我们的感觉形式,即是将它们转成看得到的相,我们才开始知道有这些“客观”存在。不明飞行物,UFO,也是被描述为我们的感觉形式。

    不转成人的感觉形式的一切,对于人来说,是不“存在”的。

    所谓文学“想象”,无非是现有的感觉形式的不同的关系组合。

    我从小儿总听到一句话,叫做“真理愈辩愈明”,其实既然是真理,何需辩?在那里就是了。况且真理面对的,常常也是真理。

    当然还是爱因斯坦说得诚恳:真理是可能的。我们引进西方的“赛先生”上百年,这个意思被中国人自己推开的门压扁在外面的墙上了。

    这样一来,也就不必辩论我讲的是不是真理,无非你们再讲你们的“可能”就是了。我自己就常常用三五种可能来看世界,包括看我自己。

    谢谢诸位的好意与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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