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神宗首变两川之法，无给上下，一路便之。元祐中推广此意，以限月之法，变而均给。士大夫贪冒者，或穷日之力以赴期会，或交书请属以幸权摄，奔竞之风长，廉耻之节丧。乞复元丰均给之法，以养士廉节。」从之。
建中靖国元年，知延安府范纯粹奏：「昨帅河东日，闻晋州守臣所得职田，因李君卿为州，谕意属邑增广租入，比旧数倍。后襄陵县令周汲力陈共弊，郡守时彦岁减所入十七八，佃户始脱苛敛之苦。而晋、绛、陕三州圭腴，素号优厚，多由违法所致。或改易种色，或遣子弟公皂监获，贪污猥贱，无所不有。乞下河东、陕西监司，悉令改正。」从之。
大观四年，臣僚言：「圭田欲以养廉，无法制以防之，则贪者奋矣。奸吏挟肥瘠之议，以逞其私，给田有限，课入无算，祖宗深虑其弊，以提点弄狱官察之，而未尝给以圭租，庶不同其利而分其心也。近岁提点刑狱所受圭租，同于他司，故积年利病，壅于上闻。元丰旧制，检法官，其属也，当视其长。自元祐初并提举常平司职事入提刑司，兼领编敕，遂将提举官合给之数拨与提刑司，参详修立，而检法官亦预焉。」诏依旧法。
政和八年，臣僚言：「尚书省以县令之选轻，措置自不满五千户至满万户递增给职田一顷。夫天下圭租，多寡不均久矣，县令所得，亦复不齐。多至九百斛，如淄州高苑；八百斛，如常之江阴；六百斛，常之宜兴。亦六百斛。自是而降，或四五百，或三二百。凡在河北、京东京西、荆湖之间，少则有至三二十斛者；二广、福建有自来无圭租处；川峡四路自守倅至簿、尉，又以一路岁入均给，令固不得而独有。今欲一概增给一顷，岂可得哉？」诏应县令职田顷亩未及条格者，催促摽拨。
宣和无年诏：「诸路职官各有职田，所以养廉也。县召客户、税户，租佃分收，灾伤检覆减放，所以防贪也。诸县多窬法抑都保正长，及中上户分佃认纳。不问所收厚薄，使之必输，甚至不知田亩所在，虚认租课。闻之恻然。应违法抑勒及诡名委保者，以违诏论；灾伤检放不尽者，计赃以枉法论；入己者以自盗论。」
靖康元年，诏诸路职田租存田亡者，并与落租额。绍兴间，惧其不均，则诏诸路提刑司依法摽拨，官多田少，即于邻近州县通融，须管数足。又诏将空闲之田为他司官属所占者，拨以足之，仍先自簿、尉始。其有无职田，选人并亲民小使臣，每员月支茶汤钱一十贯文。内虽有职田，每月不及十贯者，皆与补足，所以厚其养廉之利。惧其病民，则委通判、县令核实，除其不可力耕之田，损其已定过多之额。凡职租不许辄令保正催纳，或抑令折纳见钱，或无田平白监租，或以虚数勒民代纳，或额外过数多取，皆申严禁止之令。察以监司，坐以赃罪，所以防其不廉之害。罢废未几而复旧，拘借未久而给还，移充籴本，转收马料，旋复免行，皆所以示优恩，厉清操也。
若其顷亩多寡，具有成式：知藩府，谓三京、颍昌、京兆、成都、太原、建康、江陵、延安、兴仁隆德、开德、临安府，秦、扬潭、广州。
二十顷。发运、围运使副，总管，副总管，知节镇，一十五顷。知馀州及广济、淮阳、无为、临江、广德、兴国、南康、南安、建昌、邵武、兴化、汉阳、永康军，并路分钤辖，一十顷。发运、转运判官，提举淮南、两浙、江南、荆湖东西、河北路盐事官，通判藩府，八顷。知馀军及监，并通判节镇州，钤辖，安抚副使，都监，路分都监，将官，发运司干办公事，七顷。通判馀州及军，满万户县令，六顷。藩府判官，录事参军，州学教授，并谓承务郎以上者。
都监，发运、转运司主管文字，满五千户县令，副将官，五顷。节镇判官，录事参军，州学教授，并谓承务郎以上者。
转运司主管帐司，不满五千户县令，满万户县丞，馀州都监，走马承受公事，主管机宜文字，同巡检，都大巡河，提点马监，四顷。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藩府及节镇推官，巡检，县、镇、砦都监、砦主，巡捉私茶盐，驻泊捉贼，在城监当，馀州判官、学教授，并谓承务郎以上者。
军、监都监，三顷五十亩。
军、监判官，馀州推官，馀州及军、监录事参军，巡检，县、镇、砦都监，砦主，巡捉私茶盐，驻泊捉贼，在城监当，藩府及节镇曹官，州学教授，谓承直郎以下。
满五千户县丞，满万户县簿、尉，巡辖马递铺，县、镇、砦监当及监堰，三顷。馀州及军、监曹官，州学教授，谓承直郎以下。
不满五千户县丞，满五千户县簿、尉，巡辖马递铺，县、镇、砦监当及监堰，二顷五十亩。不满五千户县簿、尉，巡辖马递铺，县、镇、砦监当及监堰，二顷。
志第一百二十六食货上一（农田）
昔武王克商，访箕子以治道，箕子为之陈《洪范》九畴，五行五事之次，即曰「农用八政」，八政之目，即以食货为先。五行，天道也；五事，人道也。天人之道治，而国家之政兴焉。是故食货而下，五卿之职备举于是矣：宗伯掌邦礼，祀必有食货而后仪物备，宾必有食货而后委积丰；司空掌邦土，民必有食货而后可奠于厥居；司徒掌邦教，民必有食货而后可兴于礼义；司寇掌邦禁，民必有食货而后可远于刑罚；司马掌邦政，兵必有食货而后可用于征戍。其曰「农用八政」，农，食货之本也。唐杜佑作《通典》，首食货而先田制，其能推本《洪范》八政之意欤。
宋承唐、五季之后，太祖兴，削平诸国，除藩镇留州之法，而粟帛钱币咸聚王畿；严守令劝农之条，而稻、粱、桑、枲务尽地力。至于太宗，国用殷实，轻赋薄敛之制，日与群臣讲求而行之。传至真宗，内则升中告成之事举，外则和戎安边之事滋，由是食货之议，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币，夏国增赐，养兵两陲，费累百万；然帝性恭俭寡欲，故取民之制，不至掊克。神宗欲伸中国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石之流进售其强兵富国之术，而青苗、保甲之令行，民始罹其害矣。哲宗元祐更化，斯民稍望休息；绍圣而后，章惇倡绍述之谋，秕政复作。徽宗既立，蔡京为丰亨豫大之言，苛征暴敛，以济多欲，自速祸败。高宗南渡，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然百五十年之间，公私粗给而已。
考其祖宗立国初意，以忠厚仁恕为基，向使究其所为，勉而进于王道，亦孰能御之哉？然终宋之世，享国不为不长，其租税征榷，规抚节目，烦简疏密，无以大异于前世，何哉？内则牵于繁文，外则挠于强敌，供亿既多，调度不继，势不但已，徵求于民；谋国者处乎其间，又多伐异而党同，易动而轻变。殊不知大国之制用，如巨商之理财，不求近效而贵远利。宋臣于一事之行，初议不审，行之未几，既区区然较其失得，寻议废格。后之所议未有以愈于前，其后数人者，又复訾之如前。使上之为君者莫之适从，下之为民者无自信守，因革纷纭，非是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谓儒者论议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贷，大率然也。又谓汉文、景之殷富，得诸黄、老之清静，为黄、老之学者，大忌于纷更，宋法果能然乎？时有古今，世有升降，天地生财，其数有限，国家用财，其端无穷，归于一是，则「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之外，无他技也。
宋旧史志食货之法，或骤试而辄已，或亟言而未行。仍之则徒重篇帙，约之则不见其始末，姑去其泰甚，而存其可为鉴者焉。篇次离为上下：其一曰农田，二曰方田，三曰赋税，四曰布帛，五曰和籴，六曰漕运，七曰屯田，八曰常平义仓，九曰课役，十曰振恤。或出或入，动关民生；国以民为本，故列之上篇焉。其一曰会计，二曰铜铁钱，三曰会子，四曰盐，五曰茶，六曰酒，七曰坑冶，八曰矾，九曰商税，十曰市易，十一曰均输，十二曰互市舶法。或损或益，有系国体；国不以利为利，故列之下篇焉。各疏其事，二十有二目，通为十有四卷云。
农田之制自五代以兵战为务，条章多阙，周世宗始遣使均括诸州民田。太祖即位，循用其法，建隆以来，命官分诣诸道均田，苛暴失实者辄谴黜。申明周显德三年之令，课民种树，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男女十岁以上种韭一畦，阔一步，长十步；乏井者，邻伍为凿之；令、佐春秋巡视，书其数，秩满，第其课为殿最。又诏所在长吏谕民，有能广植桑枣、垦辟荒田者，止输旧租；县令、佐能招徕劝课，致户口增羡、野无旷土者，议赏。诸州各随风土所宜，量地广狭，土壤瘠埆不宜种艺者，不须责课。遇丰岁，则谕民谨盖岁，节费用，以备不虞。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剥桑三工以上，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从者徒三年。
太宗太平兴国中，两京、诸路许民共推练土地之宜、明树艺之法者一人，县补为农师，令相视田亩肥瘠及五种所宜，某家有种，某户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同乡三老、里胥召集余夫，分画旷土，劝令种莳，候岁熟共取其利。为农师者蠲税免役。民有饮博怠于农务者，农师谨察之，白州县论罪，以警游惰。所垦田即为永业，官不取其租。其后以烦扰罢。初，农时，太宗尝令取畿内青苗观之，听政之次，出示近臣。是岁，畿内菽粟苗皆长数尺。帝顾谓左右曰：「朕每念耕稼之勤，苟非兵食所资，固当尽复其租税。」
端拱初，亲耕籍田，以劝农事。然畿甸民苦税重，兄弟既壮乃析居，其田亩聚税于一家，即弃去；县岁按所弃地除其租，已而匿他舍，冒名佃作。帝闻而思革其弊，会知封丘县窦玭言之，乃诏赐绯鱼，绢百匹；擢太子中允，知开封府司录事，俾按察京畿诸县田租。玭专务苛刻以求课最，民实逃亡者，亦搜索于邻里亲戚之家，益造新籍，甚为劳扰，数月罢之。时州县之吏多非其人，土地之利不尽出，租税减耗，赋役不均，上下相蒙，积习成敝。乃诏：「诸知州、通判具如何均平赋税，招辑流亡，惠恤孤贫，窒塞奸幸，凡民间未便事，限一月附疾置以闻。」而比年多稼不登，富者操奇赢之资，贫者取倍称之息，一或小稔，富家责偿愈急，税调未毕，资储罄然。遂令州县戒里胥、乡老察视，有取富民谷麦赀财，出息不得逾倍，未输税毋得先偿私逋，违者罪之。
言者谓江北之民杂植诸谷，江南专种粳稻，虽土风各有所宜，至于参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于是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亦令就水广种粳稻，并免其租。淳化五年，宋、亳数州牛疫，死者过半，官借钱令就江、淮市牛。未至，属时雨沾足，帝虑其耕稼失时，太子中允武允成献踏犁，运以人力，即分命秘书丞、直史馆陈尧叟等即其州依式制造给民。
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蠲三岁租，三岁外，输三分之一。官吏劝民垦田，悉书于印纸，以俟旌赏。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上言：
「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于积谷而务农，盐铁榷酤斯为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两浙、陇蜀、河东诸路地里夐远，虽加劝督，未遽获利。今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复有匿里舍而称逃亡，弃耕农而事游惰，赋额岁减，国用不充。
诏书累下，许民复业，蠲其租调，宽以岁时。然乡县扰之，每一户归业，则刺报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责问，继踵而来，虽蒙蠲其常租，实无补于损瘠。况民之流徙，始由贫困，或避私债，或逃公税。亦既亡遁，则乡里检其资财，至于室庐、什器、桑枣、材木，咸计其直，或乡官用以输税，或债主取以偿逋；生计荡然，还无所诣，以兹浮荡，绝意归耕。
如授以闲旷之田，广募游惰，诱之耕垦，未计赋租，许令别置版图，便宜从事；酌民力丰寡、农亩肥硗，均配督课，令其不倦。其逃民归业，丁口授田，烦碎之事，并取大司农裁决。耕桑之外，令益树杂木蔬果，孳畜羊犬鸡豚。给授桑土，潜拟井田，营造室居，使立保伍；养生送死之具，庆吊问遗之资，并立条制。候至三五年间，生计成立，即计户定征，量田输税。若民力不足，官借籴钱，或以市餱粮，或以营耕具。凡此给受，委于司农，比及秋成，乃令偿直，依时价折纳，以其成数关白户部。」
帝览之喜，令靖条奏以闻。
靖又言：「逃民复业及浮客请佃者，委农官勘验以给授田土，收附版籍，州县未得议其差役；乏粮种、耕牛者，令司农以官钱给借。其田制为三品：以膏沃而无水旱之患者为上品；虽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埆瘠而无水旱之虑者为中品；既埆瘠复患于水旱者为下品。上田人授百亩，中田百五十亩，下田二百亩，并五年后收其租，亦只计百亩，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请加受田，如丁数五丁者从三丁之制，七丁者给五丁，十丁给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以十丁为限。若宽乡田多，即委农官裁度以赋之。其室庐、蔬韭及桑枣、榆柳种艺之地，每户十丁者给百五十亩，七丁者百亩，五丁者七十亩，三丁者五十亩，不及三丁者三十亩。除桑功五年后计其租，余悉蠲其课。」
宰相吕端谓靖所立田制，多改旧法，又大费资用，以其状付有司。诏盐铁使陈恕等共议，请如靖奏。乃以靖为京西劝农使，按行陈、许、蔡、颍、襄、邓、唐、汝等州，劝民垦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副之。选、亮上言功难成，愿罢其事。帝志在勉农，犹诏靖经度。未几，三司以费官钱数多，万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