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象征性含义，形象就立刻超出个别现象的范围，显现出概括性意义。这是
隐喻性形象的两面性的作用，即从直接中感受到间接的内容，从个别中体味
到概括性的意义。
如果方六向权卖婆介绍执事，或鲁翰林招赘蘧公孙的场面，其隐喻的含
义是通过权卖婆和厨役的逆反的行动而被人所感知，依然是小说中人物自身
的行动。那么，相反的情况，吴敬梓又常用形象以外的形象，即戏曲中的形
象来揭示人物形象。这“以外”的客观形象嘲笑着、否定着也象征着小说中
人物形象的内在本质，同样具有寓言性的隐喻。像第十回蘧公孙与鲁小姐婚
礼时演出《三代荣》。舞台上的宋代王曾中状元、做宰相，儿子又中武状元，
封三代的故事，作为情节组成的一个部分写进小说，它不只是表现历史生活
的回忆，而是理想的象征，或者不妨说是鲁翰林心理形象化了的反映。
客观的外在形象有时又起着比拟象征的作用，如四十九回秦中书宴请万
中书、施御史、高翰林，点了四出戏助兴。《西厢》中张生赴宴时“笑吟吟，
一处来”，饯别时“哭啼啼，独自归”的景象，比喻四人的欢聚悲散。《五
台》一出中杨六郎五台山会兄的兄弟情义，反衬施御史兄弟为母迁葬而反目
的丑剧。《追信》中萧何慧眼识英雄，月下追韩信，而高翰林却为假中书万
青云买官奔走，使得万青云摇身一变，竟然成了真中书。历史的形象和现实
的形象相互对照，是历史讽刺了现实，抑或现实嘲弄了历史呢？颇耐人寻味
的。
有趣的是，吴敬梓时而让戏曲中的形象插入小说。如第十回演出的《三
代荣》，“看到戏场上装出一个妓者，扭扭捏捏的唱。”如四十九回演出《请
宴》，“只见那贴旦装了一个红娘，一扭一捏走上场来”，切断了小说中人
物行动和发展情节，把隐喻的内容具体化形象化了；时而戏曲中人物刚刚登
场，作者笔锋突然一转，“这红娘才唱了一声，只听得大门口忽然一棒锣声，
又有红黑帽子吆喝了进来。众人都疑惑，《请宴》里从没有这个做法的”，
小说中人物行动又冲断了外在形象的行动，变成了否定因素，而戏曲形象则
又转向隐喻映照小说中人物和事件。这一切说明，作为陪衬的附加的外部形
象而出现在吴敬梓小说里，并不是与小说中的形象无关的，相反是属于小说
中形象的家族，是决定着登场人物和事件发展的因素之一，它和小说自身的
形象搅合在一起，发生着潜在的矛盾关系。
（七）
吴敬梓对于戏曲艺术和梨园生活，毫无疑问是一位里手。少年和青年时
期便向当地有名的演员学歌，并且和伶工厮混在一块；他所交往的文人学士
中，有许多是擅长戏曲的。他们经常诗酒唱和，整日与戏曲打交道。吴敬梓
虽然没有戏曲剧本留传于世，但他对于戏曲艺术，有着丰富知识，再参照《儒
林外史》对清初梨园生活的描写，引入的剧目，可见其很熟悉戏剧活动的，
否则不可能切中小说里的人物性格。吴敬梓既然深谙于戏剧艺术，也就必然
明了戏曲艺术的种种技巧，那也就自然要把这种技巧带进小说创作。中国小
说家又常常是剧作家和鉴赏家这种身份，自然要同中取异，异中取同，相互
补充借代。因此，小说家吴敬梓的作品里浸透着“戏剧家”吴敬梓的创作风
格，这使他描述事件，刻画人物性格时不是主观的说明一切，而是通过人物
行动表现一切。形象永远是立体的，空间场面往往含有多层的视觉空间性质，
矛盾冲突又常常是戏剧性的，故事情节总是那么简短、有力，常出奇峭转折
之笔，人物性格鲜明单纯，语言明快犀利，富有表现力，而且又总是用对话
形式，通过戏剧性的冲突展开情节，刻画人物。总之，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中的许多回，都可以当做一幕幕讽刺喜剧来读。
（选自《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黄霖——《儒林外史》对《金瓶梅》的继承和发展
人们在探讨《金瓶梅》承上启下的关系时，一般都注意《水浒传》到《金
瓶梅》，再到《红楼梦》这样一条线索，不大理会《儒林外史》与《金瓶梅》
的关系。其实，我国古代的长篇小说发展到《金瓶梅》时，才奠定了世情小
说的基础。之后，我国的世情小说的发展有两大主流：一条是围绕着才子佳
人的爱情来描摹世态，反映社会的，如明末清初的《玉娇梨》、《平山冷燕》
等，到《红楼梦》，再到清末的《海上花》等；另一条则是重在用讥刺的笔
法来暴露黑暗的，这就以《醒世姻缘传》、《儒林外史》及清末的《官场现
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代表。这两大世情小说的潮流各自取得
了杰出的成就，产生了《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为代表的伟大作品。因此，
《儒林外史》与《金瓶梅》之间也有着血缘关系。《儒林外史》与《红楼梦》
一样，正是在继承和发展《金瓶梅》的基础上，从一个高峰走向了另一个高
峰。
（一）
《儒林外史》继承《金瓶梅》的传统，首先表现在描写世情上。《金瓶
梅》表面上写的是宋代社会，实际上是描摹明代现实。欣欣子的《金瓶梅词
话序》就指出：这部书的特点是“寄意于时俗”，即主要通过人情世态的客
观描绘来达到暴露社会黑暗，谴责人性丑恶的目的。它与“四大奇书”中的
其他三部书不同，并不着力于描写帝王将相、英雄好汉，甚至是牛鬼蛇神，
而是用心于冷静地、客观地刻画“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刘廷玑《在园杂
志》）。这里都是平平常常的人，琐琐屑屑的事，普普通通的境。整部书正
如谢肇淛在《金瓶梅跋》中所说的，犹如“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的。
《儒林外史》正是沿袭了这条道路，表面上写的是明代事实，实际上处处反
映当今，甚至许多模特儿都可以在作家的周围找到。有可能即是吴敬梓本人
的“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提到“《金瓶梅》之笔之才”时，就称
其“摹写人物事故，即家常日用、米盐琐屑，皆各穷神尽相，画工化工，合
为一手，从来稗官无有出其右者”。事实上，《儒林外史》也确实遵循这条
道路，在这方面下工夫，写“平常事，平常话”，以致使人觉得读了《儒林
外史》，“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卧本《儒林外史》
回评）。毫无疑问，《儒林外史》也是一部写现实社会写人情世态的世情小
说。
但是，吴敬梓写世情并没有死板地走《金瓶梅》走过的老路，而是有了
新的开拓和新的建树。这突出地表现在他描摹世态人情更客观自然，思考人
性问题更集中深刻。
在我国古代的长篇小说中，大量的作品在叙事状物时带有强烈的主观色
彩，把褒贬爱憎直接塞给读者。这样的作品，爱憎分明，感受强烈，也有它
的长处，但实际上使读者与故事中的人物保持着一定距离，削弱了真实感。
《金瓶梅》在行文中比较注意客观地描写现实。郑振铎先生在《插图本中国
文学史》中曾说：“像她这样的纯然以不动感情的客观描写，来写中等社会
的男与女的日常生活的，在我们的小说界中，也许仅有这一部而已。”这显
然说得过分了一点。事实上，《金瓶梅》还没有脱尽宋元讲话中遗留下来的
“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和深”的习气。回前、回末的诗词，正文中
间插入的韵文散篇，有不少是直接表示作者意见的篇什，特别是一些“看官
听说”部分，纯是作者跳出客观摹写之外的主观文字。这些“看官听说”，
虽然有的是用以联贯前后情节，介绍人物，说明场面，但也有相当部分是作
者的主观议论，全书约有二十余处之多。例如第七回写薛嫂儿为孟玉楼去西
门庆那里说媒，说得西门庆“欢从额角眉尖出，喜向腮边笑脸生”。“西门
庆当日与薛嫂相约下，明日是好日期，就买礼往北边他姑娘家去。”这本来
都是客观的描写，连下去也很顺，可是作者就在“喜向腮边笑脸生”与“西
门庆当日。”之间插上了一段：
看官听说，世上这媒人们，原来只是一味图撰钱，不顾人死活，无官的说做有官，把偏房
说做正房，一味瞒天大谎，全无半点儿真实。。。
这就把正常的描写打断，横加了一段不冷静的议论。《金瓶梅》的这种议论
从词话本到崇祯本有所减少，但仍未删尽。显然，我们在承认《金瓶梅》正
努力“以不动感情的客观描写”来写日常生活的同时，还不能说它已经达到
了“纯然”的地步，更不能说“仅有这一部而已”。事实上，《儒林外史》
则比它更“不动感情”，更“客观”。整部《儒林外史》，除了开头与结尾
处仍留有诗词外，在正文的全部描述之中，包括各回回前与回末，均不再外
加诗词歌曲、联对摘句、四六短文之类的东西，也不再出现“看官听说”之
类作者介入的文字，脱尽了“拟话本”的遗习。这不但表现在这类形式上的
改观，而且在实际描写中也是如此。我们在整部《儒林外史》中，几乎感觉
不到作者站在故事和人物之外，指手画脚，评头品足。它比较彻底地改变了
主观式叙事的方法，冷静、客观地去描写世界，让读者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
感觉，一切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去思索，去爱，去恨，真正做到“直书其事，
不加断语，其是非自见也”（卧本《儒林外史》回评）。
这里，我们且举一例。《儒林外史》第二十六回写鲍廷玺娶王太太时，
有些地方是明显地借鉴了上面提到的《金瓶梅》中西门庆娶孟玉楼的事。比
如，孟玉楼是死了丈夫后再嫁，介绍她时说：“手里有一分好钱，南京拔步
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妆花袍儿，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珠子箍
儿，胡珠环子，金宝石头面，金镯银钏不消说。”而王太太也是死了丈夫王
三胖后再嫁，《儒林外史》写她：“这王三胖丢给她足有上千的东西，大床
一张，凉床一张，四箱、四橱，箱子里的衣裳盛的满满的，手也插不下去；
金手镯有两三副，赤金冠子两顶，真珠、宝石不计其数。”这两段介绍，真
是何其相似乃尔！特别是“手也插不下去”一句，不能不使读者自然地将两
者联系了起来。但是，《儒林外史》描写的毕竟不同于《金瓶梅》，这在两
个媒婆的刻画上就显示了出来。《金瓶梅》写薛嫂儿时，硬加了上面所引的
一段“看官听说”，而《儒林外史》一无外加的议论，只是纯客观地写媒婆
沈大脚如何将“戏子”说成是一个“广有田地，又开着字号店，足足有千万
贯家私”而正待做官的“武举”，将有母亲、姐姐、姐夫的一家人介绍得“上
无父母，下无兄弟儿女”，明明在扯谎，还说自己“比不得媒人嘴”，不扯
“一字谎”，结果王太太嫁来，害得鲍廷玺一家鸡犬不宁，家翻宅乱。所有
这些描写就与《金瓶梅》中“看官听说”所述的“无官的说做有官，把偏房
说做正房，一味瞒天大谎，全无半点儿真实”一模一样。但是，这些话尽在
不言中，都是让读者阅读后自己得出的结论。这样，作品和读者之间就不隔，
读者更觉作品真实，而作品也在读者心灵的主动参与下更能产生艺术效应。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儒林外史》描写的客观性上，确实比《金瓶梅》前
进了一大步。
对于人性问题思考，本来也是《金瓶梅》写世态人情时的一大突破。作
为一部长篇小说，它第一次比较自觉地将整部作品的构思立足在暴露人性中
的“酒色财气”四病之上，作者似乎认为，社会的一切罪恶，都源出于这四
病。在这四病中，实际上比较偏重于写“色”以及“财”。假如说以后的《红
楼梦》比较侧重在探索与“色”相联的社会问题的话，那么《儒林外史》则
比较着重在抨击与“财”密切相关的“功名富贵”。《金瓶梅》卷首是用“酒
色财气”点明主旨，《儒林外史》开头则用“功名富贵”来喊醒世人：“功
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这首词，也是老生常谈，不过
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
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卧本回评在这第一
回“说楔子敷陈大义”之后就评曰：“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故
开口叫破，却只轻轻点逗。以后千变万化，无非从此四个字现出地狱变相。”
事实正是这样，《儒林外史》就是致力于暴露形形色色被“功名富贵”扭曲
了人性的文人学士，从而寄寓了对那个扭曲人性的社会的恨！因此，我们可
以看出，《儒林外史》也是一部自觉挖掘人性弱点的世情小说。在这一点上，
它和《金瓶梅》也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儒林外史》比《金瓶梅》刻露人性更自觉而明确，几乎所有的
角色都用“是否热衷功名富贵”这一尺度来加以衡量，其他人性中的善和恶
似乎都围着它转。《金瓶梅》则不然。它虽然力图揭露人性的弱点所带来的
罪恶，但又摆脱不了弥漫于当时社会的因果报应观及其他迷信的束缚，常常
把恶又最后归结于虚无缥缈的前世种下的孽缘，并最后能得到“超脱”荐拔。
因此，《金瓶梅》所揭示的人性问题是不彻底的。它最后又将人屈服于神。
而在《儒林外史》里，神是没有位置的，因果报应是难以找到影子的。它已
彻底从宗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写人完全着眼于人。这无疑是一个大飞跃。
《儒林外史》刻画人性，是兼顾恶与善两个方面，这也是只顾暴露人性
中“四贪”的《金瓶梅》所未及。在一部小说中，人性之善与人性之恶相互
映衬，能加强效果，同时还能使一般的读者能松一口气，不致对充斥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