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揭示人物精神面貌的例子。这可以说，是我国传统小说艺术中带有民族特
色的人物心理刻画。《儒林外史》一书中，不少这样精彩的例子，此即其一。
有时候不是简单的怕，但那心理特征比怕还难写。胡屠户两次贺喜，是
令人忍俊不禁的例子。第一次贺喜，是范进中了秀才，他拿“一副大肠和一
瓶酒”，到了便对范进兜头一顿痛骂训斥，随后是自己将带来的礼品吃光，
便“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去了。”那高傲自得的神情，跃然纸上。第二次
贺喜，是范进中了举人，他“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后面还“跟着一
个烧汤的二汉”，说尽了讨好奉承的甜言蜜语，在得了六两雪白的赏银之后，
“千恩万谢，低着头，笑迷迷的去了。”那心满意足和卑躬谄媚的表情，如
在目前。同为屠户身分（手里提着大肠和肉），同为贺喜，但那礼品的规格
和送礼时人物的身姿意态，却因秀才举人之别而迥不相同。穷形尽相，入木
三分，《儒林外史》刻画人物，其用笔之锐利尖刻有如此。
冷和热的对比，这热的一面，除刻画人们态度的殷勤外，还着意渲染宾
客盈门、人声鼎沸的热闹气氛。报子来报喜，是“一片声的锣响”，“一片
声的叫道”；胡屠户刚到，是“外边人一片声请胡老爹说话”；写要喜钱和
贺喜的人多，用“簇拥”，用“挤了一屋”、“地下都坐满了”、“挤着看”、
“拥着他说话”等等，跟先前的孤寂冷清对比起来，确乎可以说是“今非昔
比”了。
从上面的引例我们已经看到，《儒林外史》在文学语言的提炼上达到了
炉火纯青的程度。准确、精炼、形象，蕴含着丰富的生活内容，有浓厚的生
活气息。作者如果没有驾驭语言的高度熟练的技巧，就绝不可能将人物刻画
得如此生动活跳。这里要特别提一提人物的对话，不仅切合人物的身分、地
位，而且能表现出不同的性格和思想。精彩之处，往往一语传神。例如，胡
屠户兴冲冲来贺喜，一进门却听说范进发了疯，便诧异道：“难道这等没福！”
这“没福”两个字，此时此境从胡屠户嘴里脱口而出，实在是能使人洞见市
侩的心肝。在胡屠户心里，中举就是得福，福就是钱。诚如他所说：“我那
里还杀猪，有我这贤婿，还怕后半世靠不着也怎的？”因此，在他的心中，
这“贤婿老爷”的生死本不值得记挂，最怕的只是这从天而降的“福”眼见
得就要因此而化为乌有。后文写他夸自己挑女婿有好眼力，说是很早就觉得
“女儿好像有些福气的”，就证明了他眼底心中确实只有一个“福”字。一
个嘴巴把范进打得醒了过来，他赶快上前陪小心：“贤婿老爷，方才不是我
敢大胆，是你老太太的主意，央我来劝你的。”这里不说“打”，也不说“治
病”，而说成是“劝”。如此“劝”法，亘古未有，真是妙不可言。一位邻
居调侃他：“胡老爹刚才这个嘴巴打的亲切”，其实岂止打的亲切，这个“劝”
字用的也亲切，而“亲切”二字又最生动、最恰当不过地概括了这翁婿之间
建立在“福”字之上的新关系。前人评论胡屠户形象的塑造说：“如此铸鼎
象物，魑魅魍魉，毛发毕现。”这种效果的取得，跟精炼传神的人物对话是
分不开的。
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的卷首，载有一篇署名闲斋老人写的序文，其
中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此评可称确当。《范进中举》正是
围绕着人物对功名富贵的态度，通过范进中举这件事，非常集中地写出了不
同类型、各具面目、却患了同一种社会流行病——“功名富贵热”的一群人，
刻画了他们那可笑、可憎或可悲的形象，从而生动地描绘出那个腐朽时代的
社会世相，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了科举考试制度。作者的高明之处表现在，他
写范进这个人，但又不止着眼于一个人，而是着眼于整个社会环境和人物关
系。正因为他从围绕着范进的众多人物活动中，充分地揭示出范进发疯的社
会的和心理的依据，因而，尽管他采用的是近于漫画的极度夸张的手法，但
我们读起来仍然觉得合情合理，非常真实。也因为如此，他对那个心灵和性
格都被社会扭曲了的范进，既作了无情的尖刻的嘲讽，又表示了深切的哀怜
和同情。《范进中举》与其说是一出喜剧，毋宁说是一出悲剧，或者更准确
地说，是一出亦悲亦喜、悲喜交集的讽刺剧。作者寓庄于谐，寓悲愤于嬉笑
怒骂之中。行文诙谐幽默，妙趣横生，而字里行间却时时流露出作者内心深
沉的愤懑与哀痛。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儒林外史》有极高的
评价，精辟地概括出它的讽刺艺术的风格特色是“戚而能谐，婉而多讽”。
对于这一点，我们读了《范进中举》，当能有具体而深切的感受。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80 年第5 期，收入本书时作者有所删改）
陈美林——《儒林外史》中人物的进退场
过去有些研究者认为《儒林外史》的情节纷纭、人物众多，但却没有贯
串始终的主角，因而批评它没有“布局”，没有“结构”；解放以来发表的
某些论著对此也予诟病。这种非难是从某些外国长篇小说有贯串始终的主角
这一观念而生发出来的。其实，外国长篇小说也并非全然如此。俄国现实主
义作家契可夫在《写给阿·谢·苏沃陵》中就曾经说过：“《我的朋友们的
生活故事》，我把它写成许多各自成篇的故事的形式，由情节、思想、人物
等的共同性而互相紧密结合起来。每一篇故事都有一个单独的标题。不要以
为这长篇小说是由许多小块凑成的。不，它是真正的长篇小说，是一个整体，
其中每一个人物都跟整个小说血肉相联，不能缺少”（《契可夫论文学》）。
这一见解，对于我们评价《儒林外史》的结构样式就很有启发。对于这部具
有某些独创性的作品，我们应该深入研究，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而不应该
求瘢索垢，百般挑剔。
文学作品的结构无非是组织故事情节、展现人物性格的手段。《儒林外
史》作为长篇讽刺小说。它的结构主要在于安排一些小故事，展现不同的人
物性格，逐步加深作品的主题思想。我们仅从作者对于人物进退场所作的设
计上，就可看出这部小说的结构是紧扣住它所描写的一切人物故事的。它不
失为一部结构艺术极为独特的长篇作品。
（一）
吴敬梓为他笔下人物所设计的进退场方式极为自然巧妙，如不细心研究
很难发现他的艺术匠心和创作意图。那种摇曳多姿、曲折入胜的进退场，既
形象地刻画了人物性格、严密地组织了故事情节，又表现了作者或褒或贬的
鲜明态度。
《儒林外史》中人物的进场方式多种多样，极富变化。有的是着意介绍，
有的却是偶然邂逅。在小说中，当一个相对独立而又复杂的情节开始时，作
者有时并不立即直接进入主要阶段的叙述，而是采用逐步向读者交代必要情
况的手法，以渐渐激发起读者对故事情节的兴趣和注意，从而引入有关这一
情节的主要人物。周进的进场即是如此。作者先从山东兖州府汶上县薛家集
几家人家在观音庵中议事写起，商量“闹龙灯之事”以后，又提起兴办学堂
延请塾师一节。此际就由夏总甲推荐了一位曾在县“衙门里户科总提控顾老
相公家”教过书的周进，并且介绍了他的生平遭遇。大家议定聘请之后，周
进方才在“门外狗叫”声中出场。这就表明穷书生要谋得一个馆地也不得不
依仗地保一类的恶势力；得到馆地之后，他又不知道要时时孝敬夏总甲，终
于又被辞退。在失去馆地之后，更加刺激了他向更高一级科举阶梯攀登的强
烈欲望，最后通过捐监，先后考中举人、进士，出任广东学政，从而生发出
后面一系列的故事情节来，一部反映科举制度下士人生活的讽刺长卷从此徐
徐展现。与此相反，也有些人物是在作者事先毫无交代的情况下进场的，如
鲁编修的出场，是在娄三、娄四两位公子在访问杨执中的归途中相遇的。这
位曾是娄中堂的门生、现时的“穷翰林”一时捞不到“肥美的差”，觉得与
其“白白坐在京里，赔钱度日”，“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务”，因为他
有“一个小女，还不曾许字人家”。在他返回故乡的河道中与座师的公子却
无意邂逅，世兄世弟自然要见礼畅叙。这种进场方式看似偶然，却是现实生
活中可能发生的，因而也就可信。同时通过他这种登场方式，在他与二娄的
寒暄中，就预先提示了鲁小姐与娄三表侄蘧駪夫的婚事，为后来的情节发展
埋下伏笔。
迟迟不出与突然现身也是吴敬梓为他笔下人物所设计的两种进场方式。
作者描写杨执中的入场颇为曲折，一再提及他的为人行事却又一再延搁他的
进场时机。在邹吉甫转述他的言论以后，娄三、娄四两公子对他十分钦佩，
认定这个“老阿呆”是一位“读书君子”，要家人去把他保出狱来。他们坐
在家中专候这个“君子”，却又不见人来。于是“命驾相访”，初访未曾见
着，再访又被“老阿呆”事先躲过。直到次年正月才通过邹吉甫的安排得以
相见，杨执中方才出场。而在他们相见之前，又描写了刘守备冒用娄府灯笼、
卖菱角的小船和鲁编修的官船以及鲁、蘧婚事。情节发展看似枝叶蔓生实则
横峰断云，下笔行文如波浪迭起但却筋脉连贯，从不同角度表现其人其事，
以激发起读者的注意。他一进场来，读者立即明白无误地认清他的呆中有伪
的性格。严贡生的入场则是在读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现身，他想巴结汤
知县却一时找不到机缘，听说县太爷的门生张师陆与范进正在关帝庙中等候
座师回衙，他就立即闯进庙中，主动上前攀谈，自我吹嘘，复命家人送上酒
席讨好巴结。作者通过他突兀其来地上场表演，辛辣地嘲讽了其言行不一，
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官场中为了高攀老师先结识学生辗转攀结的恶习。这两种
进场方式与前面讲的两种方式颇为相类，但亦不全同。前两种方式大多为了
安排情节发展的需要，这两种方式多半出自刻画人物性格的目的；前两种方
式是不用技巧隐蔽其技巧，而这两种方式则是故意显露出作者的有意安排。
《儒林外史》中还有些人物的登场或是彼此勾联或是参差错进。作者常
常通过一个人物的活动牵连出一串人物来，从而彼此勾联上场，各自表演一
番。匡超人在搭船去杭州避难途中，先遇到自称名士的景兰江，于是这个头
巾店老板开始进场活动，并由此而引出赵雪斋、支剑峰、浦墨卿、胡密之、
卫体善、随岑庵等一批所谓的“西湖名士”先后登台亮相。这种彼此勾联的
进场方式常常表明这一串人物气质接近、臭味相投，因而他们各自生发出来
的情节虽然各具特色，但却都暴露了他们丑恶性格的一个共同方面。参差错
进的入场方式则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既有格调不同的反面人物，
也有气谊相合的正面人物。余大先生的进场是因萧柏泉的推荐，但他见汤公
子并无“求教之诚”，所以辞去汤府之聘，不过余特确又因此一节方才入场。
余特虽然不就汤府之聘，却接受了虞华轩的“帖子”，并于“次日去回拜”，
慨然允应训教其子，这就导致虞华轩上场。余特的出场是由于辞聘，虞华轩
的出场则由于余特的受聘，余特的辞聘说明他与汤公子大异其趣，其受聘则
表明他与虞华轩声气相应。这种参差错进的入场方式，使得情节的发展错落
有致而不单调板滞，也使得不同类别的人物性格相互映衬更其鲜明。
吴敬梓还运用前后绾连与逐个转递的方式，让他笔下的人物上场演出。
王惠出任南昌知府后，就把前任太守蘧佑、蘧景玉、蘧駪夫祖孙三代前后绾
连起来。不过，蘧氏三人的出场虽由王惠一人所绾连，但作者写得极其婉约
多姿，各具特色。蘧佑是以前任太守的身份“来拜”现任太守王惠而出场，
他以“年老告病”为由，早已“出了衙门”。他的出场即意味着退场。蘧景
玉虽然前此在山东学道范进幕中偶一露面，但他的主要活动却于此际方正式
开始。此时是替乃父向王惠移交而出场，他早年的“幕客”生涯却正是今日
办理交接事宜的有用经历。所以尽管王惠十分贪求，他办得也很爽利。如果
说景玉出场正值王惠仕途得意之年，那么駪夫上台则为王惠落魄逃难之日。
景玉、駪夫父子的先后出场，在折射出王惠的性格和遭遇的同时，也从客观
上反映了仕途中的险涛骇浪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变幻莫测。三“牛”的登
场则是运用逐个转递的方式。牛布衣不死，牛浦郎就不能冒名顶替；而牛浦
郎不假冒名士，攀结官府，就没有条件傲慢尊长“舅丈人”，也就不会出走，
当然也就失去在赴安东船上遇到牛玉圃的机缘。而“小牛”一旦遇到“老牛”，
作者的聚光灯就集中在“老牛”身上，使他一时成为舞台的主角。他们逐个
脚跟脚地进场，又似走马灯地转递下场，有的病死（如牛布衣）、有的退为
配角（如牛浦郎），但他们各自生发出来的故事情节并未中断，他们各自活
动的社会现实依然仍旧，有其绵绵不断的连续性。
在吴敬梓笔下，有的人物一进场就面临着尖锐的矛盾，但有的人物出场
只起了陪衬和补充的作用。前者如沈琼枝是被其父沈大年送往扬州宋家成亲
时出场的。在常州贡生沈大年看来，宋家自然应该把女儿琼枝“当作正室”；
但在盐商宋为富看来，这只不过是“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中的一个，根
本不当一回事。双方态度如此截然不同，因而她一出场就处在严重的对立形
势中。她在此际的作为却颇有决断，逃离宋家，远走高飞。这种进场方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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