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循规蹈矩完全受儒家纲纪秩序约束的文士所企慕的一种风范。这样的名
士代有其人，其中有些不乏叛逆精神，反对封建主义的束缚，具有进步思想。
他们互相承继，成为封建时代民主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红楼梦》第二回
列举一批这类人物的名字，除了第一个许由是传说中的高人外，摆在头里的
就是陶潜、阮籍、嵇康等魏晋名士；“近日”举有倪瓒、唐寅、祝允明。这
些都是悖弃礼法、放情任达的风流人物，曹雪芹明确把他们同孔孟程朱等儒
家正统人物区别开来，说他们若生于上层，就成为“逸士高人”、“情痴情
种”，若生于下层，就断不甘“遭庸人驱制驾驭”，一句话，他们是不走封
建正路的浪子或叛逆者。在曹雪芹看来，“放荡弛纵，任情恣情”的贾宝玉
是他们的同类，他自己也以阮籍自许，实际上自居于这一叛逆传统之列。无
独有偶，比曹雪芹略早的吴敬梓也倾慕阮籍、嵇康等魏晋名士，经常以阮籍
自比，或表达对阮籍的景仰。他移家南京时把自己比作“阮籍之哭穷途，肆
彼猖狂。”（《移家赋》）搬进秦淮水亭，欢宴朋友，写《买陂塘》词说：
“身将隐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沉醉。”与吴蒙泉（虞博士的
原型）联句时又想起阮步兵而“佯狂忆步兵”。（见吴蒙泉《会心草堂集》）
一直到临死前一二年，在题咏金陵凤凰台时，他想到的还是：“凤凰台以李
白之诗而名”，“台下有阮籍墓”，并以思慕这两位“酒星”作为全诗的主
旨：“后先两酒人，千秋动欣慕。”（《金陵景物图诗》）真可谓拳拳服膺，
终生不已。魏晋风度的影响渗透在他的人格和作品中，特别集中体现在以他
自己为原型的杜少卿形象和其他奇人形象中。
道家理想人格的境界之一是，具有某种超世的品质，带有不同于世俗人
的特征。追求个体独立人格的名士，也不愿混同、淹没于庸常，从汉晋名士
就形成一种观念：有高名之士必当有异行。于是名士之求名常与求奇相伴，
竞求以特立独行超迈凡庸，于是标奇立异、企慕奇人异行遂成为名士的传统。
继承这种传统，吴敬梓也把真名士杜少卿以及与他气质相近的人称为奇人。
迟衡山说：“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奇在哪里？首先他鄙弃琐
屑的世务、外在的功名富贵，讲求超逸的风貌、内在的才性，表现出纵心肆
志、恣情任性的意趣，反映了个体人格的觉醒和追求。
吴敬梓把“钱财散尽”作为杜少卿“平居豪举”来写。他清高脱俗，遗
落物务，对钱财持超脱的潇洒态度。古今都有人訾议他接济人时“贤否不明”。
其实那些人之或贤或否哪里是杜少卿所屑于一顾的呢？他像打发粪土一样打
发钱财，谁要谁拿去就是了，何需考察是贤是否！他体现的是慷慨超脱不为
物累的名士风度。他既不藉藉于富贵，也不戚戚于贫贱，家财散尽后，布衣
蔬食，心里淡然，安于山川朋友之乐。这是一种不为外物所囿的超拔和逍遥，
符合道家追求的人生境界。他在纵心肆志、恣情任性的魏晋风度表现形态里，
注入更多个性解放的自由思想成分，吹进明清时代的新鲜空气。一般文士把
膺荐举、受征辟当作最高荣誉，他却坚决谢绝李巡抚的荐举和征辟，理由是：
“麋鹿之性，草野惯了。”想方设法辞掉“爵禄之縻”后，他高兴地说，从
此要“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这简直可以视为杜少卿追求精神自由
的宣言。为此他既摆脱了钱财俗务的羁绊，又冲破八股举业的牢笼，热衷于
在逍遥自在的人生境界中体验着自己的真实生命。他妻子问他为什么装病不
去做官？他道：“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
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但要在南京
“做些自己的事”，还得要有一股蔑弃礼法、横对陋俗的劲头才行。游览姚
园，他“竟携着娘子的手”，当着两边看的人，大笑着，情驰神纵，遗世忘
俗地走了一里多路，在当时这确是惊世骇俗的带有明显挑战意味的举动。他
的特异行为冒渎了那个时代行之已久的原则规范，嘲弄了庸众的普遍信念，
背离了“从来如此”的生活方式。“竟”敢如此？就是敢如此！他敢于对某
些封建权威和封建礼俗提出大胆的挑战，表现了离经叛道的可贵勇气。当朱
熹对经书的注释被钦定为标准答案的时候，他敢于挺身说只依朱注是“固
陋”，他写了一部《诗说》，竟敢与朱熹唱反调。朱熹的《诗集传》说《溱
洧》是“淫奔者自叙之词”，他反驳说：“《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
并非淫乱。”这不是在追寻一点微小的学究式的胜利，这是在批驳理学教条，
捍卫自己的行为方式，表达自己的生活信念。他对《女曰鸡鸣》的解释，宣
说着一种弃却功名富贵怡然自乐的生活境界。他不但尊重自己的个性，而且
也尊重别人的个性。他初搬到秦淮河房，与友朋聚会的情景，就很有自由放
恣的气氛：“将河房窗子打开了，众客散坐，或凭栏看水，或啜茗闲谈，或
据案观书，或箕踞自适，各随其便。”既尊重别人的个性，待人接物也就颇
有平等的色彩。他“不喜欢人叫他老爷”，也不以老爷自居，把门客娄焕文
“当作祖宗”亲自服侍。平素“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他
的妇女观也较开明，对纳妾风之猖獗很不满意。沈琼枝不甘为妾，逃到南京，
自谋生计，庄非熊说她“奇”，武书也说她“奇”，都是心存猜疑不解。杜
少卿也称她为“希奇的客”，却认为“可敬的极了”，可见不是出于怜悯，
而是出于尊重，赞扬的不是她的姿色和才情，而是她蔑视富贵豪华、不畏权
势、不肯供人玩弄的反抗精神。真是“惺惺惜惺惺”，他们之互相引为知己，
表现了奇人之间精神的投契。
杜少卿一边追求超世脱俗的格调，一边充满愤世嫉俗的情怀，表面上洒
脱风流，内心里悲愤苦闷，因此，他的恣情任性带有狂诞不经的色调，透露
着内心的愤激和痛苦，表现出激而为怒、愤世嫉俗的“狂”的特征。这使他
的名士风度有了深刻的一面，具有了不满封建黑暗的叛逆内涵。“狂”是强
烈的不满在受压抑情况下的爆发形态，是一种喷射式的宣泄。他和作者本人
一样“独嫉时文士如仇”，愤激填膺，一触即发。一提到县里的秀才，他就
骂他们是奴才。臧茶对他谈举业的好处，他骂道：“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
矣！”人家为子孙发富发贵要找好风水迁祖宗的坟墓，他发作道：“那要迁
坟的，就依子孙谋杀祖父的律，立刻凌迟处死！”凡此种种都露出他“狂”
的面目，卧闲草堂本第三十三回总评就说“少卿之狂”，以“狂”字概括他
的特点，很有见地。
现实生活中的吴敬梓也以“猖狂”、“佯狂”的阮籍自比。他的亲朋好
友说他“酒酣耳热每狂叫”，说他“狂憨”，说他“狂疾不可治”（均见李
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都不为他讳“狂”。不是偶然的，曹雪芹也
称他心爱的贾宝玉“似傻如狂”。以社会言，明清时代东南地区由于出现了
资本主义萌芽，城市经济繁荣，文人的活动天地扩大了，眼界开阔了，思想
也较活跃，不愿受封建约束的才子加浪子式的人物出现得更多，他们中有些
人是很有叛逆色彩的。前引曹雪芹提到的唐寅、祝允明，与文征明、徐祯卿
合称“吴中四才子”，他们就被视为“狂逸不羁”。兼擅文学和绘画的倪瓒，
其后还有徐渭、郑板桥等，都珍重自己的人格和真性情，傲世抗俗，藐视权
势。倪瓒自称“倪迂”，因不愿为富贵者作画险遭杀害。徐渭被视为狂人，
当道官僚求他一字而不可得。郑板桥说自己“束狂入世犹嫌放”（《自遣》），
同样不肯为“天下安享之人”作书画。他们的书画艺术“不受前人束缚，自
辟蹊径”（《松轩随笔》），表现了独特的创作个性和独创的才能。当时就
有人把郑板桥比作阮籍（郑方坤《郑燮小传》）。他们这些人构成了明清时
期“以情反理”的“狂人”谱系，他们比魏晋名士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为中
国的名士传统增添了时代的新内容。
杜少卿之外，小说末尾写了“市井四奇人”，他们身怀才艺，却因身份
微贱而被世俗所轻，因而激为狂猖。其中的市井书法家季遐年颇有上述徐渭、
郑板桥的投影：季遐年恣情任性，写字“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
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了去”；他不修边幅，傲视富人，请他写字要看他的
高兴，“他若不情愿时，任你是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
看”。施乡绅请他写字，他仰着脸大骂道：“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
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这
种傲岸狂狷实是一种扭曲的反抗性格。作为文学典型，杜少卿、贾宝玉之狂，
程度不同地分别概括了更多的时代新质素，表现了一些与社会环境不协调，
为庸众所不解的新性格。一直到“五四”时期，鲁迅还把标志新文学诞生的
重要作品称为《狂人日记》，仍然以“狂”作为被社会所不容的最突出特征，
这大概不是偶然的吧。
真儒庄绍光接到征召之旨，立即就晋京，他自觉地意识到，“我们与山
林隐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后来证实“我道不行”，
是为践履儒家出处之大节，才辞爵还家；即使如此，也要恳得皇帝的“允令
还山”旨后才启行。真名士杜少卿则不同，他不把自己纳入什么“君臣之礼”
中，自称“麋鹿之性，草野惯了”，为了要“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
竟冒欺君之罪，装病辞征辟，根本不去；并且从此连秀才籍都抛弃掉，再不
参加科举的各类考试，鄙弃八股功名，不守家声祖业，背离了科举世家和封
建阶级为他规定的人生道路，被高翰林视作“杜家的第一个败类”。如果说
贤人的两只脚还站在儒家传统的藩篱之内，那么，奇人却已有一只脚跨出儒
家传统的门槛，表现出与封建环境不协调的异端倾向。如果说贤人的活动尚
不过多触忤世俗，那么，奇人的叛逆就或多或少对封建秩序起离心和瓦解的
作用，因而常为御用文人所不容。高翰林就像发现瘟疫病人一样，立即向社
会敲起警钟，戒饬青年“不可学天长杜仪！”恨不得把这个祸胎剿灭。但这
正像迟衡山说的：高翰林“分明是骂少卿，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许多身份”—
—从反面证明这些叛逆者刺痛了封建阶级的神经，至少在生活态度上悖离了
封建的规范。但杜少卿的政治理想仍然是儒家的仁义礼乐，伦理观念也咬不
断儒家的脐带，仍然以庄绍光、迟衡山、虞博士为政治伦理的精神宗长，积
极参与祭泰伯的礼乐盛典。在《儒林外史》的正面形象群里，真儒士的政治
理想与真名士的超逸风流是互补相渗的，真名士以儒家的政治信仰为依归，
真儒士吸收名士的超逸风姿而显得浑雅冲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小说人物
形象中体现了儒道互补协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趋势。
（四）
王冕之所以作为“隐括全文”的形象，是因为他体现了作者的理想，这
理想人物恰恰是儒道合掺互补的产物，兼具真儒士、真名士的精神品格。
王冕“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
具备了理性觉悟的首要条件——有着广博的知识才能。唯其见多识广，博古
通今，方能撷取多种思想文化养料，去破除“锢智慧”的八股的毒害，成为
坚持自己的“文行出处”的理性依据。虞博士、庄征君、杜少卿等皆有此种
博学特征。看来这也是称“贤”称“奇”的重要条件。诸暨县知县时仁命翟
买办召见王冕，王冕辞曰：“假如我为了事，老爷拿票子传我，我怎敢不去？
如今将帖来请，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我不愿去，老爷也可以相谅。”翟
买办道：“你这都说的是甚么话！票子传着倒要去，帖子请着倒不去，这不
是不识抬举了？”王冕的话含有深意，天目山樵初评时说：“此等说话，危
老先生、时知县尚不懂，无怪翟买办发急。”天目山樵在“定评”里自己作
了解说：“君召之役，则往役；君欲见之，则不往见之。”此话出自《孟子·万
章下》，典型地表现了儒家的尚贤思想和贤人人格的理想。孟子认为，在位
者必须师事贤人，如有事相商，就要亲自登门拜访，不可大模大样地召贤人
来见自己；而贤人呢，则应当拒绝这种召见，“不以贤事不肖”——不拿自
己贤人的身份去服事不肖之人。“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那是绝对不行的，
“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吴敬梓写王冕拒绝时知县
的召见，就是儒家这种观念的形象表现。这里不仅是“非其召不往”——不
是自己所应该接受的召唤之礼就不去；而且是“不以贤事不肖”，决不屈身
去听“酷虐小民”的“不肾”知县之召，他的拒绝和趋避，正是贤人理想人
格的表现。
《孟子·公孙丑章下》继续发挥这种思想：孟子原准备朝见齐王，一听
说齐王命人召见他，他就反而不去了。为什么呢？——“将大有为之君，必
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
理想的君臣关系如“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都是“学焉而后臣
之”，都“不敢召”。孟子这么做是否是对王的“不敬”呢？孟子曰：“齐
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
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吴敬梓写王冕拒绝时知县之召后，又写吴王朱元璋
特来拜访，虚心求教，王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