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读儒林外史- 第21部分

。。我一向在安东县董老爷衙门里。那董老爷好不好客！记得我起初到他那里时候，才送
了帖子进去，他就连忙叫两个差人出来请我的轿。我不曾坐轿，却骑的是个驴。我要下驴，差
人不肯，两个牵了我的驴头，一路走上去；走到暖阁上，走的地板格登格登的一路响。董老爷


已开了宅门，自己迎了出来，同我手搀着手，走了进去，留我住了二十多天。我要辞他回来，
他送我十七两四钱五分细丝银子，送我出到大堂上，看着我骑上了驴，口里说道：“你别处若
是得意就罢了；若不得意，再来寻我。”这样人真是难得，我如今还要到他那里去。

这番话，牛浦精神世界和内心活动的微妙处都勾了出来。他的吹牛，并不是
漫天扯谎，而是根据实有的关系，运用他所能有的想象力编排出来，努力要
说得适合自己身分，避免过火；努力要说得活现、确实，像真有过的事。这
里面表现了他有限的见识和经验，他说的很幼稚可笑；但又表现了他的不平
常的小聪明或“才气”；同时又表现了他心的深处的热切诚挚的愿望，他的
扯谎吹牛，不仅为抬高自己，以博对方重视，更重要的是对目前处境不甘，
对牛玉圃怀着反感，他像说着自己最“美好”的理想，带着无限自我陶醉和
不胜神往的意味。这种地方，我们读着，不能不在要笑的同时，又骤然感到
心里沉重起来。

书中描写人物主要用对话，有时也写些神态动作，总是从生动传神的形
象里勾画出内在的特征的东西。四十五回余敷、余殷兄弟在宴席上验土谈风
水，写了他们许多动作，那种毫无定见，毫无把握，而又故作神秘，自欺欺
人的神气活现在我们眼前。五十三回陈四老爷到来宾楼妓女聘娘处，虔婆和
邹泰来等满心艳羡地谈了一番国公府里像神话似的阔绰，而后陈四老爷到聘
娘房里，聘娘递了茶，款待着并肩坐下——

聘娘拿大红汗巾搭在四老爷膝盖上，问道：“四老爷，你既同国公府里是亲戚，你几时才
做官？”。。

聘娘一片痴心想做官太太，全神倾注地沉醉在自己幻想底柔情里，那心情意
绪被这简单的几笔描画入骨。作者的嘲笑与怜悯，也整个儿传达给了我们读
者。

全书一般都写这样的日常生活活动。有许多生活细节，好像写得过于琐
屑，但人物的思想性格及其内心深微处，正从这些描写与刻画里透露出来。
第十四回后半写马二先生游西湖，细写他东跑西走，吃吃喝喝，硬是要游名
胜，对眼前风物却毫无领会，那迂腐诚笃的内心就这样描绘出来。十八回后
半写胡三公子与景兰江等雅集，拿着所凑的份子到街上买酒饭，二十一回后
半写牛卜二老为牛浦成亲，都是从极琐细的生活节目，写出难于捕捉的特征。
二十八回写诸葛天申——

诸葛天申是乡里人，认不的香肠；说道：“这是甚么东西？好像猪鸟。”萧金铉道：“你
只吃罢了，不要问他。”诸葛天申吃着，说道：“这就是腊肉！”萧金铉道：“你又来了！腊
肉有个皮长在一转的？这是猪肚内的小肠！”诸葛天申又不认的海蜇，说道：“这迸脆的是甚
么东西？倒好吃！再买些迸脆的来吃吃。”

这写的好像毫没意义。但试想想，就是这样一个香肠海蜇都不认识的老好人，
有了二三百银子，却不肯在家好好过日子，一心带着钱到南京来，诚诚恳恳
要找“名士”选刻一部八股文章，带上自己的名，“以附骥尾”，硬把钱给
穷极无聊的萧金铉和季恬逸等吃个光：我们难道不觉得可笑，又为之惨然么？

《儒林外史》五十多回，约三十八万、不到四十万字，写出性格鲜明，


令人不忘的人物近二百个，主要的人物有五六十个。每回以一个或多个人物
作为中心，而以许多次要人物构成一个社会环境，从人与人的关系上，从种
种日常生活活动中，来表现人的思想性格与内心世界，总是在这一回为主要
人物，到另一回即退居次要地位，而以另一人居于主要：如此传递、转换，
各有中心，各有起讫；而各个以某一人物为中心的生活片段，又互相勾连着，
在空间上，时间上，连续推进；多少的社会生活面和人物活动面，好像后浪
逐前浪，一一展开，彼此连贯，成为巨幅的画面。这种形式，显然受了“三
言”“二拍”之类话本小说和《三国》、《水浒》之类长篇的影响；同时也
有些像《史记》的“列传”或“五宗”、“外戚”诸篇形式的放大：总之，
它综合了短篇与长篇的特点，创造为一种特殊的崭新形式。这种形式运用起
来极其灵活自由，毫无拘束，恰好适合于表现书中这样的内容；正和绘画上
“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或“长江万里图”之类“长卷”形式相类。
若要将它取个名目，可以叫做“连环短篇”。

（原载《人民文学》1954　年第8　期）


冯至——论《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生于1701　年，死于1754　年。他降生时，满
族入关，已经过了五十多年。在那五十多年内，中国人民对满族的统治进行
了不屈不挠的、坚决的反抗，伟大的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以有
力的文字在民间传布了他们的民族思想和民主思想，同时满清政府对于各种
形式的反满活动也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早在明代，中国封建制度已趋于腐朽，
新兴的工商业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因素露出萌芽，但是落后的满族又给
中国的社会经济以极大的摧残。

到了吴敬梓时代，18　世纪前半叶，人民武装起义的高潮暂时退落，反满
的活动转入地下的秘密结社。满族统治者为了巩固经济基础，安定社会秩序，
于是设法恢复生产，因此人口增加，生产力逐渐提高，形成表面繁荣的“承
平时代”，但士地大量集中，阶级的矛盾并没有得到和缓，反倒更尖锐化了。
新兴工商业重新得到发展的机会，却经常受着满族政府的压迫和打击，这经
过一度摧残又渐渐喘过气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仍然茁发在对它极其不利的气候
里。

满族政府对于知识分子是威胁与利诱并用。它一方面接连不断用文字狱
向他们示威，向民族思想疯狂进攻，一方面用明朝统治者用惯了的一个工具
——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来收买他们，麻痹他们，使他们成为一群愚昧
无知、卑污无耻、灭绝人性的市侩。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写于18　世纪的40　年代。这部小说揭开了所谓“承
平时代”的表面繁荣，使读者看到它的内部是什么景象。通过作者的揭发，
我们看见统治者的助手大大小小的官僚是怎样昏庸、贪污，统治者的支柱地
主阶级是怎样残酷、贪吝，最突出的是大部分知识分子在科举制度的愚弄下
变得多么无知无耻。和这些丑恶的形象相对照，作者对于受欺压剥削的农民
寄与同情，对于自食其力、心地单纯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给以适当的歌颂，
对于少数鄙视科举制度、敦品励行、追求实学的知识分子则加以赞扬；随着
资本主义微弱的萌芽形成的一些进步思想在这里也得到反映。

当时，文人的活动受到极严格的限制。只要有一两句话流露出反满的情
绪，便会遭受杀身之祸，甚至株连到亲族、朋友、学生。组织诗社、文社，
是被禁止的。1714　年，康熙曾下令销毁书坊里所有小说“淫词”，印刻者流
刑，贩卖者徒刑，著书人当然治罪更重。吴敬梓在这样沉重的气氛里写他的
小说，他不得不把他的故事搬到二百年前的明朝。小说从明朝的成化末年
（1487）说起，一直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延续了一百多年。这是一种
掩护，事实上里边的形形色色都是他面前的现实。

他对于皇帝，不能正面攻击，但他借用了书中人物的谈话，否定了皇帝
的绝对意义。谈到江西宁王叛变的失败，娄四公子说：“宁王此番举动，也
与成祖差不多。只是成祖运气好，到而今称圣称神；宁王运气低，就落得为
贼为虏。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对于历史上的所谓忠臣，他也予以否定。
谈到方孝孺的死，杜慎卿说：“方先生迂而无当。天下多少大事，讲那些皋
门雉门（皇室正统）怎么？这人朝服斩于市，不为冤枉的。”这说明统治者
内部矛盾引起的争端，是没有是非可言的，而那些受儒家思想支配的忠臣们
为他们的争端而死亡，是没有意义的。所以遇到什么触犯朝廷的事，书里的
人物都是设法解救犯罪的人，很少有人站在统治者的方面，如蘧夫帮助王惠，


马纯上救蘧駪夫，庄绍光救卢信侯。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人民在满清政府
严密的法网里是怎样互相帮助。相反地，一些替政府开拓边疆、征服少数民
族、要立一番功业的官吏却得不到好的下场：萧云仙辅佐平少保征剿“生番”，
修建青枫城，最后是获得“任意浮开”的罪名，只好变卖家产赔偿；汤奏在
野羊塘战败苗民，政府说他“率意轻进，摩费钱粮，着降三级调用，以为好
事贪功者戒”。

这都反映出当时的民族思想和民主思想：不要参加到满清的政府里去，
不要做它的官吏！在第一回“楔子”里，王冕的母亲临死时向她的儿子说：
“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什么好收场！况你
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的遗言，将来娶妻生子，
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闭！”匡超人的父亲临死时
向他的儿子说：“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王冕的母亲和匡
超人的父亲都是心地单纯的劳动人民，作者让他们说出全书的主导思想。王
冕听从了母亲的遗言，成为“一个嵚崎磊落的人”；匡超人忘记了父亲的遗
言，一心贪图功名，不顾德行，从一个朴厚的贫苦出身的青年变成一个毒辣、
凉薄、趋炎附势的小人。

随着阶级的转变，性格也转变了的，不只是匡超人一个人。像范进、荀
玫这些人，贫穷时都还是老实人，一旦科举成功，做了官，就变得唯利是图，
有的最后是“贪脏拿问”。《儒林外史》里的官吏不是糊里糊涂，作威作福，
就是任意贪污，毫无顾忌。高要的汤知县为了要向上司表示自己的“清廉”，
在禁宰耕牛的时候，把向他行贿五十斤牛肉的回教老师夫生生枷死，惹得回
民鸣锣罢市；彭泽县大姑塘附近两只盐船被抢，押船的人到彭泽县去告，知
县说，“本县法令严明，地方清肃，那里有这等事”，把舵工打了二十毛板，
打得皮开肉绽；余特到无为州知州那里去打秋风，知州自己一文钱也不拿出
来，只叫他去接受一个有关人命案子的贿金，三人均分，分得一百三十多两
银子；王惠被任为南昌知府，接任时开口便问，“地方人情，可还有什么出
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什么通融？”在这些贪污昏聩的官僚的统治下，“三
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有了钱，就是
官”一类的谚语成为至理名言。我们偶然也遇到少数有点判断能力、或对于
个别穷苦的人表示一点同情的，如乐清的李知县、安东的向知县、同官的尤
知县，已经是凤毛麟角，与前者相比，就算是“好官”了。这些官吏是皇帝
的爪牙，所谓朝廷，就是这样的一群给支撑起来的。一批批丑恶的形象在我
们面前表演，作者好像指着他们向我们说：满清的这套政治机器就是这个样
子！

这些官吏是怎么产生的呢？他们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狞恶的产物。
关于八股文，清初第一流的思想家和作家没有人不把它看成是一种腐朽的、
祸害无穷的东西。顾炎武在《日知录》里用许多篇幅来批判它，说它的害处
等于“焚书”，它败坏人材甚于“坑儒”；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也有几
篇对它予以尖锐的讽刺。当吴敬梓写作《儒林外史》时，曹雪芹也正在写《红
楼梦》，他叫他书里的主人公，封建社会的叛逆者贾宝玉和林黛玉，向它发
出有力的嘲骂。吴敬梓则更明显地认为“举业”是知识分子最可怕的敌人，
第一回“楔子”里王冕听说明太祖规定了用五经、四书、八股文取士，他就
这样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
出处都看得轻了。”这是说读书人学会了一套写八股文的手法，既不追求知


识，也不砥砺德行，都会成为无知无行的废物，但是这些废物却要掌握政权，
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他们必定是社会进步的障碍物。所以八股文是作
者从始到终攻击的目标，被“举业”弄得颠颠倒倒、脱离实际、灭绝人性的
读书人是他一贯嘲讽的对象。《儒林外史》的故事从明朝成化末年写起，不
是徒然的，因为八股文这套把戏，是到了成化年间才更严格地规定了格式，
甚至规定好固定的字数。但它却像魔术师的符咒一般，迷惑了许许多多的人。
鲁编修说它包罗万有，“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
赋就赋”；马纯上说就是孔子生在现在，“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
‘言寡尤，行寡悔’的话”；高翰林高谈龙虎榜时，他说明朝二百年来，“只
有这一桩事是丝毫不走的，摩元得元，摩魁得魁”。鲁编修、马纯上、高翰
林，不是一类的人，他们的品质各有不同，但是他们谈到“举业”，却都是
板着脸说得这样郑重，这样严肃，是代表了当时一般的看法。可是在这里，
他们的态度和口气越严肃，越郑重，我们听着越觉得可笑、可鄙。至于被“举
业”弄得颠颠倒倒的人们，像周进在贡院里痛哭，范进中了举人立即发狂，
鲁小姐因为丈夫不务举业而愁眉苦眼，长吁短叹。。都具有高度的典型性，
在讽刺文学里是最成功的笔墨。

至于考试本身，又是弊端百出，可以请人替考，可以行贿，可以冒籍报
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