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戴震说宋以来儒者，以自己见解硬坐为古圣贤立言
之意；因此孔孟的经书尽失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
第二，他们攻击“理学”只空谈，不实践。他们主张“致用”与“力行”。
顾炎武说理学家“言心言性”，讲“危微精一”，而置“四海穷困”不言；
明代亡国，就是因为清谈孔孟之故。又说，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
水火之心，所以说“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他声言自己“凡文之不关
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他治学贵独创之见，反对依傍和因
袭；贵有丰富确切的实证，反对空疏；而最终目的则是为了“经世致用”。
黄宗羲在主张“穷经”之外，还以为“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
兼读史”。颜元攻击程、朱：“为爱静空谈之学久，必至厌事；厌事必至废
事，遇事即茫然。故误人败天下者，宋学也。”说：“书本上见，心头上思，
可无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不特无能，其实无知也。”他拿行路作比，
说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观一处又观一处，自喜为通天下路程，其实一处未行，
一处未到。又拿行医作比，说满天下都是名医，“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
接”。除了颜元所说的实行另有意思而外，顾炎武、黄宗羲所说的“致用”，
就是指“四海穷困”、“救民水火”这样的“当世之务”。他们不只如此说，
确是如此去干的。他们是卓越的思想家、学术家，也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和社
会活动家。
第三，明代亡国以后，在满清外族统治之下，他们一身硬骨头，保持凛
然的民族气节，始终与满清政府对抗，不受它的收买和利用。满清在顺治、
康熙各朝都在施用恐怖手段的同时，兼用对士大夫阶层的收买政策，先是征
举“山林隐逸”，后来开“明史馆”和“博学鸿词”科试，但他们都坚决的
拒绝荐举。顾炎武奔走南北，黄宗羲往来沿海，都是反满斗争的英勇参加者。
他们研究经学，详考史事成败，精研山川要塞，兼通天文算法，讲究文字声
韵，都是从“经世之务”，“利济天下”着眼；他们的研究学术，是为了心
含隐痛，志图匡复明社。所以这个复古运动，含有强烈的民族思想。
第四，他们反对“理学”，实即具有明显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因素。黄宗
羲从民族斗争的实践，根据他的高超的史学眼光，提出极精辟的反对专制政
治的理论。《明夷待访录·原君篇》说，古代是人民为主，君是人民的公仆；
后世却以君为主，从此天下不得安宁。“后世之为君者，以天下之利尽归于
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
之产业”，“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有君也”，“天下之人，怨恶其
君，视之为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
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原法篇》说：“后世人
主，既得天下，惟恐其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而为之法。然则所
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这说得何等透辟！18 世纪初反映欧
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卢梭的《民约论》也不过是这些意思。此外，明
亡后，起兵反抗满清失败，逃入深山著书立说的王夫之，在攻击“理学”时，
也发表了深刻的反封建礼教的见解。他说：“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
天理亦无从发现。”这种新的学说，为后起的戴震加以发展。戴震指斥理学
家“以释混儒”，“舍欲言理”。他的“孟子字义疏证”里说：“圣人之道，
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
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又
说：“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
之欲，而王道备”，“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
道义；君子之自治也，情与欲使一于道义。夫遏欲之害，甚于防川。。”这
些学说，都有“人性自由”或“个性解放”的民主主义因素，都含有反对封
建主义政治与文化的要求，这是很清楚的。
第五，他们当然也反对科举制度。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屡次痛骂
八股，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认为八股的流毒比
秦始皇焚书坑儒还要厉害得多。
这个思想运动波澜壮阔，方面很多，从顾炎武到戴震历17 世纪中叶至
18 世纪中叶约一百多年之久。可是限于条件，随着满清封建统治的趋于巩
固，因而衰退以至中断。但影响还是很大的，乾嘉的“朴学”，虽然变了质，
也是它的余绪；至清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维新变法运动，还接受了
这个思潮的传统。我们应该注意，他们讲复古，讲正统儒家思想，不过拿来
作为自己思想的依据，实质上，他们的思想本身含有新的内容。我们至少可
以这样说：它反映了封建主义制度发展至衰朽不堪因而寻求变革之道的新精
神（至明代亡国，则又转为反满的民族主义精神；这时反封建统治和反外族
统治实际是一回事）。毛主席曾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文中指告我们，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从明
代起，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业经济有特殊的发展，而类如江、浙地区的织造
业也脱离了小农经济家庭副业的地位而成为有独立规模的厂坊：不过这些萌
芽状态的经济因素，因受封建主义统治的压迫与摧残，没有很好地成长起来。
马克思在他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的开端指告我们，历史上当人们从
事于变革与创新时，总要“召唤过去的亡灵来为自己效力”；并说，“其目
的是在赞美新的斗争，而不在于仿效旧的斗争”。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
称这个复古思潮运动是“以复古求解放”；又把宋以来“理学”的思想统治
时期比之为宗教思想统治的欧洲中世纪黑暗时期，而把这个复古运动比之为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这所比拟的两方，在一定范围内是有它们的相同
之点的（但梁著《清代学术概论》把变了质的乾嘉“朴学”当成这一思潮运
动的“全盛时期”，那就完全不对了）。总之，这个复古运动，实质是一个
要求变革，要求解放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价值的新思潮运动，是不容置疑
的。
吴敬梓生当这个新思潮运动的末期。顾炎武在他出生前20 年死，黄宗羲
在他出生前6 年死，颜元在他4 岁时死。但后起的戴震则比他年小22 岁。只
有在戴震以后，称为这个新思潮的继承者的乾嘉学者们才抛开了“经世致用”
的这一主要之点，完全转向脱离实际的为学术而学术的考据之学，即所谓“朴
学”，而这个新思潮运动才变了质，成为绝学而中断了。吴敬梓的思想一方
面与顾炎武、黄宗羲的显然一脉相通，一方面又与后起的戴震的学说有共同
之点。他的好朋友程廷祚、樊圣谟都是当时有名的古学家，和他的思想基本
是一致的。他说“治经”是“人生立命处”，正是这个新思潮的特点。但是
他的先辈大师们的“治经”，是拿来反对当时居于权威地位的“理学”思想；
到了吴敬梓的时代，“理学”已经失去它统制思想的力量（“理学”虽经满
清统治者极力提倡，也未收大效，后来不得不转而提倡“朴学”），所以在
他就具体表现为与当时特别猖獗、严重地腐蚀着民族与社会的八股制艺风气
作战。再则，他的先辈大师们之“治经”，是为了“经世致用”，也就是“救
民水火”，“匡复明社”；到了吴敬梓的时代，政治环境不同了，满清的统
治已经巩固，民族斗争已趋消沉，所以他的“治经”就具体表现为讲“文行
出处”。这就是说，在他所处的现实形势下，他的先辈大师们作那样远大企
图的客观条件没有了，在他只能以“治经”来作为个人与满清外族统治下的
腐朽社会和黑暗政治对抗的思想武装了。同时，也应该指出，他的“治经”
和戴震以后的乾嘉学者们有根本不同。乾嘉“朴学”完全脱离实际，丢开了
古学的思想内容，实际是为满清统治者服务；而吴敬梓不只想以正统的儒家
思想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准则，而且以一个所谓正统儒者的精神热情地关心
着现实社会，热爱着自己的民族和人民，他始终对黑暗窳败的满清封建统治
保持着抗拒的和不妥协的态度。应该说，他的先辈大师们的复古思想的基本
精神就是爱国主义；这一基本精神，是被在他以后的乾嘉学者们完全丢掉而
且走到相反的路上去了。但我们的吴敬梓，则仍然保持着这个新思潮运动的
基本精神，他仍然是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
（四）
吴敬梓一生历满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他在康熙四十年出生，满清
已经结束了它的对内地本部的武力镇压，而转向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征服。但
在本部，先代所遗留的民族思想的影响还是很大，因此清廷在逐步巩固了它
的政权的同时，对文化思想的统制也变本加厉。康熙是个历史上少有的博学
多能的皇帝，对内部的文化思想统制，他有一整套的内行办法。那就是一面
怀柔，一面镇压与禁锢。他提倡“理学”，主持多种古籍的整理编纂，同时
严禁“小说淫词”，又兴文字狱。著名的文字狱先有庄廷■《明史》案（这
不是康熙自己搞的），死70 多人；后有戴名世和方孝标《南山集》案，处死
刑流刑的几百人。到了雍正朝，因为他的皇位是抢夺来的，兄弟相残，君臣
相忌，统治阵营内分崩离析，他为了巩固自己，大量用特务，统治手段尤其
恐怖。单说文字狱差不多年年都有，如汪景祺《西征随笔》案、钱名世作诗
案（因为称颂了年羹尧）、查嗣庭出八股试题“维民所止”案、陆生柟《通
鉴论》案、徐骏奏章笔误案；最著名的是吕留良案，牵连极广，杀戮极惨。
雍正在朝13 年，正当吴敬梓自23 岁至35 岁的时候，他所感受的应该特别深
刻。《儒林外史》的写作，大约开始在乾隆朝初期，他已经40 岁左右；到快
50 岁的时候书即完成。这时政治恐怖空气暂时缓和了些，但老虎总是会吃人
的，那威胁还是严重地存在（乾隆朝的文字狱更是吹毛求疵；搜查与焚毁书
籍数十次，达一万数千部，多是些稗史笔记和诗文集；但这些都是吴敬梓死
后的事）。鲁迅在蒋介石恐怖统治下作的诗有“城头变幻大王旗”、“怒向
刀丛觅小诗”之句。我们可以想象，吴敬梓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写作这样
一部深刻揭露政治与社会，处处都可以触清廷忌讳的讽刺小说，该怀着怎样
的战斗热情和勇气；而他的正义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又必须怎样巧妙地表
现出来，才能没有违碍。
《儒林外史》所写的，多有当时实有的真人真事做影子。这不只金和跋
里一个个的指说过，我们根据有关的资料看，书中的杜少卿确实像作者自己，
庄绍光确实像他的朋友程廷祚；书中写了杜少卿和庄绍光谢征辟的事，写了
南京祭祀泰伯词的事，这也都是当时实有的事。但作者却把这些亲身的阅历
（当然经过了很大的加工），也就是当时清代的政治与社会现实，假托为明
代的故事；把明代的某些史事，拿来作成当时现实的背景，这在作者是怀着
苦心的。因为这样办，一则可以规避现实政治，免得触犯忌讳；二则借事影
射，可以很好的来攻击现实；三则也寄托了他对亡明故国之思，抒写他的隐
痛。这样的假托，有《水浒》、《金瓶梅》的先例可以效法，但他运用得非
常现成而且巧妙。
开宗明义第一回，作者就用饱含诗意的笔，写了一个他所悬为士子典范
的历史人物王冕；他就王冕的历史材料加以概括和提高，创造为自己理想中
最完美的形象，标题明白点出，这是为了“隐括全文”，“敷陈大义”。这
一种士子的典型，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自来就被人敬慕的。士子这一阶层居
于封建统治者与人民之间，为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
按照传统的教导，他们应该替统治者行“仁政”，就是在适当范围内顾念人
民利益，重视人民意见，使封建主义制度得以维持和巩固。因此，每当封建
统治者坚决与人民为敌的时代，也就是所谓“无道之世”，有些洁身自爱的
士子就退隐不出，过他们“安贫乐道”的生活。早在春秋时代，就有长沮、
桀溺；在魏晋之世，最为人所知的有陶潜。另一种情形，每到有道的君主出
来，就亲自到田园、山林或江湖去寻访有名的贤士，诚敬地请他出来辅佐“仁
政”，比如“渭水访贤”，周文王请出吕尚来；“三顾茅庐”，刘备请出诸
葛亮来，这也都被人传为美谈。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
是士子讲“出处”讲“操守”的原则。因此，作者所创造的王冕这个典型，
概括了历史上这种高明的贤士的传统精神。但同时又添上了新的特点，因为
王冕是外民族统治的元朝人，他的退隐，除了表现反对一般“无道”的封建
统治的精神而外，同时又含有反对外民族统治的意义。这一回中写推翻元代、
复兴民族的朱洪武，写“大明”建国，都带着明显的称颂口气。作者笔下的
王冕对朱洪武本怀着好感，后来从八股取士的制度，看到明朝也不是有道之
世，才坚决的逃官到会稽山中。
作者用王冕这样一个典型来隐括全书，就形象地把主题思想揭示出来，
评量全部人物也就有了明确的准绳或尺度。闲斋老人序里所归纳的四类人
物，只有那不要功名富贵的最后一类，才是“品地最上一层”，才是“中流
砥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拒绝参加满清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