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她和同事克敬聊天，夜一深，两个人自然感慨起感情挫折：他们都找不到“那一个”。而且两人心里都明白，对方不是那一个。不过等克敬邀请她去他家坐一坐的时候，她还是答应了。
对不得不凑合的完美主义者来说，有时这样的场合非常尴尬：你希望自己完全被冲昏头脑，不必正视自己的行为，但是因为对方实在不是那一个，被冲昏头脑的机会很小，除非你喝得有一点点醉，看不到对方略秃的头顶和不够理想的胸围。
还好，他们的“真相”在对方眼里都不算太离谱，所以替代性行为能够相对顺利地得以进行，积累已久的需求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过了某个转折点之后，结果几乎是非常满意的。
然后，克敬很自然地从后面拥着她睡着了。
薇薇心里升起一点希望的暖意，一面却觉得很悲哀：这是她这辈子用过的最重要的替代品，她觉得自己堕落了，而且堕落得一点也不酷。
这时，她毫不自觉地又模仿了父亲的另一个行为模式：她决定拒绝承认现实，明天一早就偷偷溜走，从此假装没这回事。决定之后，她安心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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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5日替代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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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薇薇偷偷溜走了，再遇到克敬的时候，他也假装没这回事。互相给对方当一回替代品，还是很公平的。
虽然薇薇的虚荣心颇受打击，不过理智上接受了，克敬当然有同感。他们还是经常在一起谈论自己心仪的对象，好像超级密友，当然说话的时候不知不觉增加了点亲密感：“为什么她看不上你，你很好啊！”就像慷慨地谈论一件价格昂贵，但是自己有钱也绝对不会买的家具。
过了一个月，柏林爱乐乐团在北京演出。去晚了，票价2000元一张，薇薇和克敬说起来，很惋惜，克敬不吭气。开演当天，克敬打电话给薇薇：“我有一张多余的票，你来看吗？”
薇薇有点受宠若惊，简直顾不得客气：“好啊！”
回过身，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镜子里的人很值钱。
为了答谢，她先请克敬吃晚饭。餐桌上，克敬叹气道：“这张票本来是送给我喜欢的那个女孩的，不过她把票送回来了。”
薇薇的筷子停在菜碟上方半寸的地方。
她受够了，小时候穿姐姐淘汰下来的衣服，现在给别人填空座位。
克敬看出来有问题，连忙道歉：“对不起，我以为你肯定会喜欢……你要是不喜欢可以不去，真对不起。”
出于礼貌，她还是去听了，但是腰后面像顶了个锥子。
终于明白但丁对地狱的定义：“地狱就是与没有亲密感的人近距离相处。”
苏丝黄说：“哦，我有个朋友最近离了婚。她老公什么都好，特别安静，包办一切家务，但是完全不是一路人。所以她经常失眠，后来离了婚，失眠症就好了。”如果你是个完美主义者，长期使用替代品会让生活无法忍受。
但是替代品还是有很多好处，比如，可以随时置之不理，不致于心碎而死。薇薇很快就忘了这回事。
两周之后，薇薇忽然发现自己胸部有个小突起，大恐慌，疯打了一晚上电子游戏，不敢跟家里人说。
第二天中午，克敬刚好来电话，请她来家里的大阳台上喝茶。她捡起包跑到克敬家里，浑身发抖。克敬看她异样：“等等，我先给你削几个柿子。”
他削了几个小柿子，柿子太软，被捏成一堆不成形的稀泥。他勇敢地端上来，请薇薇一起吃。
薇薇给他解释情况，说着说着，忽然看着他，嘴动不了——柿子心是涩的，克敬忘了削掉。克敬也瞪着她，好像嘴巴里被恶作剧施了胶水。两人闭着嘴大笑起来。
放松下来，薇薇忽然觉得很疲倦：“我想睡觉。”
克敬躺在她身后，抱着她，她安心地睡着了。醒来时天近黄昏，看不见人。她轻轻地吻克敬的手。他们又替代了一回，感觉很好，这一回，他们一直睁着眼睛看对方。
后来的检查没什么事，克敬给她庆贺了一次。经过这次经历，他们终于正式巩固了在对方生活中替代品的地位。经常打电话，但是也经常把对方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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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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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意识到，她和理查的性取向虽然不同，感兴趣的性别却是一样的，他们必须在同一个性别中争夺有限的市场。这时，她被猛捅了几下。她回头，看到一头理查所说的母牛正加大摇晃的幅度，浑然不知自己捅到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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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6日土豆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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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闪的同事罗兰刚从放荡之都阿姆斯特丹回来，大家对她的旅途非常好奇，围上来让她讲自己的经历。
第一天晚上，罗兰去阿姆斯特丹市中心一家由老教堂改造的舞厅跳舞，教堂改装的舞厅和所有的舞厅一样，上帝和天使并不伴唱。你得喝上两杯才能忍受那喧天的噪音、半透明的烟雾和挤得人上不来气的舞池。但是不管怎样，罗兰看见了很多高大英俊的男人，非常高兴。
罗兰的老朋友理查是个同性恋，他总是不满地说：“荷兰的女人像母牛。”
崇尚sisterhood的罗兰觉得有必要回击：“你是不是在抱怨，这些母牛逼你变成同性恋？”
这时，那几个高大英俊的男人忽然开始拥抱，吻得天翻地覆。
“呃——”罗兰大声说。理查弯腰问：“怎么了？”
虽然罗兰和理查相识甚久，但她从没见过这等场面：“他们真漂亮！”事实上她本想说：“天啊，真可惜……”
“对呀。”理查羡慕地说。罗兰意识到，她和理查的性取向虽然不同，感兴趣的性别却是一样的，他们必须在同一个性别中争夺有限的市场。这时，她被猛捅了几下。她回头，看到一头理查所说的母牛正加大摇晃的幅度，浑然不知自己捅到了啥。
“喂！”罗兰不禁大叫。母牛向她俯瞰下来：“嗨！”然后转过身来微笑地看着她，继续摇晃。
罗兰发现，她是个累死彼（Lesbien；女同性恋），因为她还在捅她，但是不是用胳膊肘了。
这是罗兰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陌生人的调情，感觉却很失望。出了门，理查热情地带她去买大麻，但是大麻店关门了。他们只在一家麦当劳里买到一包薯条。这就是国际大众品牌的魅力——它可能只提供垃圾，但是至少它的垃圾总在意料之中。
薯条的短暂安慰后，兴致勃勃的理查强行把罗兰拉到了一个同性恋酒吧。
酒吧里比舞厅里更挤，全是男人，有英俊的，年轻的，肥胖的，谢顶的——不管这些男人长什么样，他们对罗兰都投以冷淡而好奇的目光，仿佛看到一头漂亮母牛在大街上散步。
罗兰望着一对深情对视的男生，对搔首弄姿的理查说：“你达到目的了，我觉得自己不正常。”理查笑：“你想想我20多年的生活。”在20多岁前他一直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
“你还应该去性博物馆。”理查说。他所有的中国朋友来都要去这些地方，他已经习惯了。唯一一次不习惯的时候是和他的一个中国教授朋友，那个教授先生带着自己上大学的女儿一起去参观性博物馆。
“不管怎样，这是浪费。”罗兰对闪闪说，“这么多英俊健康的男人不去繁衍后代。”
“你才不操心繁衍后代。”闪闪说，“你是担心市场份额不足——性博物馆呢？”
“我只去了梵高博物馆。”罗兰忽然惊奇地说，“我不知道他画了那么多土豆！”
显然，这已经是性都最让她兴奋的东西。大家纷纷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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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18日芦笋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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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又到荷兰出差去了，在那边的一家公司培训。公司里一个部门主任汉克对罗兰照料有加，跑前跑后端茶送水。但是总是那么礼貌，没完没了地找借口：“你需要看点杂志和书吗？”然后不辞劳苦、不谓风雪地（北欧的晚春会下冰雹）随时送到她住的地方来。
过了一段时间，汉克鼓起勇气邀请她去看足球赛。
足球赛在另一个城市，火车一动，安静坐着的汉克就从包里掏出啤酒喝起来。这只是后来赛场里大家原形毕露、回归石器时代的前奏。罗兰从来没去球场看过球赛，居然也忍不住跟着大吼大叫、暴跳如雷。
力比多释放了一半，球赛结束了，他们去吃晚饭，聊哲学和经济新闻。正是欧洲的芦笋时节，罗兰很爱吃芦笋，洁白的、笔直的丰满芦笋用融化的黄油淋过，和胖胖的煮土豆一起搁在盘子里，看上去很色情。她一个人带着这些念头慢慢咀嚼。
吃完极其正经的晚饭，汉克请她到酒吧喝啤酒。喝到午夜，话题虽然转到童年记忆了，汉克的眼神也已经很直勾勾，但是依然没有任何行动。罗兰开始着急——明天还有朋友约去看画廊，这样耗一晚上怎么受得了。在北京的时候，做什么都是超现代速度。和约会对象见面时间大多花在交通堵塞的路上，实质运动时间很短。上来就直奔主题，好像被无穷尽的日程赶着跑的驴。大多数时候，对方都很卖力，想给她留下深刻印象，颇似赛跑。不过作为一头至少有选择自由的驴，她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怎么才能快一点呢？
她想着，开始急躁，在厚厚的衣服里发热。酒吧里很拥挤，她开始脱掉夹克，过了一会儿再脱掉毛线衫，直到露出里面的吊带背心了，汉克的手终于在她腰上着陆。
“要是他还不动，你会不会脱到只剩内衣？”闪闪问。
“我没穿内衣！”罗兰说。
那只手并不着急，只是慢慢地在她腰上移动。过了好一会儿，一支乐队上台演奏，非常浪漫的曲子，汉克才整个靠上来，这时候已经凌晨一点了。
浪漫的接吻持续到凌晨两点，他们才缓慢地向汉克的公寓进发，在走廊里还吻了几下。等到最后倒在沙发上的时候，她感觉像个潜水运动员终于浮出水面，忍不住长吁一声。
事实证明，她那口气吁得太早了。
“到凌晨四点我才见到他的芦笋！”罗兰说。
“为什么？”闪闪问。
“他们真是不着急！”
但是缓慢的、分步骤进行的“芦笋进行曲”终于让罗兰放松下来。反正天也快亮了，去他妈的画展！这个念头拯救了她，她开始接受汉克的无声邀请，参与到进行曲当中，整个焦虑的晚上以超乎想象的甜蜜告终。
第二天，罗兰正在画展大厅里哈欠连天，就看到一幅20世纪初的小油画：一把洁白的芦笋搁在柔软的棉布上。她在那幅画前面站了半天，恍惚间想，这也是值得骄傲的地方特色呢……
闪闪问：“要是画北京的话，画什么呢？”
“大概画一堆炸薯条，快、亮、糊味儿的，吃完就忘。”罗兰说，“可还是忍不住经常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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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15日职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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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哪一行都有合适的和不合适的，这是苏丝黄在25岁以后才琢磨出来的道理。
不要以为拿了北大文凭，就能一定能够做好智力含量比较低的工作，比如做幼儿园老师——你要是对儿童毫无同情之心，而且对一天回答一千个类似于“为什么会有地球”这样的问题没有兴趣，从哪里毕业都没用。
每个工作对人的性格都有特定要求，很多幸运的人们就是那些性格特征刚好符合职业需求的人。在《欲望都市》里面，夏洛特去买鞋，鞋店售货员是个拜脚狂——这个一般人正眼不瞧的工作给了这个售货员莫大的满足。在各种看似机械和毫无出路的工作中，“总有一款合适您。”
那么，如果我们有很多拜脚狂做鞋店售货员，拜内衣狂做内衣售货员，诸如此类，世界是不是就完美了呢？好像又不是。
罗兰向苏丝黄发誓，绝对不是。
从阿姆斯特丹回来，罗兰想改头换面重新生活，她找了一家新开张的发廊迈出第一步。只有傻子才会到新开张的发廊去，让刚刚毕业的美发师练手。这些小男生往往刚从节约成本的美发学校毕业，整个培训课程只有一个假头可供练习，把50厘米长的头发剪到5厘米，就算毕业了。罗兰这样的傻子，就接着把自己的头当成假头送到这些人手里。
罗兰刚刚坐下，选定烫发和染色剂，就来了热情洋溢、双手握在胸前的店长。“您好，我是这里的店长。今天请让我亲自为您服务。”
然后，他“啪、啪！”两下，把其他人都打发走了：“洗完了头，你们谁也不许动！”
罗兰正在为从天而降的贵宾式服务高兴，就觉得店长的手上来了，他揉。
一个容貌正常的女人，一生之中至少会受过一次美发师的骚扰，有姿色的女人机会就更高一些。但是这种骚扰通常是针对身体的：站着贴住你的手臂，长时间地扶住你的脸，手擦过颈项和肩膀，等等。
但是这个店长哪里都不碰，就碰头发，他揉头发的时候好像揉的不是头发，而是他自己的某个部分。揉了半天，上了烫发剂，上蒸锅之前，他抱住罗兰洋溢着刺鼻化学药物的头，轻轻凑上去，深呼吸。
罗兰从镜子里看到这幕情景，刹那间汗毛根根直立：“岂止头痒，脚板心都痒了！”
烫发和染发总共花掉4个多小时，她坐在那里全身发麻，试图回答店长的问题。“一看你气质就很好，我猜你一定是坐办公室的，对吧？”
漫长的蹂躏终于结束了，罗兰顾不上检查头发，跳起来就要走，但是她被店长拦住了。他带着一幅长亭诀别的悲痛神情，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管管：“你一定要用这个！”
原来是染发后固定色彩用的护色剂。
结果，当然是软心肠的罗兰又让自己被蹂躏了一回，前后花了一千来块钱。
苏丝黄问：“我怎么看不出你的头发好在哪里呢？”
“这就是问题呀！”罗兰说，“拜头发狂做美发师，或者拜脚狂售鞋，他们享受了，我们遭殃。”
苏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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