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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走进去，船长正在和几个先到的客人聊天，大家见她来了，忽然都停下来，看着她。船长忙给他们介绍，其中有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的诗人，现在靠画画为生。
“他的老朋友都发了大财，不好意思不买他的画。”船长偷偷对苏丝黄说，“现在他用画画的钱买了套房子。操！”
又是一晚上废话，苏丝黄开始挡不住睡意：“再坐五分钟我就告辞了。”
“唔，五分钟……”船长说，“那我长话短说：我希望你忘掉你遇到的所有男人，不要去巴黎，不要走。”
苏丝黄大乐。刚才有个客人告诉她，船长是个花花公子，要她当心。
苏丝黄道：“我回去了。”
“你说了，五分钟，我还有四分钟时间。”船长说，“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但是再给我四分钟时间。”
苏丝黄不明白，有土匪气的男人从来对她不感兴趣，她也对他们不感兴趣。但是，显然她这些年变化很大。船长身材很好，T恤下面隐隐露出肌肉和两小点突起。为什么男人不穿内衣就不算不文明？她一点酒也没喝，但是开始有点头晕。充满诱惑的生活真是让人高兴，虽然什么也要不到，她其实也不想要——谁会说要到了就比没要到更好？
回到家里，焯辉发来短信报告行程。她拨通巴黎的电话，但是又随手挂上了。感觉什么都有的时候，就产生自给自足的幻觉。不过她知道，一觉醒来，电话还是要打，醋还是要吃，房贷还是要付，再没有什么比一个好觉更能消灭幻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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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22日意外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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焯辉习惯性地伸手，向下一看，大叫一声：“我的天！”
因为无法适应避孕药，苏丝黄把药停了，改用法国信封。
但是和法国老是因为罢工而陷入停顿的邮政系统一样，法国信封也非常的不可靠，有时它会滑落，有时它带不上去，这一次——放在报纸上真是世纪丑闻——在热烈的运动中它的上半截完全破了，恐怖分子的头套变成了斯文的围巾。
大笑之后，他们开始发愁，因为必须吃事后避孕的药，而明天虽然是周末，焯辉却一大早就要去巴黎郊区赴重要的工作约会。
好在法国虽然以罢工著名，却也有欧洲国家应该有的紧急系统，医院在周末总会有紧急门诊。苏丝黄说：“我自己去吧，等你回来，咱们的孩子已经叫爹了。”
次日一早，苏丝黄拿着焯辉给的一个小医院的地址，倒是没费什么周折就找到了。苏丝黄在空空的大厅里徘徊，看着墙上的法语指示呆若木鸡。
这时身后一声法语问候：“日安！”
一个身着蓝色护士外套的英俊小伙子看着她，眼睛显然在问：“你在找什么？”
苏丝黄忽然回到少女时代，仿佛偷吃禁果而被家长发现，更要命的是，她只会说英语：“我昨晚出了个小事故，我需要找……需要找……”她一下子忘了“妇科医生”怎么说，只记得是个非常长的词。
“你需要找个医生！”对方用标准的英语说。
当然！说“医生”就完了呗。她在护士的指引下找到了医生。正在聊天的三个医生慢慢向窗口移过来。其中一个女医生问——当然是法语：“什么事？”
“我昨晚发生了一点小事故，”苏丝黄尴尬地微笑，用英语说，“我可能会怀孕……”
听到“事故”，女医生的神情顿时非常严肃，她瞪着苏丝黄，上下查看她哪里受了伤。
苏丝黄急得差点给她比划手势，可是这个必然很不文雅的手势必须包含以下信息：“我昨晚做爱了，可能会怀孕，我需要药片。”她宁愿把孩子生下来也做不出这种手势。
经过大约十分钟的周折，请来了那个略通英文的护士，医生才恍然大悟：“啊！不是交通事故……那么你得去另一家有妇科医生的医院。”
好在，苏丝黄总算知道了“妇科医生”用法语怎么说。
然后，她去了另一家医院，找到了一个会说一点点英语的妇科男医生。这回是个微笑的医生，听了她的英文解释，他盯着她的镂空毛衣微笑道：“怀孕？让我们检查一下。”
为什么要检查？苏丝黄不解。但是还是让他做了超声波检查，他用探头在苏丝黄肚子上划拉了半天，虽然还在微笑，但是显然非常迷惑：“没有看到怀孕，可能还太小了，需要验血。”
“可是这是昨晚才发生的事呀！”苏丝黄说。
“啊！昨晚！”医生终于明白了这个简单的词，马上给她开了药，然后又“啊！昨晚！”了好几次。
苏丝黄满头大汗地走出医院，在地铁上看到一则性专家咨询的广告：关于性的一切。多么复杂的领域，居然也有人敢提供无所不包的咨询，她心想，顺手把药片掏出来吞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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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1日天涯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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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要回国了，苏丝黄和焯辉离开巴黎去旅游。刚刚出发，就接到丹麦“船长”的电话：“喂！水手！你在哪个破港口躲我呢？”
原来船长找了个在巴黎开会的机会，跑到法国来了。
他说知道苏丝黄所在的这个海边小镇，想周末过来见面。“别担心，我没别的企图。”他摆出豪气十足的架势说，“你也可以和男朋友一起见我，我的心很大的。”他还邀请了其他几个朋友周末一起航海，以避嫌疑。
焯辉听了，顿时面色发灰：“他真是爱上你了。”谁相信这个丹麦人刚好在法国也有重要会议要参加？经过五分钟的激烈思想斗争，他嘟哝着决定去参加航海，但是就在周五早上却接到巴黎的电话，说是有急事，需要他马上回巴黎一天。
苏丝黄身体不适，不想东奔西跑，就留在小镇上，焯辉揣着一颗两千公斤的心回到巴黎。
船长来了，周五晚上先约了苏丝黄和他的两个朋友一起吃饭。几个朋友聊起在波多黎各的一次旅行，在当地的一个湖里夜游，上到岸上，发现湖里的微生物粘在身上，浑身荧光闪闪。
船长说起自己的一个音乐家朋友，给保罗二世拉小提琴的时候，忽然内急，中途溜出音乐会而找不到厕所，跑到一个挂着“约瑟夫·拉青格主教”名牌的忏悔室里解决了问题。后来那个拉青格主教成了现任教皇。
在一群长不大的彼得·潘中间，苏丝黄好像回归少女时代。船长目光灼灼地盯了她一晚上，午夜时分大家各自回家。船长送她回到旅馆门口，告别亲吻倒还止于面颊，虽然停留的时间未免长了一点。她喜欢他健壮的胳膊和节制的拥抱。
“明天见！”他说。
半夜里，焯辉来电话。苏丝黄还在为那些旅行故事浮想联翩，高兴地说了几句，就道了晚安。
过了一分钟，焯辉发来短信：“我很伤心。”
一晚上，两人打了几轮电话，最后一轮，焯辉上来就问：“嫁给我吗？”
苏丝黄看着玻璃外面的路灯，海在更远处，看不分明，令人害怕。她忽然明白，自己不过在做一些航海的梦而已。她永远也不会是个好水手，到底眷恋陆地，畏惧风暴。
她推掉了船长的航海之约。
第二天有点微雨，苏丝黄在窗前接到船长电话：“我正坐在船上经过你的港口。”
苏丝黄又望出窗外，海水仿佛凝固着，什么也看不见。
“我希望和你躺在船上，什么也不做，让海浪推动我们……”
苏丝黄愣了一下，犹豫半晌，不知如何作答，只好“嗒！”地一声按掉了电话。
“远处的海水像被雪覆盖着。”船长后来在电子邮件里说，“早餐瞭望港口。和玛丽安、雷奥、托马斯坐轮渡。午餐鲜鱼，很好的葡萄酒。下午航海4小时……船长捡到一个写着电话号码的气球，现代漂流瓶！一个英国口音的女孩接了电话，她大笑。”
邮件题目是：你所错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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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3日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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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舒遭劫了。光天化日之下，广州最繁华体面的街道，敌意的、迅猛地一拽，身体本能地一哆嗦，脖子上的刺痛激起了瞬间的反应：愤怒。怒成那样，差点抓住一个身边的人就打。
不光是反应不过来，就算反应过来了，也不敢学习红色娘子军勇猛追击，谁知道是不是“砍手党”？良民是社会培养出来的。
但是那项链是先生送的定情信物呢，爱得很，细细的白金链子挂着钻石拼出的一个2000，天天挂着当作幸福的见证。显然，这个爱项链，是因为爱先生，所以才会这么痛心，觉得有负深情。
艾舒找到好朋友痛诉。好友见多识广，安慰起来有一手，不学港片里说“破财免灾”这样的俗话：“宝贵的东西多了，你也没有都存着呀！比如说胎毛，第一次用的避孕套？……”
苏丝黄听到这句开导，大乐。
英国小说家威廉·伯尔德为了嘲讽当代行为艺术家，在短篇小说里写了一个特立独行的艺术家，他试图在一年之内，把自己身体生产出来的东西都用瓶子装起来，后来不仅被邻居报警，自己还因为不清洁的环境而感染住院——是在虚弱的抵抗之后，被护士强行用担架抬出公寓的。伯尔德的意思是说，有些东西，就算是用“艺术”来包装，也实在不足以道。
苏丝黄想，存不住就是存不住的，留住的不过是一些别人眼中值钱的碎屑，比如，钻石项链，订婚戒指，彬彬有礼的、腻腻歪歪的结婚照——亲热着的两个人眼睛仿佛害了斜视，因为要盯着镜头。可以拿出来让人看的东西，并不是对我们而言最宝贵的东西。
最宝贵的东西，最深切的快乐，不能示人，比如，帕丽丝·希尔顿的床上录像，还有破了的法国信封。
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克服北京的交通障碍，搬到一起住，焯辉又要回巴黎待一年。苏丝黄忽然恐慌起来，谁知道为什么恐慌——这个世界变化如流水，如果生活一成不变，我们就觉得出了问题。但是真的面临大变化，却又受不了，想留住一点过去生活的轨迹。
甚至有时候，以为是无法忍受的人，待了很多年，忽然却告别了，一挥手而已，留也留不住。耐心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你忽然看到，没有什么东西不是转瞬即逝的。都是你的一部分，但是都要离开你，或者被你离开。
焯辉问：“我给你留个东西，什么东西好？”
留什么东西好？苏丝黄想了又想，她最喜欢什么？
她最喜欢焯辉每天洗完澡以后，干干净净往床上一躺，笑嘻嘻道：“你玩我吧！”
那就订做一个维尼熊，肚子上钉个标签：“你玩我吧！”
还是不要也罢。
苏丝黄给艾舒写回信：“三搬当一烧，搬家搬多了，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放弃不了的。”最后这半句是不是该改成个问句呢？但是没有，太骄傲了，假装是对生活没有企求。连纪念品也不要，这样，就谁也劫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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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21日苏丝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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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丝黄在慢慢作一个痛苦的古老决定：结婚，还是不结。
和大多数女人不一样，她喜欢自己脸上细微的皱纹。早熟的女人在20岁时最为尴尬，因为自己的成熟还不能得到完全承认。30岁的时候，什么都合适你：头发卷还是直，长还是短，染还是不染，染什么颜色，内衣是黑色透明蕾丝还是白色无装饰，坐的时候腿交叉还是放在桌上，床上运动时自己还是对方做决定……一切都极为自然地被自己和别人接受。她觉得自己好像一件宽大衣服里的孩子，慢慢长大，一夜之间发现衣服已经服服帖帖地附在身上，分毫不差。
但是这个年龄和所有的年龄一样，都会过去的。到了40岁的时候，她还会喜欢自己的年龄吗？50岁呢？60岁呢？那时候会不会后悔，痛骂30岁的自己放弃一个好伴侣？
什么都好：性格，交谈的话题，性，兴趣爱好，激情和安全感，不算富有但生活无忧。每天早上起来看着他的脸，依然觉得无比可爱——
苏丝黄记得在巴黎的时候，曾经和几个女性朋友在一起聊天，问对方为什么结婚。有的说是年轻不懂事，有的说是社会压力太大，只有离了婚的波兰女作家安娜说：“我结婚是因为我疯狂地堕入了爱河。每天早上醒来，我都看着他的脸，看不够，觉得他无比可爱……十年以后，我醒过来，看着他的脸，觉得他并不那么可爱。”
“你花了十年时间才看出来？”另一个依旧单身的朋友问。
事实是，不花十年时间，你可能还看不出来。
什么叫“草率结婚”？苏丝的朋友史蒂夫有过伍迪·艾伦式的经历。他和前妻认识的时候，决定要避免七年之痒——等够七年，再决定是否结婚。七年到了，两人依然感情不错，他们就结婚了。结婚到第七年，妻子变成了同性恋，他们分居了。
这个滑稽的故事让苏丝黄印象非常深刻，总是拿来开导别人。不管多么谨慎，到头来还是没有保障，没有什么婚姻会有终身保险，既然如此，考虑过度是没有用的。
但是真的像激进女权主义者说的那样，结婚就完全没有意义吗？好像又不是。
另一个德国朋友马迪亚斯，和女朋友生了两个孩子，大孩子都有五岁了，最近才结的婚。苏丝黄问他：“结婚有什么不同？”
马迪亚斯说：“非常不同，再也不用考虑两人的关系了。”
他又补充了一句很值得引用的话：“假装自由是很滑稽的。”
这些思想斗争都和焯辉商量过，焯辉的特点是听天由命。他的平衡让苏丝黄非常恼火，因为他既可以为结婚而高兴，也不会为继续保持同居而苦恼。苏丝黄的一个新朋友格琳也很为家人的态度恼火，她很犹豫是否要孩子，但是丈夫和两方父母都和她一样犹豫。连点社会压力都没有，必须完全接受自己选择的后果，好痛苦啊！
再也不能责怪万恶的社会和封建家庭了，好痛苦啊。
经过一番无用的挣扎，苏丝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