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杰：他们一定会转型吗？
焦雄屏：我认为，一定会不断有被淘汰的。谁会被淘汰很难说。目前暂时还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还得过一些奖，中国也有一些人有一些钱，在等投资对象。但当产业规律稳固下来之后，两种极端会慢慢松动。不一定电影要拍动作片、武侠片，电影的成本要高到那个地步，大牌明星要多到五六个，就像《十面埋伏》那样，靠大牌明星来撑一个电影。商业大片也应该有其他的条件。同样，你也不要走另一个极端，不在乎观众到极点。
臧杰：你觉得目前中国内地的第六代导演，谁有这样的转型资质呢？
焦雄屏：未为可知。我不乐观。我只是认为极端艺术电影的空间会越来越狭窄。我觉得，只有等到产业化的机制建立起来之后，才会出现多元的诞生。那时，才会允许有一部两部讲究艺术气质的电影存在。有的是讲究中产趣味的，如李安，有的则是讲究大众趣味的。
产业建设需要智慧
臧杰：我们来回顾一下，目前已经似乎呈现出了这样一种状况：台湾电影现在很艰难；内地电影有几个大腕在撑场，而年轻导演也面临一个淘汰与生存的过程；那么，最商业化的、产业链相对完备的香港电影呢？它们的生存现实不是也很艰难吗？
焦雄屏：香港的产业链其实也不健全，它只是相对于台湾内地，比较健全。真正健全是美国和法国及西欧一些国家。美国八大片厂，出现行货一样的产品，也有大片，也有小片，也有很艺术的，也有非常商业的，它的多元性绝对存在，这才是健全的。
臧杰：那么，你认为香港电影目前面临的问题也是产业链不健全造成的？
焦雄屏：盗版这么发达，他们现阶段怎么会有健全的产业链呢？产业链的健全是：这个链的每一环节，有付出也是有所得的。现在制片业界，你的付出是没有所得的。台湾电影很大的回收。是在DVD和电视放映，但电视放映，是被垄断的，这是不健全之一，不健全之二是盗版嘛。香港也是一样，它的电视业也是一种垄断状态，盗版也存在。它的败落原因有很多，黄百鸣也讲过，一个是盗版嘛，当然移民潮带走了很多香港的电影人也是一个原因。
当大家发现这几年香港没有败亡，而且越来越繁荣，在加拿大好孤独，大家才搬回来。但这个过程，已经造成了香港电影的一次大失血，在重新洗牌的过程中间，所有的产业乱掉了。比如说，那时候有钱，但没有人拍电影，因为人都跑了，技术人才啊，导演啊，明星啊，都走了不少。怎么办？副导演当导演了，美术成导演了，道具也成导演了，拍出来的东西当然就不像样。大量粗制滥造的结果，让大家对香港电影失去了信心，所以一直走了下坡路。
盗版、移民潮、产业专门人才的紊乱和一时的大失血，才是造成香港电影衰败的原因。
现在，他们是要捡回他们的春天，不然成龙怎么会去拍《神话》！
臧杰：现在你在着手跟香港导演许鞍华合作，拍《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焦雄屏：是啊。我非常佩服她。许鞍华说，拍这部电影她也好高兴，她过去拍戏，会觉得好孤独。她一个人独立奋战，这次是被我们一群老朋友新朋友撑着。她工作起来真的很用功，我做过那么多电影，真的觉得最用功的就是许鞍华。每一环节，她都左思右考，左改右改。她天生是个导演。平常再没劲，或者身体有一些小恙，只要一听到拍戏，整个人就活起来，开机都兴奋得睡不着觉。
臧杰：许鞍华的作品似乎非常多样，有文艺片，有商业片，一开始她要拍文艺片，结果有了商业片的票房，你觉得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
焦雄屏：她其实就是我说的李安那种导演。她是在伦敦学的电影，是一点一滴地学习做电影的。她在电影这个产业界真的是工作蛮久，她回到香港，真的是从基层做起，磨炼那个电视剧，拍单个的电视剧集，几十分钟、几十分钟的，有人情趣味的、有警匪的，有纪录片的形式。她在各种类型中间，真的是一直在陶冶，她还跟胡金铨大师跟了很久。这些完整的资历，（使）她的情况比较接近我讲的李安的情况，一方面她在这个中间发展出个人很清楚的人生观和想法，另外一方面她的技术也有了很好的磨练，在拍各种类型片时，你也会看到她的作品是行货。
她永远不会囿于既定的标准，她总有些个人的思索，她不是两种极端中间的那种，她跟李安都是这样的导演，他们的技术和人生观都能让他们在各种类型中间独树一格。
臧杰：你觉得对于现在的香港与台湾电影而言，是不是跟内地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
焦雄屏：绝对是。不仅仅是香港，任何人跟内地合作都是很有出路的。不然，那么多美国制片商跑来中国干吗？八大片厂，现在有多少电影要在中国开拍啊。因为大家都发现，他们将来要跟中国发生关系，跟中国的市场、中国的观众、中国的产业链发生关系。
臧杰：现在很多电影名义上中国在拍，实际是好莱坞的人在暗中操作与控制。
焦雄屏：对。我觉得，这个我们必须注意。将来会是一个伦理的问题。现在我们需要外来资金来活络你的产业，但当外来资金来了以后，你能把他们赶出去吗？这些资金会不会把你的很多东西掌控？这是我们要小心的。这需要政府要有高度的智慧去解决。现在，大家好高兴，电影界要是有派拉蒙投资、有哥伦比亚投资大家会觉得如在云端，每个人可以买好车，买大房子了。真的吗？将来你要面临如何解除好莱坞对这个产业，不但是产业而且是文化的控制。美国电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洗脑功能，他的洗脑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他教你各种价值，他教你男人是什么、女人是什么，教你金钱是什么、社会地位是什么，他长期在洗脑，比如替犹太人擦脂抹粉，长期在把女性作为一种商品，这些电影也夹带着他们的价值观。这你要不要接受？中国人帮他做电影，你要不要经过他们的审查与过滤？将来这些钱进来之后，会掌握多少产业的运作能力，都是必须考虑的。
臧杰：这一步必须要走吗？
焦雄屏：我不敢说。我认为应该别让美国成为唯一的资金来源。要有多元化的制作，比如让法国的资金进来，不要让美国用这种聪明的方式先占有了这个通路和管道，目前他们已经有了一些完整的通路与组合，这可不是小事。这个大事，不是我这个层次或者我个人的脑袋能解决的，这需要群策群力，需要集体智慧，政府必须要有这个意识。因为这也是你进入wTO的问题，你逐年开放以后，美国电影就会倾囊而出。内地这块“大饼”谁都看到了，有非常肥大的利润在这里，你不去努力，就会被别人拿走，所以大家都来抢。在他们抢的过程中，你能用怎样的智慧，来观察它、控制它的结果，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臧杰：你在这个过程中想做哪些事情？
焦雄屏：我一直希望中国电影能够有一个很强的电影界，我很在乎电影的多元化。我个人只是比较排斥恐怖片，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拍电影用来吓人。除了这点简单的看法以外，我还是希望许多种电影能够并存。我个人能做的、比较期待的是能拍几部说出来不脸红的电影，就可以了。在我这里不存在要拿什么戛纳奖、要站在奥斯卡的红地毯上啦这样的想法。
电影还是人生的一部分，是有高有低，也是有起伏的，没有人是生产杰作的机器，偶尔出一部烂片也是正常的。对我来说，就是能看到一些好的东西，自己去做就可以了，我也做过一些电影，现在都不好意思说。我还是希望，当自己把电影丢出去之后，有的人看了你的影片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会对他的生活有启发，有感动。我觉得，就足够了。
臧杰：你觉得在这样的困境，中国电影当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焦雄屏：我的期待是创作的尺度放宽。商业规律已经在建立当中，有些政策的拟定，能够有利于企业界来投资。然后呢，培养更多的编导人才、创作人才，在产业链健全之后，能够有机会让这些组合来做好的作品。刻不容缓的则是打击盗版、制定一些政策和法律来解决我们将要碰到的情况。
一页历史，已然翻过
李 辉
一 在波茨坦与重庆之间
走进德国柏林远郊的波茨坦，是在2004年10月的秋风冷雨中。
我在追寻半个世纪前波茨坦会议的踪影——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决定战后世界格局的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在此举行。同时，作为会议的一个副产品，会议期间的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签署发表《波茨坦宣言》，向法西斯日本发出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继纳粹德国1945年5月战败之后，人们在这里看到了法西斯日本也正在走向终结。中国虽然没有与会，但中国的命运与波茨坦密切相关。毋庸置疑，《波茨坦宣言》发出的最后通牒，正是饱受战争痛苦的中国民众期盼已久的声音。
早就熟悉波茨坦了——在史著中，在纷繁的回忆录中。湖泊、树林、草地、宫殿……感觉中，似乎看到过它的美丽风景，呼吸过曾经弥漫于此的历史云烟，听见过一个个历史人物在此发出的笑声与叹息。
关于波茨坦的书太多了。我爱读回忆录，丘吉尔、杜鲁门等人的回忆录中，波茨坦会议期间的斗智、交锋乃至生活细节一一呈现出来。荣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丘吉尔，叙述之生动自不待言，即便下笔十分平实、主要侧重于事件过程叙述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谈到波茨坦会议时，居然也少有地来了一番外景描写：“塞两林宫曾是前皇太子威廉的行宫。这是一座二层楼四边带耳房的褐色石房子，当中有一个院子——现在铺满了苏联人种植的二十四英尺宽的红星花坛，由天竺葵、粉红玫瑰花和紫阳花组成。三个同盟国的国旗在宫殿的正门前飘扬。”
在柏林我买了一本旅游书，其中说，当年之所以选择在波茨坦的塞西林宫举行三国首脑会谈，乃是因为欧战刚结束时柏林已成一片废墟，只有这座建筑因地处远郊才侥幸地留下了屋顶。波茨坦属于苏联占领区，故由苏联负责安排这次会议。杜鲁门说，连房间里的家具都是从苏联运来的。由此可见苏联在战后地位的崛起。
苏联在巨大的战争灾难中挺立而未倒，终于由防御转为进攻，最终胜利地解放了整个东欧和德国东部，其国际影响力和地位，较之战前有了空前提高。在纳粹德国战败、欧洲进入势力范围重新划分之时，希望尽快结束对日战争、把人员伤亡尽量降少的美国，也不得不寻求苏联在远东出兵对日作战。
《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一书的作者写到，杜鲁门在乘军舰启程前往欧洲之前，主持了一次重要会议：
杜鲁门在6月18日于白宫举行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批准了入侵九州的作战计划，尽管为了支撑到1946年春天入侵本州为止，要有大量的人员伤亡和后勤及人力方面的投入。当时，刚刚过去的冲绳战役还萦绕在每个人的脑海，杜鲁门评论说可以“让日本从头到尾都成为冲绳”。到杜鲁门抵达波茨坦时为止，美国对计划于1945年11月1日开始的九州入侵的伤亡预计是，刚开始的三十天里将有二万二千五百七十六人死亡、受伤或失踪。随后的三十天里将进一步增加约一万一千人。（《真相》，第382－383页）
杜鲁门自己回忆时坦率地说，他到波茨坦是对斯大林有求而来的：
我去波茨坦有很多原因，但是，在我的思想里，最迫切的是要得到斯大林个人重申俄国参加对日作战的决心，这是我们的军事领袖最急于要得到的一件事。我在会议的最初几天就从斯大林那里得到这种保证。在战时我们的一切军事部署都得保守秘密，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
在德国波茨坦举行会议。图为会议会场为了这个原因，在会议结束时所发表的官方公告中把它略去。这是我们在波茨坦所达成的唯一的秘密协议。（《杜鲁门回忆录》，第312页）
《时代》后来在报道日本投降前后的局势演变时也这样写道：
车轮最近的转变实际上是在波茨坦开始的。总统在前去出席他的第一次三巨头会谈的途中．已经明确地向随从表示，他的首要目的是让俄国在最恰当时机参加太平洋战争，以尽快结束战争。结果是，总统得到了他所想要的东西：斯大林明确保证在一个确定的日子参战（据最可靠消息来源称，这一天是8月15日）。现在，不管今后亚洲将面对什么样的政治反应，美国军队再也不会帮助中国解决日本在满洲的正规军了，日本也不再可能延长战争了。（《时代》，1945年8月20日）
处在极为有利地位的斯大林，在波茨坦有充分理由感到踌躇满志。
就个人而言，二战爆发后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只有斯大林一个人是在领袖位置上亲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罗斯福在1945年4月因病去世，没有亲眼看到纳粹德国的灭亡，接替他出席波茨坦会议的是新任总统杜鲁门。丘吉尔虽然出席了波茨坦会议，但会议期间正逢英国举行大选，他领导英国取得了战争胜利，但他的战后国内政策和“冷战”态度受到批评而导致落选。会议中途休会，丘吉尔离开波茨坦回国等待大选结果，这一走他就再也没有回来。几天后，接替他来到波茨坦出席会议的，是英国新首相艾德礼。
这是历史的有趣之处。美、英政坛领袖相继更迭，苏联的斯大林则牢牢地掌握着领导权。遥想当年，在杜鲁门和艾德礼两位新手面前，斯大林这位政治强人坐在波茨坦的会谈桌前，想必会镇定自若。富有政治经验和外交谋略的他，运筹帷幄，静看欧战硝烟消散，凝望远东风云变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