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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离开了她。这是何等难以忍受呵！我甚至有一种诀别的感觉。锻炼的时间虽说半年，可以往的经验证明，只能长不能短。要确定我们的婚姻关系，还得请求批准。而她父亲的所谓政治问题还没有结论，军方组织无论如何都不会通过。想到这里，我心如死灰。然而我没有任何办法。在人的社会性是人的全部存在方式的时代，我和别人一样身不由己，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力。
“身不由己”，当我细细品味这几个字的意思时，我冷不丁感到凉气侵身。睁开眼睛望着窗外，座座高山迎面飞来，又迅疾后退。在山尖和峡谷积雪闪着白光。左侧山脚下，一条小河时流时止，河面上间隔地、厚薄不匀地覆盖着冰层。打听对面那个姑娘，才知道火车已经驶进了大兴安岭，时间已是第二天清晨了。
眼望着窗外的景物，我的心里升起扑朔迷离、变幻莫测的感觉。十个小时前，我还在温暖的春天的国度里，现在却进入了几近冬天的世界。真是人之命，天注定。
我害怕寒冷，害怕冬天。想到要在这样的环境里锻炼，我不由得打起寒颤来。而一个恼人的念头固执地缠绕在我的脑海里。我刚走出家门时，在泥泞的公侧旁仰面朝天地摔了一跤，斩新的棉衣背后粘上了一大片污水。我并不迷信，但总觉着那一跤和那片污水预示着什么。我知道瑞姗已经用洁白的手帕把污泥给我擦了去。可心里还是觉得那斑斑驳驳的污迹渗透到了棉衣背后。我自觉不自觉地往车座的靠背上蹭了蹭。
补记：
听说伤痕的记忆会在梦中反复出现。真的，不知一种什么力量作怪，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我经常梦到这一场景：我坐到火车上，我总觉着衣服的背后有一大片污渍，我习惯性地往车箱的靠背上磨蹭，可又总觉着没有蹭掉，心头于是罩上一片阴云，以至醒后一整天都处在抑郁状态。
二、初受审查：吃了一个“吓马威”
大约九点左右，我在指定的报到地点——博克图镇下了车。刚下火车，漫天大雪就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走在街上，狂风骤起。风卷着沙粒、雪粉迎面打来。脸和脖颈像遭到针刺一般疼痛。对于边疆的寒冷我有所听闻，亦有所准备，来时穿了棉衣棉裤。然而一置身到这里，就显出了不足。军衣原本就阔大，我又没穿秋衣，冷风一钻进来，肌肤一片片冰凉，很像儿时穿着空心棉袄在野地里放风筝那样。我急急忙忙打听到了师部的驻地，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向那里。
在师干部科，一个叫李庆的干事接待了我。李庆的个子不高，一米六、五左右。他长的却异常精神。多少年后，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他的相貌：长圆脸、下颏稍尖，两只不大不小的眼睛迅速地转动，闪射着锐利、愉快的光芒，并且总像含着和善的微笑对你讲话。从我进屋之后，他那薄薄的嘴唇一直没有合拢，又是问寒问暖，又是表示欢迎，让人感到热乎乎的，不由得不喜欢他。看得出，他办事敏捷、利落、干练、圆滑，后来听说，就因为这点，他入伍不到二年便被提到师干部科，现在已当了三年多干事了。而和他同期入伍的还都呆在连队，等待复员。
他知道我的来历、军区未来的打算，因此在问过我的姓名之后，马上殷勤地倒上了一杯茶。接着便抱歉说，这里的条件不好，并指着屋里的两个旧办公桌、两张铺着草席的床说，部队是新组建的，物质供应不足、生活较差，请我们能够原谅。我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既无上级的身分，又不是客人，哪里有资格挑剔。于是连忙接过他的话头，嗫嚅着说：“谢谢李干事，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不，您别谦虚。”他微笑着认真地说：“您和别人还不一样，您将来就是我们的上级。现在只是暂时的，用不了多久，就会指导我们了。将来可要照顾呵。”说着将茶杯移到我的眼前。
停顿片刻，他好像窥视到了我的心思，说，政治部首长原定接见大家，但因大家来的不齐，有的已经下到连队了，有的还没来，今天碰巧有事，抽不出空来，首长让我表示歉意，大家一定要原谅。首长一再嘱咐，让我转达他的意思，部队是非常欢迎大家的。你们有知识，一定能给部队增添新生的力量，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他说的很快，也很熟练，让人觉不出有做作的痕迹。我一方面感到了一点欣慰，一方面理解到了他的解释，他在努力地维护首长讲究诚信的形象：从来说到做到，不做空头许诺。我佩服李庆的责任意识，佩服他的机警。他能洞悉人的心理活动，知道该怎样化解人们不同的想法。李庆之所以费这么多口舌，是因为他说的这位首长在农场接受我们时，当着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面慷慨激昂地表示，一定要一个一个地隆重接待我们到部队。他的激情演说引起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连军区政治部主任都站起来和大家一道鼓掌。因为印象太深，而今天的情景恰恰相反，就不能不有个巧妙的收场。不过，不管李庆做的怎样滴水不漏，我还是像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同类一样升起一种被冷落的失重感。我后来才明白，我们太有点自恋。知识分子并没改变排行老九的身分，这位首长的激情演说是那个时代司空见惯的一个套路：背后怎么做可以不论，当面的话必须说的漂亮。
李庆办事绝对紧凑。在把该说的话说完后，立即领我吃中饭。随后把我送到师招待所休息，告诉我，下午再安排我的锻炼地点。
招待所是借用地方的一个卫生所，房间狭小、阴暗、寒凉。我无心歇息，放下背包后便去逛市镇。这时，风停雪住。我穿街走巷，观瞻镇容，发现，博克图座落在一条狭长的山谷中，东西长不足五里、南北宽不足三里。一条铁路直穿小镇中心，将其分为南北两片。全镇无一条规则的公路，也没有高大的建筑物，只有一幢两层的小楼孤零零地立在北面向阳的山坡上，那是师部所在地。在街道两旁，一排排木造的房舍，大都已经变形 ，它们作为历史的遗留物，记载着几十年前俄国人的聚居。小镇的南面和北面各有一个不太像样的商店，两个小饭馆歪歪扭扭地依在商店的旁边。南面顶头部位有个书店，里面除了毛选四卷、毛著单行本，就是文革各种大批判小册子。街道上行人寥寥，显得空空荡荡的。我走了一会儿，便扫兴地回到了师招待所。
下午李庆打来电话通知我去炮团锻炼。我刚放下电话，就来了两个战士接我。没走上几分钟，我们到了团部。团部落座在铁道线西部右侧。一排房屋看起来陈旧，里面倒还宽敞明亮。原来这是铁路公务段的办公地，现在全都腾给了炮团使用。
我被带到政治处组织股。随着战士的敲门声和“报告”声，里面传出一个浓重、拖长的鼻音：“进来。”
走进屋，我见一个冷眼看去有四十岁（实际三十多一点）的人正伏在桌子上写什么。见我进来，他慢慢抬起头，微微欠了欠身子，把手伸给我。随后指着对面的椅子叫我坐下。我还没坐下，他就已经仰卧到椅子上了。看着他，我的心里很不舒服。他扁扁脸，小眼睛，兜兜齿，下巴上点缀几根稀梳的胡子，活像老鼠须。叫人不安的是他那暗绿的小眼睛直视着你，嘴角上还挂着几丝得意加嘲弄的微笑。
“我叫王道明，”他开口道，“在老部队曾多次跟大学生打过交道。所以也用不着客套，以后有事找我。部队欢迎知识分子，你们是人才，比我们大老粗有发展。可也得好好干。你叫什么名字？”
“施展。”
“挺响亮，很有雄心哪，啊？”
父母给起名时可能寄托了他们的希望，但到了我这一代，没人理会它们里面藏着什么意义，它们只是个符号。所以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话，我不知该怎样回答好，支吾了半天，我才说：“没，没什么……”
“有雄心好嘛！别翘尾巴就是栋梁之材。”
我不知所云了，准备只做个小学生，听他讲。
“哪个学校毕业的？”
“北方大学 。”
“也是名牌啊！参加文化大革命了？”
“参加了。”
“是保守派‘八。八’ 团的？”
“不，造反团。”
“后期呢，‘炮轰派’吧？”
“不，‘捍联总’。”
“没犯过方向错误？”
“没有。”
“打过人，抢过武器吗？”
“没有。”
“父母没受过冲击吗？”
“没有。”
“这么说，你是一贯正确，完全清白了？”
他一下坐起来，有些愠怒了。
“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呢？”他转而嬉笑着，小眼睛眨动着。
对于他的问话，我毫无精神准备。我的一切情况都记在档案里。即使档案到不了他这一级，那他也总该明白，我们是经过严格政审被挑选上来的。如果在他所提的各个方面有问题，就不会有今天的场面。可他为什么总把人往坏处想呢？看来，他对知识分子有根深蒂固的成见。说实话，我恨他。要是没穿这身绿皮，我会大骂他。但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我装做难堪的样子，用手绢擦了擦脸。
大概，他觉得我有些狼狈，因此得意地笑了。也许他就是要看到我这个样子，不想要我给他个圆满的回答。所以一见我露出窘相，马上把话转到了别的问题上。
“你在学校念的什么科？”
“中文系。”
“一定能写文章了？”
“不敢说。”
“对了。学工的不懂得技术，学文的不会写文章，理论脱离实践，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这样。对吧？”
对于这个荒谬的说法，我整整听了三年，内心里的反抗不只来过一次。今天再一次地感受到了它的压抑和污辱。我几乎要爆炸了。我强力抑制自己的情绪。而他把我的沉默当成了默认，继续问：
“过去想当作家诗人吧？”
“不敢。”
“这么说作家诗人很高贵了？”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很清楚，是说自己没那分本领。但我不能再说了。我已摸清了他的思路。他是那种头脑简单、思想僵硬、还很蛮横愚蠢的人。他们没有思索能力，只会接受时代流行的观念，并把它们当作天经地义的真理。为了表现对时代的忠心，显示自己是这个时代最出色的分子，他们还会把最简陋的“真理”绝对化，弄到极端紧张、荒谬的地步。时代宣布知识分子有架子、不驯服，他们就把打掉知识分子的自信心当作职责；时代认定作家“利用小说反党”，他们就咬牙切齿、以敌对情绪给他加上种种恶谥。和他们，你不能争辩，他们会从你的每一语言缝隙里找到靶子，随后打击你、给你扣上帽子。因此与其接他的话头、被他绕到陷井里，不如佯作什么都不懂为好，让他的虚荣得到一次满足。
果不然，他自作聪明地批判起作家来：
“作家嘛，没什么了不起。没有工农，就得饿死。还写小说反党，简直是蚍蜉撼树。这才是王八不叫王八，叫‘佐鳖’。你是工农兵自己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可别走这条路呵。”
我无言。他把我的无言看成是洗耳恭听的表现，在得意之中给了我一点友好的灿烂的笑容。
不过这并不是结束。他对大学生的生活似乎既怀抱着某种敌意，又很感兴趣。他让我从他的身上体味到了一种酸葡萄情结。因为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很酸，而其实他很想吃到葡萄。
“文化大革命前你们分配不错吧？”
“不好说。”领教了他的刁难，我尽量把话说的模糊些，既可往左拉，也可往右拉。。
“那有什么不好说的？过去出大学门就进机关门，不是当编辑、记者，就是当大学老师，政治可靠的，还要当干部。现在面向边疆，面向农村，相差悬殊呵！”他很有点卖弄的样子，好像对我说，他虽没进过大学的门，可大学的事，他什么都知道，他不是一般人。
“好不好不在干什么，而在为谁干。”这类话在农场天天说，拿过来不费力气。
“不错，”他马上给与肯定——我暗自庆幸，多亏没迎合他——“还有认识。好吧，为了让你得到最好的锻炼，组织决定你到三连。三连在山沟里，住帐蓬，吃高粱米籽儿，天天伐木，准备盖营房。昨天来一个学通讯的，据说有十二指肠溃疡。但他的思想境界不高，要求照顾。为了锻炼他的坚强意志，我请示领导，把他放到了五连。五连地处反修岭，天天爬山。过去住高楼大厦，现在吃点苦吧。怎么样，有困难吗？”
“没有。”
“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