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因为她坐着火车去茶淀探视过我，那火车轮子还要转上半天呢，我拿一辆破自行车与火
车竞赛，不是找死吗？！特别是她见到我的膝盖摔得血迹斑斑后，眼泪立刻顺着面颊淌了下
来：
“你可再不能骑车回来了？你答应我！”
“行，我听妈的话。”
她看出我在应付她，便加重了语气对我说道：“再穷，咱们可以卖桌子椅子，你也给我
坐火车回来。”
儿子蹲在地上，给我往膝盖上涂抹着红药水，也对我说：“爸，奶奶的话说得对，看您
这膝盖摔成了这个样儿，要是摔坏了骨头，可是一辈子的事。”
儿子当年12岁，已懂得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了。我与他母亲划右时，他还不足1岁——
12个年头过去了，他的父亲依然是个劳改队里的虫儿。他在给我涂药时，两只眼睛凝望着
我，我不敢与他的目光对视，因为他的目光中多了忧郁，少了幼年时的童真。我的膝盖当真
跌得不轻，但是当我在院子里走路的时候，我仍然装出正常人的架式。我不愿意让同院的人
（这个院子里的人与原来的院子的邻居，有着很多不同），觉察出来我有腿伤；我更不愿意
我母亲和儿子，觉得我必须坐火车回去。
应该说，那是一次自讨苦吃的“马拉松”。但是经受过第一次磨练，就不怕第二次长途
远征了。记得，到了深秋的时候，我再一次骑车回京。本来，我没有顺路到天津转个弯子的
设想。当自行车到了十字路口的时候，我突然对同行的赵鹏飞说：
“你先走吧。我想到天津去看一个人。”
他说：“你算了吧，从天津再到北京，能把你累死。”
“累死一个，少一个阶级敌人，我必须去。”
“看谁？”
我开心他说：“一个老情人。”
他无可奈何地独自走了。我掉转车头，奔了天津。我之所以突然萌发了去天津一趟的念
头，全然是被秋天萧萧的落叶所诱发。在前文提到，我在一厢情愿，自作多情的梦幻时分，
曾给我的文学导师孙犁写过一封无地址的信，在骑车回京的路上看见漫天飞舞的落叶，我忽
然又想起了孙犁。岁月逝水东流，也不知这位文学前辈身体怎么样了？何不借此时机，绕道
天津去看望一下这位老人呢？！此意念一旦盘桓于心，就立刻抹不掉了，我就是这么直奔天
津而去的。说实在话，我在当时没有任何求助于长者孙犁的念头——中国都到了这个份上，
怕是连他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丝毫没有自我方面的考虑，一言以蔽之，只是为
了看看我敬重的文学前辈。
可是当我到了天津之后，才想起不知道他是不是还住在《天津日报》的宿舍楼内，自己
全凭着一时的孟浪，便有了骑车闯天津之举。我本想到报社去问问孙犁的住址，车子己然骑
到报社门口了，内心却打起鼓来——悬挂在门口的“文革”大标语，使我望而却步。人家要
问我的工作单位，我该如何回答？茶淀是个出了名的大劳改农场，天津人几乎无人不知，我
这不是自找没趣吗！
我恋恋不舍地围着孙犁住的宅院转了几圈，最后的结果是掉转车把奔向北京。一来一回
等于多绕出去五六十里路程，到北京时已然是深夜11点多钟了。受到母亲和儿子的盘诘，
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但是我从没后悔过这次徒劳的远行，因为此行至少证明我的梦幻虽
然早已破灭；但是严酷的生活，却还没能杀死我燃烧于内心的激情。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或
许是最珍贵的。如果一个人完全死了感情的火焰，只留下一个人的外壳，那就无异于行尸走
肉了，不是吗？！
记得，时间到了1988年的冬天，我陪老作家康濯同志去看望孙犁同志时，我曾向长者
孙犁提及这一段往事。孙犁同志听罢大笑不止，他说：“你应该勇敢地走进来，那时候我也
是被冲击的对象。我不但不会嫌弃你，还要与你一块喝稀粥吃烧饼——就像今天吃的一
样。”
但是当时我确实没勇气进孙犁同志的家，出于政治道德和对长者的爱戴，我还是割舍了
对这位前辈的思念之情——这是我“马拉松”档案中一次特殊的记录。我很看重这份记录，
因为我是个人，不是个没有灵魂的躯体；我敬重真正的作家，我鄙薄在作家的桂冠之下“光
着屁股的皇帝”。
公元1969年，是我难忘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不仅仅留下了裸体干活的历史，也有
了磨练自己的意志的“马拉松记录”。劳改的路还看不见尽头，要活下去我必须坚强。
第11节 “一号战备令”与一个猪圈
绕道天津回京探亲，是我在茶淀劳改农场期间，与母亲和儿子的最后一次团聚。不久，
林彪的“一号战备令”下达，我们这些不安定因素，虽然已远离皇城，但还嫌距离京城太
近，便又一次大迁移。反正我们的身价轻如蒲公英，任形势的季候风吹来吹去，飞到哪儿，
哪儿便是新窝。
农场开始了大清理，大疏散，大转移。昔日曾相聚于团河的同类们，开始了各式各样的
移位。就在我最后一次骑车回京的10月，我同类中的许多人，已开始各奔各巢。有乡的还
乡，无乡可归的回原籍所在的劳改单位。一时之间，大有树未倒，猴狲也散的趋势。其间，
我在前文提到的友人——逃号张志华、陈邦昭等十几个人，被移交到福建劳改单位；“地理
仙”曹克强、画家朱为民、教师陈端昭等二十几个同类，去了河北沙河劳改农场；杨路、李
泰伦、水绍寒……去了贵州和四川（为了节约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对于一些无地收容的右派，除了极少数茶淀急需的人才，不更改身份留场使用（如精通
外语的刘祖慰、刘乃元和数学较好的毛振甫留在该地中学教书）以外，其他老右和相当数量
的刑事犯，一律发配到“三线”山西。因为怕有人逃跑，农场停止了放假，一时间谣言风
起，这是我来农场后最为混乱的一段岁月。不过乱也乱出来一个喜信，听说女队里的成员，
只要是结了婚的，一律跟着男人走。
首先给我送来消息的是同类阮祖铨，他说他是听他们白指导员说的。白一直对老右们不
错，所以阮一得到这个与我有关系的消息，立刻就到我的监号来告诉我。我不太相信这个传
闻，因为就在阮祖铨传递消息之前，我与“罗锅”翟队长在地头上有过一次对话。当时，我
们正从稻田里往外运收割完了的稻子，在装稻车旁我遇见了他。
“队长，听说我们要去山西了，她们女队是去还是留？”我是小心翼翼地提出这个问题
的。
他乜斜了我一眼，问我说：“你是从哪儿听来的？”
我立刻后悔不该询问他，他是一个最仇视知识的人，“高尔基”与“低尔基”，就出自
于他之口，但是出于对命运的关注，我还是忍不住开了口——明知是钉子，还往钉子上撞。
“我问你话呐！是谁告诉你的？”
“场里的人都这么说……”
他猛然打断我的话：“你必须交代出那个造谣的人来，不然的话，就是你造的谣！”
我的天！一句心里话反而惹出祸事来了。当天晚上，小组召开追谣会，翟队长亲临监舍
坐阵指挥。那是个十分有意思的会议，组里姓刘“头人”的开场白，是这么说的：
“无风不起浪。我是这个组的组长，最近场里确实在疏散劳改成员，该进庙的进庙，该
进坟的进坟。关于双双劳改的成员，一块儿进坟还是进庙，这我说不清楚，但是大伙都这么
说。翟队长，这可真不是从维熙造的谣。您要是不信，您问问我们组所有的人，是不是都听
见了这个风声！”
“是。”
“我们都听见了。”
“到底是从哪儿刮过来的风，我们也说不清楚。”
……
会议开始就出现了这种局面，是我料想不到的。当然，就更出乎翟队长的意料之外。从
田间运稻子回来，已然是天色大黑，吃过晚饭全组成员，无一例外地都倒在了大炕上——从
田间往外背运稻子的活儿，累得人直不起腰来；加上一早就顶着星星出工，中午在地头上吃
的饭，全天没有一点休息时间。好容易刚刚像死狗一般躺在炕上，翟就走进我们的监舍来了
——这是会场出现反常的原因之一；之二，虽然同组的成员，在裸体大战的时候，拿我开心
取乐，但我与他们相处得并无芥蒂，大家分手在即，谁也不愿意当一个恶人；之三，“罗
锅”翟队长尽管风声鹤唳，因为工作能力很低，没有人把他真正放在眼里。
会议如此开锣，使翟和我都陷入尴尬之中。我没有因此而产生丝毫的兴奋，我希望同组
的成员，对我胡乱地开上几炮，走走过场尽快结束会议也就完了。但是事与愿违，会场出现
了这种局面，等于把来追谣的翟队长，逼上了绝路。他是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干部，说话错
也是对，这不是等于与专政叫板吗？他脸涨得紫红紫红，猛地从炕沿上站了起来：
“你们要干什么？是不是要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
没有人应声。
“我告诉你们，无产阶级的江山是铁打的，不怕你们兴风作浪！”
还是没有人应声，人们把头低垂得挨近了胸脯。
“现在是什么时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你们这些地、富、反、
坏、右，还想变天！呸。”
无声变有声了——有人打起了小呼噜。
“罗锅”翟队长上去就是一拳，进入梦乡的人被打醒了。
“都给我站起来！”
十来个成员，从大炕上站了起来。
“我知道……我知道……”“罗锅”翟队长口气缓和了一点儿，他在寻找着为自己下台
的台阶，“你们中的大多数是能辨别羊与狼的，可是也有睁眼瞎子，上了反革命右派的当，
听信反革命右派的谣言。我看出来，你们都有点儿累了，可是阶级斗争的弦子不能松。这么
办吧，你们今天先睡觉；但是从维熙不能睡，必须连夜写出检查来。散会！”
莫名其妙的开会。
莫名其妙的散会。
同组的成员，都是“内部矛盾”，惟我一个老右是“敌我矛盾”，我不写谁写？好在对
我来说动动笔头子并不难，可是谣言从何而来，我当真无从下笔。“头人”见我为难，对我
说道：“你都是快要飞离这儿的鸟儿了，还怕他个屁。听我的，甭理他那一套！”
我当真没有动笔，“罗锅”翟队长也没有追问——他的权力欲发挥完了，似乎就得到了
某种满足。不久，所谓的谣言再也不是谣言，没过上几天，“罗锅”翟队长骑着一辆自行车
来到工地，他把我从干活的稻田叫了出来。他不是来索要我的检查的，而是来证实谣言的：
“你马上回队。”
我说：“我平整田埂的铁锹，还在田里呢。”
“我让别人给你带回去。”他说，“你回去把那间空下来的猪圈收拾一下，打扫干净以
后，再垫上一层新稻草。场里刚刚接到女队的电话，你的爱人今天要来咱们分场；不用说你
也已知道了，有家眷的和双劳改的——为了对你们施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明天晚上，一律去
往山西。”
我忙推起路边的自行车。他又在身后喊住了我：“接受教训，不要到处传播。”
我已无心思再与他多说什么，匆匆回到监舍，然后与管理工具的同类老陈（我实在回忆
不起他的名字来了），一块儿打扫那间猪圈。老陈一边帮我往圈里垫着新土，一边骂道：
“日他娘的，干部区不是有好几间招待房吗，就不能在那儿过上一夜？”
我对他说：“身份区别摆在那儿，我没有住那儿的奢求。”
“按着规定，摘了右帽的就是公民。”
我一边往新土上抱着稻草，一边回答他说：“你也是脱帽右派，不还是和我一样吗！”
老陈干的是管理工具的木匠活儿，平日与我挺有共同言语的，他知道一些有关张沪的情
况。这个原籍山东的老右，继续骂着翟“罗锅”：“地地道道的一个笨蛋，他才穿上警衣几
年！张沪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时候，他还是个白痴哩，他妈的，真是没有地方讲理去！”
我虽然也觉着翟这么做，有些过分，但继而一想，他处理事情没有不过分的时候。不管
怎么说，在猪圈过夜之后，我和张沪就结束了劳燕分飞的生活。我们已分开九年多了，这总
算是祸事中的福事吧！
其间，同类中的友好老陈，还曾想出个邪点子来，他说来个偷梁换柱，夜里他到猪圈来
睡一夜，让我和张沪到他的工具房里去睡。我谢绝了。此时正是临近1969年底的寒冬季
节，这么做不仅对朋友失敬，还容易在临行之前，招惹出什么是非来——不就是一夜吗，把
大被子往身上一盖，头上再戴一顶棉帽子，几个钟头是不难熬过去的。与我一起去老残队旁
边拉芦苇的张奎令的爱人小薛（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当天正在家里，她找来一块大大的塑
料布，遮在猪圈的空隙之处，并用胶布粘好，半间人住的猪屋，就算是完工大吉了。
当晚，我与张沪夜宿猪舍，成了场内的头条新闻。不用人宣布，老右以及一些不安定分
子明天要走的消息，立刻传遍全场。猪舍毕竟不是一个便于叙谈的地方，我和她被请到同类
聚集的三队监号，一直聊到深夜才归。同类们谈及的问题，不外是去山西什么地方，到了那
儿又会怎么样等等——没有人能知道其中的秘密，因而越谈越觉得前景渺茫。那一夜劳改队
如同炸了窝的蜂巢，除了老右们知道又要变成一朵时代的蒲公英，飞到不知去处的地方之
外，那些刑事罪犯种的二劳改，也惶惶然失去了安静，他们不知道谁走谁留。
老天爷还算悲大悯人，没有在那个冬夜刮起白毛旋风，我和张沪没有在猪舍的稻草上被
冻成冰棍。我和她“全副武装”地躺在昔日猪群们睡过的地上，浑身上下用棉被封盖得严严
实实。按情理讲，我和她已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