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没有给予他任何温暖，反而把他当成精神病患者处理，送进了公安局开设在延庆的精神
病医院（吕荧也一度被当成精神病患者处理过——笔者）。这种雪上加霜的冷冻结果，无疑
地更加重了陆浩青的死亡决心。团河的同类开往老巢茶淀时，又把他从精神病医院弄了回
来，当成好人一块儿奔赴茶淀，致使他走向死亡的深渊。
他在回到茶淀之后，便开始了自杀的轮回“游戏”：在团河他是用一根绳子，来到老巢
他依然“照方抓药”。第一次他自挂于一个窝棚里，被同类救了下来；第二次，队长专门派
积极分子毛振甫看守他，他换了个地方，躲到厕所背后的墙根，再次把脖子伸进死亡的圆
圈，不幸的是又有人发现了他，他被同类从那个绳套中抱了下来；第三次，他开动一个化学
系大学生的智慧，在大白天没有人注意他的时刻，溜到房后同类们晒被褥的洋灰杆子旁，钻
进自拴的那个○形套套。同类们都出工在田，看守他的毛君大意失职——他终于去了他向往
已久的去处。待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面色紫青，停止了呼吸。同类们急不可待地把他放
倒在地上，大个子尹长宙对他进行人工呼吸——但是一切都为时过晚，陆浩青的魂魄离开了
他不愿意呆下去的地方，飞向了他几次争取、几次失败，最后终于获得成功的鬼城丰都。
此事对我震动极大，虽然他自杀于东区，西区的同类们听到消息后，还是足足议论了好
一段日子。多数同类都在感伤之余，感到自己的怯懦。前文提及到的“林妹妹”自投什刹
海，曾使我们苟且偷安的同类，无以面对勇者；此时有良知的同类，又受到一次灵魂的震
撼。
但是前面两个同类的死，都不具有第三个自戕者的丰富内涵。他名叫敖乃松，上海人，
曾就读于南开大学物理系。此君本是改造中的积极分子，他之所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很大程
度上是出于他的自悔。据知情人告诉我，敖君昔日曾有过误伤同类的行径——被伤害的不是
陌生的同类，而是他同类中的知己。其实，在改造期间，为了争取个人的前途，不顾别人死
活的人，在老右中不乏其人。但在前途的梦幻破灭之后，能有敖乃松勇气者，几乎是后无来
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屹立在苦难年代的知识分子面前的一座丰碑。
这个悲凉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秋天。有一天劳改队搬家（从一个队调往另一个队），同类
们看见敖乃松把他的行李装在了搬家的大车上，但是到了新的地方，却发现敖乃松失踪了，
以他的表现来说，没有人怀疑他会逃跑，或者出什么背离改造经伦的事情。
大家纷纷议论着他可能的去向：
“是不是去买什么东西去了？”
“再远的地方也该回来了。”
……
其中一个同类，忽然想起了他近日的异常。就在搬家的前一两天，敖君像有什么心事似
的，给全组的成员们，每人送了一点东西。在劳改队内，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可送，不外是
笔记本、圆珠笔一类的东西。这个重要的发现，使同类们立刻不安起来。但是大家刚刚来到
一个新的中队，苦于不知他的去向，没有办法寻觅他的踪迹。过了一两大，队长才下令让他
们到一个水塘去打捞敖乃松的尸体。他的死并不是干部首先发现的，有一个场外的老乡来场
里割草，发现了溺水而亡的死者。使同类们震惊的是，他是以一种超常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
生命的——他用一根绳子捆着自己的脚，绳子的另一头拴在了水塘边的一棵树上，然后把他
的头浸在了水塘里，直到停止了呼吸。这种死亡手段的选择，需要的不仅是勇气，还要有义
无返顾的坚毅。因为当死者感到溺水时的痛苦时，是可以改弦易辙回到生者的世界中来的，
他只要两手用力支撑着塘坡，身子缓缓向后移动，就可以自我解脱死亡。可是这位敖乃松，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硬是在水波中浸死了自己。
当同类们提着绳索，把他拉上岸来的时候，发现了他十分简短的死亡遗言，大意是让来
寻找他的同类，不必下水去捞他，秋天的水太凉，容易得病着凉——只需像拉网一样，把绳
子往上一拉，就会把他拉上来云云。同类们正是如此这般把他拉出水塘的，但是看了他的遗
言之后，不仅在场的老右目瞪口呆，就连那位姓温的队长，也为之感叹了好一会儿。劳改农
场自杀的人并不罕见，敖乃松的死亡方式，可谓空前绝后。如果说前两个自戕的老右，死因
中都留下了时代风云赏赐给他们的精神异常；那么敖乃松之死，则无这方面的精神变态——
面对死亡他太清醒了，竟然将其当成了一场游戏。当然，深深探源，他也是一个荒唐年代的
祭品；可是祭品与祭品相比，显然带有他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分量。
正是由于此故，有的同类为他的死流下了眼泪，有的为他的死写了悼诗。直到历史新时
期，我们从各个地方平反回来，昔日同窗难友偶然相聚，还常常为之涕零。记得，张志华
（我前文写到的那个逃号）从福建老家来北京看望我时，曾说过敖乃松足可以称之为一代知
识人的风范。他选择的死亡游戏，当然首先是对反右和“文革”的抗议，但不容忽略的一点
是：他身上有着人类应有的自审良知——他伤害过同类，在无地自容的良知反省中，便有了
这场貌似游戏，却又深藏着游戏之外令人折服的精神升华。敖乃松的死，足以使那些当年整
死人的活人，或将许多知识分子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文化官员，当成一面镜子，看一看自己脸
上的污垢，心灵里的霉斑。仅以文化界而论，他们的地位比这个来自南开的大学生要高得
多，但是放在灵魂的天平上称一下重量，他们的人文良心又显得比敖乃松矮了半截。
第9节 生命档案中的灵肉之裸
我不属于以上三种类型中的任何一种，因而我活着——尽管我活得十分沉重。在我的印
象中，在茶淀农场最难熬的还是火热的夏季。由于大盐碱滩的土质，盐碱含量极高，所有的
树木，都不易成活。站在田野上举目四望，一马平川的大地上几乎找不到一棵遮荫的绿树。
即便是有一两棵侥幸的柳树，从盐碱滩地里钻了出来，也是弓背弯腰，像是畸形的怪胎，无
法起到为劳改成员遮挡烈日炎阳的作用。这是西荒地的自然赋予的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苦
夏。
另外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劳改队的监舍里，不知从哪儿滋生出来那么多的臭虫。它们无
孔不入，白天在炎阳下干了一大的活儿，夜里几乎难以成眠，这是我最大的苦恼。被褥上都
是小小的黑点，那是臭虫拉在上面的屎。夜里躺在炕上，炕洞里的臭虫便开始三路进攻，屋
顶上的臭虫如同软性炸弹一般，可以十分准确地降落在你的身上。有一段时间，这种专门以
吸吮人血为生的小东西，成了劳改队的大患，令劳改成员们叫苦不迭。
有一天，我无意之间打开我装书的纸箱，不同型号的大小臭虫，纷争着向箱外逃去，那
可怕的场景让人心麻。其实，这个问题狱医早就向队长反映过，但是干部家属区，在壕沟铁
丝网之外。可能是他们那儿没有臭虫之故，一直对此充耳不闻。直到后来不长眼的臭虫，蔓
延到了他们的家时，消灭臭虫的战役才打响。全队抽出一天的时间，用喷农药的喷枪，把被
褥以及一切杂什，喷了个如同淋水——曝晒两天之后，淋湿了的东西才晒干了。
臭虫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大自然的酷热，在无树的西荒地，是永远的一种无法挣脱的
灾难。记得在那年的盛夏8月，由于稻田要用水洗碱，我们奉命去加深加宽一条排水沟。早
上大喇叭广播说，那天是39℃的高温，经过了半天的日晒，到了下午真可谓天下火，地冒
焰；不要说挥动铁锹，就是往那儿一站，立刻汗流如雨。何况挖沟要下到沟底，那儿一点儿
也不通风，若同站在蒸锅里一般。
我一开始，头上顶着一个破草帽，身上只穿着一条短短的裤衩，没过几分钟，那条裤衩
已经湿淋淋地贴在了我的胯上，裆上的阳具，被裤缝磨得红肿生疼，加上汗水一胳，就像受
了宫刑一般。
“喂！穷酸，脱下那块遮羞布吧！”姓刘的组长对我喊着，“不然该把龟头磨烂了！”
我抬头一看沟底的“同窗”，不知何时都脱得一丝不挂，赤裸着全身在挥舞铁锹。尽管
这儿是男儿国，我也属于男儿国中的一个；但是我还是迅速地低下了头，躲开了视线中男人
都有的那件东西。始自1957年到1969年的12年劳动记录中，劳改部门里的千奇百怪的事
儿，我看到了不少；但是像那天的裸体大战，我还是第一次经历。
“喂！臭老九，别摆你的清高了！”
“不脱就叫他自作自受吧！”
“秀才，光着屁股干活是小事，要是磨损了那个玩艺，可是一辈子传宗接代的大事！”
“脱吧！”
“不脱，给他开瓜（扒光）！”
“是你自己动手？还是让我们帮忙？”
嘻笑声与拍击牛忙（一种喝人血的飞虫，大如苍蝇）的声响，一块儿传入耳朵。与其说
是受同类们的启示，还不如说是我自己要解脱磨裆之苦更为确切——又历经了片刻的犹豫，
我终于拿出“跳河一闭眼”的勇气，脱下了裆间那块湿淋淋的布片。我算什么？我在这个混
沌年代不过是个“吃屎分子”之一，日日夜夜与小偷。流氓同吃一个大锅里的饭，同睡在一
条大炕上——人家刑事犯，还属于“内部矛盾”；我虽然摘去了头上的帽子，仍然是“敌我
矛盾”。在劳改队的位置，我比那些光着身子挖沟的“内矛”还要低下，还有什么必要让那
裤缝磨裆？达尔文早有名言喻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出污泥而不染”，在这块被
炎热烧焦了的大盐碱滩上，还有什么实际价值？！
脱去了那块磨裆的布片，我当真感到免去宫刑之苦了。虽然这一切并非我的自愿，但是
生存下来就是胜利——生活正在驱使我这么表演。
“怎么样？痛快点儿了吧！”姓刘的头人对我说，“记住，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在囚
笼里多一份清高，就多受一份罪。”
“瞧！秀才的屁股比咱们的白，像白粉团！”
“白和黑卖一个价。”
“要是个妞儿的屁股就好了，可惜他也是带棒儿的！”
……
同组的成员，嬉笑了一阵，便不再闹了。因为拿我开心，也只能有片刻的精神转移。当
他们浑身上下成了汗人以后，便骂起天上那轮火球来了。
由于气候反常，“头人”规定轮流跳上沟渠，喘几口气以防中暑。轮到我上沟休息时，
我索性赤裸到底——这儿没有女人，没有可以忌讳的目光。大家轮流休息的地方，是世人难
以想象的地方。几十年前，这片只长茂密芦苇的荒芜土地，因为靠近大海，原本是海盗出没
和藏身的地方。有一个同类，在离我们挖沟不远的斜坡上，发现一口昔日埋过死人的空棺
材，死人早已被野狗或野狸子叼走，那口空空的棺木，又埋在不见阳光的阴坡，于是我们便
分头到里边去躲避炎阳。好在里边已经打扫干净，我用滴水的短裤擦了擦全身的汗，毫不犹
豫地钻了进去。
我是人？
我是鬼？
还是非人非鬼？
当时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活下去。灵肉之裸，也是源于这个生活理
念。
第10节 生命档案中的“马拉松”之役
在与牛为伍的日子里买下的那辆破飞鸽牌自行车，在1969年对我起了磨练意志的非凡
作用。下地劳动时骑着它，节约路耗只是它微不足道的作用之一；之二，我把积存起来的公
休日，一次性地用作回京探家。我舍弃坐火车而用自行车进行长途远征。当时，文革的血腥
气氛，已经稍稍淡化了一些。家居北京的“二劳改”，经过批准可以回家探视了。本来坐火
车回京的车票，我还买得起，但是生活昭示我，未来的驿路还看不见尽头——为了正视现
实，我觉得需要强化自己的意志，因而决定以自行车轮子代替火车轮子。
从茶淀到北京的路程，大约有二百多华里。夏日炎阳似火，坐在树荫下还要冒汗，何况
是这么遥远的行程，其苦累是可想而知的。昔日与我在桃园一起劳动过的赵鹏飞，与我在北
京的住家离得不算大远。因此，他在那年的夏秋两季，成了与我一起进行“马拉松”长征的
伙伴。我们穿过西区荒芜的大芦苇荡，越过波涛滚滚的金钟河小桥，就算是进入了自由世
界。
那是一番别有滋味的长征。自行车先是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在田间穿来穿去。要骑上
几十里土路，才能从杨村拐上洋灰马路。由于汗流不止，我们索性把上衣脱下来，夹在自行
车的后座上。反正在公路上骑车，谁也不认识谁，身份已然是等外公民了，知识分子的面子
便也不复存在。在地图上，茶淀与北京的距离，不过有小虫子那么长；可是自行车一圈一圈
地转起来时，不知要转上几十万圈，才能到达北京。
为了止渴，还要一路买西瓜吃。好在沿着公路摆瓜摊的不少，借着吃西瓜的时候，在树
荫下喘喘气。记得第一次我骑车回北京时，早上5点天刚微亮，就骑车上路了，直到晚上9
点——北京街头已然一片灯火时，才骑到了吉祥胡同口。由于腿部的超常运动，膝关节神经
失灵，我到了家门口下车时，一下子摔倒在院子门口。好在门口没有人，我独自拍了拍裤子
上的土，在门口喘了好一会儿，才搬着自行车走进大杂院。
为了这件事，我母亲曾经流过眼泪。她听我说是骑着车回来的，已然在感情上承受不
了，因为她坐着火车去茶淀探视过我，那火车轮子还要转上半天呢，我拿一辆破自行车与火
车竞赛，不是找死吗？！特别是她见到我的膝盖摔得血迹斑斑后，眼泪立刻顺着面颊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