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上的鼓励。按说她在学校时，是个十分标准的布尔什维克，是个骄傲的公主，此时此刻，
她却非常同情一个阶下之囚，这是我必须要提及的一件难忘的往事。
第12节 “桃花源”对岸的那位老人
始自1963年的夏秋，我就开始注意那个奇怪的老人了。
桃园里有一个丁字形水塘，它原本是引凤河之活水，而成为活水塘的——但不知始于何
时，活水断流而成为死水塘。由于这儿环境优美，团河农场的医院，就在那个宽不足20米
的水塘对面。
我和我的同班成员，经常可以看见水塘对面，坐着一个持竿垂钓的老者。之所以让人感
到有点奇怪，因为这个老人十分孤独。最初，我们都以为他是个农场里离、退休的老干部，
并没引起多大的注意。但是不久我就觉察这个老者，身边从没有出现过孩子和家属，这是不
太正常的现象之一；之二，这老人好像是一座时钟，只要是好天，他9点钟左右保证坐在河
塘的土坡上；之三，据我所知，这儿场里的头头，家都住在城内，难道他的家在农场？之
四，如果他是个住院的病号，有病号穿的衣服——他总是那一身蓝色的中山装；之五，这个
水塘里不能说一条小鱼也没有，可是寸步之外的凤河，还有凤河旁边的团河宫，不仅比这儿
垂钓方便，而且风景秀美，我站在这岸，从来没有见他钓上过鱼来。
同班里的刑事犯罪的解禁人员，可能对此并不太敏感，我们几个老右（包括来自部队的
寇邦安，他曾参加过林彪指挥的平型关战役，是个生活方面出了问题的解放军原校级军
官），脑袋里可有着阶级斗争这根弦儿——几个同类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神秘人
物。人越是无聊，越要寻找精神寄托，于是这个若同标准钟的钓鱼人，一度成了我们相互破
译之谜。
何群过去是从事会计工作的，有着超凡的缜密推理：“这个年代，关押人的办法很多；
软禁是对待老革命的手段之一，我猜这老头是一名要犯。”
“怎么不见警卫？”
“这种人是用不着警卫的；就是有警卫，也不会露面。”
最后，几个老右统一了认识，这是个有来头的人物。
有一次，董维森与总场的女园艺师（我只记得她姓张），来桃园巡视工作，我趁张不在
的时候，曲线地询问了董一次。我说：“水塘对面，有个钓鱼的老者，他要是场里的干部，
我们能不能给他送点桃子过去？”
董惊奇地看了看我：“你怎么有这个想法？”
“他挺孤独的，总是一个人。”
董维森对我笑笑：“你们别干越界的事，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他是……”
董只是对我摇摇头：“你就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不要乱管闲事。”
我的索密无果而终。但是我通过董的回答，更加明确了一点：那老人一非农场干部，二
非世上凡人。世上的人都有一种好奇的心理，越是不可知的东西，越是吸引人的探求欲望；
特别我们处在无事可做的时候，破译这个老者的生命密码，便成了我们几个同类劳动之余的
“副业”。尤其是我，昔日文学的职业本能，总在支持我不自觉地进行求索。有时，我站在
水塘这边，向那边凝神张望，想从那顶草帽下，看清他的五官。他个子不高，行动带有一点
斯文，只有在久久无鱼上钩的时候，他才抬起头来，朝对岸的桃林遥望。有一次，我从桃林
中回到看守房拿工具，正逢他沿着水塘边漫步。我停步于看守房外，与他的目光第一次碰撞
在一起，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竟然扬起头上的草帽，朝我挥动了一下。我当时只顾看清他的
脸，一时之间没有作出反应，当他把草帽重新戴在头上时，我才朝那老者举了举手中的喷枪
（给桃树喷药的工具）。这是我对他惟一的一次审视与观察：他好像情绪并不坏，微笑之间
流露出老人的善良。我再想看看他那张脸，可是他朝医院的方向走去了。
直到我有一次回京，去我老岳父家中时，无意问谈起这件事，他才敏感他说出了一个使
我吃惊的名字：是不是潘汉年哟！
老岳丈名叫张宗麟，是1928年入党的上海老地下党党员，后来去了延安。在上海的时
期，与潘有过不少的交往。他告诉我，上海地下党在30年代筹划出版《鲁迅全集）的时
候，潘做了不少组织工作，而他自己出任的是出版经理（关于张宗麟的情况，在《走向混
沌》第一部中，已有简述。张沪正在着手写她父亲的回忆录）。他之所以想到了这个人可能
是潘汉年，不仅仅是根据我说的情况。有党内的老朋友告诉他，潘目前刚刚从监狱中假释出
来不久，由公安部在北京市郊的某个地方进行监护，这完全符合我目击到的情况。老岳丈还
告诉我，潘是一个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共产党人，大约在1955年春天，毛泽东签署了对潘的
逮捕令，他是在北京饭店被抓走的。
当时我只知道潘曾任上海市的领导工作，对老岳丈讲的许多事情一无所知。记得，在当
天的饭桌上，老岳丈因多喝了几杯绍兴黄酒，借着酒兴对我说了延安“抢救运动”的往事，
说到最激动之处，老人竟然涕零泪落。我的老岳母几次制止他再说下去，怕我在劳改队内失
言惹事生非。在我告辞时，老岳丈对我说道：“你和阿沪受得委屈固然不小，但是你们应当
想得开一些；想想那些比你们承受更大的冤枉的人，你们就会少一些失意，多一些生活下去
的勇气。”老人的这一席话，我一直铭刻于心——并写信给张沪，曲里拐弯地告诉她家中老
人的意思。
但是河对岸的那位老者，到底是不是潘汉年，当时没有可能得到结论——直到我平反以
后，去团河农场访故时，我向场方询及这一问题时，场方才明确地回答了我——在桃园水塘
旁边垂钓的老者，正是潘汉年。当时他和他的妻子董慧，住在桃园对岸医院旁边的小院里。
据接近他的干部告诉我，当时他除了垂钓之外，还爱摆弄鲁迅先生送给他的全套俄国作家果
戈里《死魂灵》的木刻。这是出于潘汉年怀念鲁迅，还是那一幅幅《死魂灵》的木刻，使他
对人生有什么联想，在寸步之外劳动的我，没有与潘汉年交谈的机缘，不能妄自推断他看
《死魂灵》时的心态；但是隔河扬起草帽，对我友好地一笑，也算是一种缘分吧（后来我们
这些老右于1969年秋重回茶淀。他更是厄运难逃，于1967年初重返秦城监狱）！
由于这块地方水上风光不错，后来林彪出逃之后，涉及到海、陆、空军军种的几十号人
——其中包括被林立果选中的妃子美女张宁，都被弄到团河来接受过审查。那时候他们住在
桃园旁边的鸡舍，劳动基地却是在桃园。总场技术员云照洋告诉我，张宁当时特别爱默默流
泪。云曾询问她为什么，张宁说她想南京，想念她的妈妈——有这么多历史风云的过客，在
我劳动过的桃园留下感伤和悲哀，以及苦涩的历史背影，这是我所始料不及的。
天堂与地狱相隔并不遥远
回首20年的风雪驿路，我在“桃花源”内耕耘的几年，不管怎么说，都是我劳改生涯
中最为轻松的日子。但是留在三畲庄的我的那些同类，由于头上顶着帽子，身份仍属纯粹的
专政对象。特别是到了1963年夏天，社会宽松环境的结束，“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
战鼓，越擂越响，他们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
昔日董维森当右派政治指导员，高元松当中队长时的欢乐气氛，已经不复存在（他俩前
后调离了三畲庄）。当然，这种生活的无常变幻，根本的问题，在于大气候的无常变化；但
也不能说与干部的更迭，没有任何一点关联。记得在董和高主持三畲庄的工作期间，有一个
来自公安系统的右派易稼祥，他在劳动之余，还能向英语尖子刘祖慰、杜友良、刘乃元学习
英语，董对此持支持的态度。再如，来自北京师院中文系的学生高作纯（他与陈独秀的孙女
陈桢年，有着十多年苦涩的情爱史），在这一段时间内，自学完了大学中文系的全部课程。
之后，中国的政治生活，随着季候风飘忽不定而浓云翻卷，闪耀在老右面前的一线曙光，便
在中国的地平线上消失了。
因为偶尔还能与三畲庄的同类们，在田问地头上相遇，便陆续得到以下新闻：一些同类
到了三年的劳教期限，而不能按期解禁。按着法律规定，无论是犯人还是劳教分子，延长刑
期和劳教期，都该有所依据；但是随着政治季候风的转向，刑法成了无极变数，致使到期的
同类，不能按时成为农工（尽管农工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到了期而不能获得解禁的
老右自然产生不满，并由不满而提出有限度的质询——专政干部，不但作不出合理的解释，
反而采取高压手段，对其进行处罚性的禁闭措施。在这些日子里，高作纯、杨路、李泰沦等
十多位同类先后遭此厄运（杨路为了表示抗议，留起了络腮胡子）——他们被送到犯人区的
禁闭室，去接受不该接受的制裁。早晚一碗稀粥，中午两个窝窝头，此外还要强行让他们自
认罪错——这在1962年是难以想象的。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不断左转，三畲庄便开始了
一场）‘打鬼”运动，让同类们之间，互相揭发。有一个同类，密报谭天荣在晚学习的时
候，不知在涂抹些什么，于是后来接任董、高工作的干部，便以清扫卫生为名，对谭天荣进
行了搜查。结果从他的笔记本上，查出来一些谁也看不懂的符号，便开始对谭进行审查。由
于在日常生活中，李泰伦与谭天荣比较接近，并教过谭天荣拉二胡，中队便组织了一批同类
从李泰沦开刀：让李揭发谭的反动秘密。李泰伦知道谭天荣学的是速记，但他怕召起对谭的
更大疑惑，一直佯作不知——事情便越闹越大，直到把谭天荣重新送回劳教收容所，又回炉
炼了一段时间，才重新回到三畲庄来。如此这般，不仅昔日的正常改造气氛荡然无存，还使
得同类人人自危。
还有一桩冤案，制造了三畲庄的“莫须有”之最。有一天，同类郭允德在一个烟盒纸片
上，问来自钢铁研究院的老右王玉琦，钢厂轧钢的“轧”字怎么写，是不是“砸”字？王玉
琦告诉了他正确的汉字是“轧”。本来这件事构不成任何政治事件，但事情十分凑巧，郭允
德晚学习时在烟盒纸片上无意地写了“毛泽东”三个字（读报学习时顺手写下来的），之后
他顺手将烟盒扔在了地上。第二天，这张纸片被一个姓刘的同类拾到了，便立刻汇报到了中
队队部，便成了一桩反革命事件。其理由是：那个“砸”字，与“毛泽东”三个字出现在同
一张纸片上。
“打鬼”的行动开始了。同类中有那么几个急于立功的人，对此纸片开始是无限上纲，
后又对郭允德大打出手。学钢铁的王玉琦，出于公道与良心，在会上说明此事的原委，并提
请中队能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一问题；另一个名叫史镇华的同类，也在会上提出：如果郭允德
真有仇视毛主席之心，怎么会把纸片随便地丢在地上？这足以证明郭是出于无心。按说知识
分子，都有着缜密的思维，这其中的荒唐，是谁都能分辨清楚的——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窝
里斗的劣根性，当严酷环境到来时便会有淋漓尽致的表演：一群同类蜂拥而上，对主张实事
求是的王玉琦和史镇华，一阵拳脚相加，致使这两个同类变成了“乌眼青”。后来的结果，
令人心悸：为了询问“砸”与“轧”二字之区别的郭允德，被押送犯人队——判了有期徒刑
（到1979年之后才得以平反）。
到了“文革”初期，右派队的形势，变得更加不可收拾。经历过1962年宽松气氛的同
类们，此时已完全绝望。清华大学化学系来的高才生陆浩青，绰号“氯化氢”。他之所以有
了这个外号，不仅因为他的名字与这个化学名称有关，还因为他的脸上缺少血色，使人想到
“氯化氢”的色泽。“文革”乍起之时，他趁同类们出工之际，在仓库内悬梁自尽——多亏
被同类发现从梁上救下，才算活了下来（但是活过来那口气，不等于解决了他对前途的绝
望；后来重返茶淀后，他又一连三次自杀，后文将有叙述）。
另一个使我心惊的消息，令我悲伤了很久很久——那就是我在前文提及的“林妹妹”郑
光第的自杀。看起来他弱不禁风，但是他的根根瘦骨，都可以比作钢筋，足以让苟延残喘的
我及我的同类感到汗颜。他是在解禁之后自戕的，谁也料想不到这个温文尔雅的“二劳
改”、昔日北大化学系的骄子，会有勇气自进天堂：在一大公休时，他去了市内。在游历了
北海和故宫之后，他踯躅在什刹海的堤边。当天色渐渐黑下来以后，他在一个十分幽静的角
落，突然一头扎进了碧色的波涛之中。直到几天之后，农场才来领他的浮尸。他这种死亡方
式的选择，使我的灵魂颤栗了很久，农场里的水塘不少，他非要到皇城里来演出这场与世界
诀别的戏剧，我想只有理性思维非常发达的人，才能作出这种地域性的选择——他想要人们
知道，他的自杀是对那个时代的抗议。而他的外在是那么柔弱，这种外在形象与他的内在坚
强，反差之大，如南极北极。
这里举出的不过是同类们在那个严酷年代中的几个例证。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同类
中的先知先觉，而这种先知先觉，在知识分子中是绝对少数。过去常见书中对自戕行为冠以
懦弱二字，这其实是软弱者掩饰软弱的一种手段——死亡是勇敢者才有的行为，他们之间的
惟一区别，就看这种勇敢的选择价值博大与渺小。毛泽东的这几句话，还是有着它不可取代
的意义的：有的轻如鸿毛，有的重如泰山。陆浩青与郑光弟之自辞人世之举，显然是那个年
代的一部无字的《醒世恒言》。
我所以称他俩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