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意义的：有的轻如鸿毛，有的重如泰山。陆浩青与郑光弟之自辞人世之举，显然是那个年
代的一部无字的《醒世恒言》。
我所以称他俩为先知先觉，是对比同类而言。1964年的春节，毛泽东召开了多方面的
座谈会，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大多数，再次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广大知识
分子中造成草木皆兵。人人的紧张气氛。”（引自胡绳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社会上尚
且如此，最底层劳改队中的知识分子，情况当然变得更加恶劣。历经了七年多改造的老右，
自然失望之极——他俩意识到中国向“左”升温，还没有个尽头，只有像鲁迅先生说的。
‘我以我血荐轩辕”那般，表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血祭了——因而我提笔写“桃花源”的
生活回忆时，不能忘却对我的这两个同类进行笔祭。
第2节
“文革”的苦戏正式开锣，我的母亲脖子上被挂上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
因为我们中的绝大多数，虽然己梦断巫山，但是因为我们是5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
子，那无法去掉的历史胎记，还常常使我们对生活自作多情，与已不复存在的鸳梦藕断丝
连。
中国的政治运动，几乎无一例外地从文艺开始。1964年从批鬼戏《李慧娘）开始，之
后，马上续上了大批黑戏《谢瑶环》、《早春二月》、《北国江南》……到了1965年11月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实际上已拉开了“文革”的序幕。我们这些
“二劳改”，是每天晚上学习都要读报纸的；但不知是被阶级斗争搞得神经麻木了，还是我
们在“桃花源”有时也能自得其乐之故，竟然没有从报纸的字里行间，嗅出中国的一场血腥
之灾，已初露端倪。直到1966年的夏天，北京的砸烂“四旧”开始，我们才如梦初醒。我
们桃园班首先家里出了问题的是陈云诚，他的身份不是右派，但他是国民党在台湾高官的儿
子，于是他在北京六中教书的妻子，被红卫兵关进了六中进行暴力批斗。夜晚，红卫兵又恶
作剧地从窗外，向被拘于教室水泥地上的她，泼尿抛石。陈本来是有家可回的——此时他变
成了不敢回家的人。
我自然联想到母亲和儿子。尽管我的父亲死在了国民党监狱（因要奔往延安），但我的
出身是地主家庭，加上我和张沪都进了劳改队，“文革”将要波及到他们是必然的。中队以
保护我们的安全为由，采取了双周休息一天的办法；殊不知这使我及我的同类们，更加心急
如焚。终于盼到了休息的那一天，我不敢直接回家，而是先骑车到东四人民市场，找到同院
在那儿当售货员的邻居刘嫂，询问了我母亲的情况。
她躲开别的售货员，用最轻的声音对我说：“你先不要着急回去，等天黑了你再回也不
迟。你母亲前几天，已经被红卫兵挂上一块大大的木牌。我晚上偷偷去屋里看过你妈，她精
神还不错。”
“抄家了吗？”
“搜了一遍，好在你家也没有啥东西了。”刘嫂说，“让你妈着急的倒不是她自己，红
卫兵扬言要去农场斗你哩！”
“刘嫂，身在公安局的劳改队，已经是接受专政了。您可以放心，那儿目前倒是一个保
险箱。，，
“那就好了。”刘嫂说，“这是你妈最挂心的问题。”
我不敢在刘嫂身边逗留，可是夏天天黑得又比较晚，出了人民市场后，我沿着小胡同转
了很久，待天大黑了以后，我才偷偷溜进院子。屋门没有关，我轻轻一推，就进了屋子。真
是最知道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她听见我的脚步声，就从里屋走了出来。直到今天，我还记得
当时我对母亲的第一印象：她手上没有苏三起解的木枷，身上没有苏三的彩衣；但是垂挂在
她脖子上的那块大木牌子，却完全与囚徒苏三颈上的木枷一样。特别使我心动的是，那块大
木牌子不是用绳子拴系着的，而是用铁丝挂在脖子上的。由于木牌又大又沉，母亲的脖子被
铁丝勒成一道深深的沟槽——因而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手去摘她颈上的牌子。母亲一下
拨开我的手说：“不行！不行！”我说：“晚上没有人来，您怕个啥！”
“隔墙的街坊就是红卫兵，说来就来。你还是少惹一点是非吧！”
我拗不过母亲，只好松开我的手。然后拿来一块布片，垫在了母亲的脖子上——这样可
以减轻一点她的疼痛。母亲不放心地听了听窗外，惊恐地对我说：“没有打我，就算阿弥陀
佛了——你听，东院吴家正在打人哩！”
我侧耳听了听，当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刚才我进家时，精神太紧张了，竟然没有听见这
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我看你还是连夜回农场去吧！”母亲央求我说，“一旦他们知道你回来了，是会来抓
你的。听妈的话，你看妈没伤着胳膊断了腿的，你也就放心了。挂牌子就挂牌子，扫街就扫
街，只要人在，比什么都重要。”
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儿子不在屋里。母亲告诉我，她不想让孙子看见奶奶这个模样，运
动一来，她就把孙儿送到姥爷家中去了。母亲能如此从容而清醒地面对乱世，使我有些吃
惊。细想起来，似也不难找到生活依据：我四岁丧父，母亲与我相依为命（我无兄弟姐妹，
是独生子）。上中学时，有一段时光是母亲靠当保姆的收入，来供我上学的。可以说她从年
轻时，就受着生活的煎熬；1955年我才从河北老家把母亲接到北京，她没过上两天好日
子，五七年的反右就开始了。我和张沪双双被送往劳改队，家中扔下了不满一岁的孩子——
到1966年，她带着孙子，已经苦度了7个年头了。也许只有在苦水中泅渡过的人，才有对
各种突发苦难的应变能力。我木呆地望着苦命的母亲，泪水立刻盈上了眼眶，我真想把她颈
上的那块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取下来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但是，感伤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我只好安慰她说：“妈，我一定要陪您过一夜，这么晚了，没有人会来找我。”
“你进院时，有人看见你没有？”她神色不安地盯着我的双眼，似乎是想从我的回答
中，判断我的话是否诚实：“外院的一家人里，有个中学生当了红卫兵——红卫兵来咱家搜
查时，她是跟着一块儿来的。”
我继续宽慰着母亲说：“我是悄悄溜进门来的，没有人看见。”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不要说隔墙的吴家，武斗声声使人不能安眠；就是没有任何声音，
我也不会产生一丝睡意了。当我和妈妈囫囵个儿歪在床上之前，我母亲死活不肯摘下她脖子
上的那块木牌，我硬是从母亲的颈上取了下来，答应她只要听见人声，立刻再套在她的脖子
上——母亲这才上了木床。
母亲说：“造反的红卫兵说了，反革命家属兼地主婆，是不能住在这个院子里的——要
换城里的无产阶级来住。”
我说：“妈，您一切听他们的，不然会吃亏的。”
“总不会送我回乡吧？”妈说，“我一个人回乡还没啥，可是我走了小众怎么办？他姥
姥、姥爷都有病，孩子又正上小学，这不是愁死人么！”
“走一步说一步吧。”我满腹愁肠他说，“实在不行，跟着我去劳改队。”
“那可不行，他还是个小娃儿。”
我说：“在茶淀有带着儿子，女儿进来的——他是北大的助教。”
“宁可我带着他去要饭，也不能让他去你们那儿。”母亲的口气非常坚决，“你们俩就
这么个孩子，到里边学不了好。我舍出老命，也要让他成人。”
直到凌晨3点，我和母亲的主要话题，就是一旦发生什么不测，我小儿子的去向问题。
其间，我母亲还不断地打开手电筒，看着桌子上的闹钟——她不敢开灯，怕惊动周围的四
邻。大概是到了4点钟左右，母亲催我立刻回场。昨天夜里回家时，我没敢把自行车推进院
门，为了不把自行车丢了，我颇费了一番脑筋。沿胡同走来走去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夜里也
开着小窗口的药店——只好跳河一闭眼，把自行车放在了那家药店的门口。昔日我回家时，
母亲早晨要给我做饭；此时此刻，再没有这种可能了——我像一个离开黑店的贼，失魂落魄
地匆匆溜出宅院，直奔我放车的那个药店。老天还算有眼，没有让我坐车返场——那是会迟
到的。我骑上自行车，离开了东四北大街。
在穿过南长街的时候，我见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此时天刚微亮，一群红卫兵在斗争一
个躺倒在街心的老太太。瞧那阵式，是连夜的批斗会，无论是斗人者还是被斗者，神态都已
走形。皮带、链条虽然还在对那老太太不停地抽打，但已显得有气无力。当然那被打的老太
大，此时若同一只死狗一般，我看不清她到底还有没有呼吸——我猜想她还活着，不然那些
红卫兵应该早已散去。大概是为了提高斗志，有一个男红卫兵突然喊了一嗓子：
“嘿！该你们长头发的发挥威力了，‘半边天’不能只是站脚助威呀！给我上——”
几个原本站在外围的女红卫兵，便一起挤上前去。她们没有打那个老太大，但是却比那
些用皮带和链条抽打，更为刺激人的中枢神经——她们中间里的一个勇敢者，竟然跳到那老
大太胖胖的肚皮上，像是跳踢踏舞似地，在上面踩个不停。她一边踩，一边对那老人喊叫
着：“你这死顽固，看你交不交出房契？不交出来就踩死你这资本家！”
我大着胆子探头看了那老太太一眼．原来那个被斗的老人手里死死攥着一张纸条——那
可能就是红卫兵索要的房契。她或许已经死了，不然的话，为什么那些皮带、链条就是不能
让她松开手掌呢？当然也不排除那个老太太是个“葛朗台”般的有产者，宁舍命也不舍那张
房契——我不忍再多看一眼，跳上自行车便惶惶而去。
一路上，我想得很多很多：那个不管是不是属于“葛朗台”型的老人，要去她应去的
“天堂”是无疑的了；可是那个女孩，怎么会想起在老太太肚皮上蹬踩这一手段呢？！按年
纪算，她不过十六七岁，刚开始步入人生花季；老师不会教给她，她的父母也不会告诉她—
—那么她所以会有这种惊人的表演，是不是历史扮演了教唆犯的角色？潜藏在人类自身中的
善与恶，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很难有十分出格的行为的。据《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记
载，那些以杀人取乐的德国士兵，原本都是十分善良的孩子——但是，希特勒这个恶魔掀起
了罪恶的战争，“大日耳曼”的民族狂热情绪，被诱发出来之后，德国人自身中恶的潜能，
便被发挥到了极至和畸形的地步——踏在老人肚皮上跳舞的那位姑娘的表现，能不能从二战
的德国历史中，找到一点启迪呢！
不知为什么，一路上在我的头脑中，总是盘旋着那位女红卫兵的影子。她有母亲，她将
来也要做母亲——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在公共汽车上，她很可能给那位老太太让
座，或者顺口叫一声奶奶——此时此刻，她心灵中的善良完全披邪恶占有，原始的野蛮便不
唤自至；而她的这种精神错位，既是人性的，又是历史的——一个本来很伟大、但是后来被
神化了的人物，在这个特定年代，诱发出来的民族狂热的能量之大，可以呼风唤雨，点豆成
兵了。这位姑娘的霎间表演，可谓是人妖嬗变的一个典型。真的，从见到这一幕开始，我再
不仅仅为我自己的母亲悲哀——而是为全中国的母亲们感到悲哀了。
回到农场，我浑身大汗淋漓。空着肚子到桃园上班，承受的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煎熬。
陆丰年君匆匆过来找我，他说：“恐怕杨家要受我的牵连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说：“我自己的坟头都哭不过来，我们的家属怕是没有例外。”
“这是什么世道！我感到有点对不住人家了。”
“问题决定于杨春英，她的态度怎么样？”我自身虽然己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但同类
的命运仍然本能地引起我的不安。
“她挺爱我，不会发生什么变故。”陆丰年说，“可是她还上有父母哩，我总不能不考
虑人家的生存呀！”
我无言以答——因为我拿不出一条好的生活方程式来。不仅我拿不出来，就是孙悟空在
世，他的分身术恐怕也会在这乱世中失灵。
“前两大听人说，场里从大西北来了一些人，想动员我们到那儿去支边。你听说了没
有？”陆说，“据说，到了那儿，可以完全改变身份，成为真正的公民。”
这事情我是早有耳闻了，但我根本没有动心。道理十分简单，我的家中一老一小和还留
在茶淀的张沪，是我生活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没有这些骨肉相连的因素在内，我可能愿意做
一朵四海云游的蒲公英——我与陆丰年的情况不同，想法自然不尽一样；我是宁可在北京当
“二劳改”，也不愿意到遥远的边疆去当什么合法公民。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误的话，那是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除去南区犯人和北区三畲
庄没有解禁的老右之外，其他所有的“农工”，停产开会。那天早上起来，地处农工大队队
部的广场上，就响起了大喇叭的声响。这个有线的广播喇叭，过去每天广播的是有关文化大
革命的新闻，诸如，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以及《人民日报》的社论等等；这天早
上，我们正在排队打饭的时候，大喇叭突然一反常态地播放开了《我们新疆好地方》这支
歌，这说明大西北来招募农工的工作，将于今天开始。
那大的会议开得十分隆重。场里的头头们几乎都出现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除此之
外，有几个身着绿色军衣、但是不配戴红帽徽和红领章的陌生人，同时就座于场长身边。会
议开门见山，号召有志于开拓边疆的男儿，去支援边疆建设。其条件是在农场表现优秀的农
工，经过自愿申请和场部审查，合格者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