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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例如，达尔文“适者生存”的信条被不恰当的延伸而应用于人类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短语就造成了一个形象，好象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做殊死的斗争，而且好象要提倡淘汰不适应者，并把这当作进步的一个必要步骤。认为重要的斗争领域也许根本就不在个体之间，而在国家或种族之间，通过斗争来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或者其他什么主义或制度。故而，公民应服从于国家。以致伟大领袖的抱负代表了国家目标这样的信念，也就成了顺理成章。按照这种形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战争被誉为是强大民族施展权威的手段。这样，一个正确的生物学理论，就被错误地、冠冕堂皇地滥用延伸导向了军国主义合理论和战争合理论。据说当年达尔文在读到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宣称他的理论为拿破仑以及每一个奸商都提供了依据时，他感到惊讶。他显然不想看到建立在强权与狡诈基础上的竞争。
还例如，有些科学理论，尽管有少量事实显然可以证伪它们，但却在一定范围内仍不失为真理。象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尽管在说明水星的轨道时不附，但是人们还是接受了这个理论，因为在其他许多领域，已经证明可以用这个理论来指导研究。从这一事例中，我们应该认识到，把任何理论标上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标签是何等的危险。宇宙万物的复杂性，使我们不能期望有一种现行的理论可以对所有问题都作出正确的回答。当然，也不能以此为由，就可以对弊端漠视而去“掩耳盗铃”。
所以，我们必须时刻象“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似的，实事求是地去判别所谓的真理，小心谨慎地使用我们的一切“暂知〃。
俨兮其若客，涣兮其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
【注释】俨：俨然，容貌庄重。涣：涣然，态度融和。敦：淳朴、忠厚。旷：广阔、空旷。混：混同，浑沌。
恭敬严肃的样子，似做宾客；无贪欲不主观的样子，似冰将要消融；浑厚淳朴的样子，似尚未雕琢的素材；坦然旷达的样子，其虚怀若谷；混同凡俗的样子，若似污浊。
王安石在解释“涣若冰将释”时说：“性本无碍，有物则结。有道之士，豁然大悟，万事消亡，如春冰顿释。” 蒋锡昌说：“圣人外虽严敬如客，而内则一团和气，随机舒散，无复凝滞，涣然如冰之随消随化，毫无踪象可见也。”这种气概，也如同《论语》中所谓孔子是：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曾子也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
【漫谈】人们应该把爱真理这件事看得万分重要；爱真理和爱某个被宣称为真理的学说是大不相同的事，因为很多伪真理常常借用真理的旗号贩卖着本质上其实是反真理的糟粕。所以，强权的自封不等于是真理，“坚定不移”地个人迷信不等于是爱真理。爱真理的一个确实标志是“抱任何主张时都不怀有超出对这主张的依据所能证实的那种热忱”；这热忱是指类似宗教的那种热忱，那种热忱是抛开理性借助信仰来树立启示。所以，要“涣若冰将释”一样应当有勇气随时在经验事实面前主动放弃自己原有的错误成见。而动辄唐突地指教人，这种态度就是缺乏爱真理的精神。人们有理由认为，人假使自己多知道一些事理，对他人就会少显露一分神气。而且，好些名人、伟人认定的、或经官方钦定的真理，却不具备其社会性、客观性、普遍性。
【漫谈】我们要从马列主义那里继承高级的思想方法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这将是我们探索理论和政策的依据。但决不应把经典家根据其主观认知理论推导出的事物结论，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当作规范我们例行的简明教程，变成“两个凡是”；不要将其视为如同2＋2=4一样的简单明了，一样的不容置疑，一样的万古不变。例如，邓小平说，黑猫白猫，逮住老鼠是好猫。这句话蕴含的哲理现在依然是正确的，但这句话所指的具体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讲，现在却不是那么正确了。因为环境起了变化，现在很多人养猫是为了观赏，故而逮不逮老鼠，已不成为评判其好坏的关键因素了。所以，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在追求认识的发展上，绝不能作茧自缚，绝不能设任何“禁区”；否则，真理的探索就只能停步不前了。孔子尚且说：“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无所不说。”《论语》也中曾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
【注释】浊者而能清，安者而能生，在乎静之动之。但是久废不可速成，积弊难以顿除，欲速则不达。故而不能急进，不能指望一蹴而就。当然这不是说处理事物时，应当慢吞吞、推诿拖延，而是说应不断地、一点一滴地去做坚苦细致的促使渐进工作，才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徐而不疾，渐而不骤，循序渐进，使之顺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当年子夏为莒父宰，向孔子问政。孔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王弼说：“浊以静，物则得清；安以动，物则得生。此自然之道也。孰能者，言其难也。徐者，详慎也。盈，必溢也。”
【漫谈】前苏联80年代时，国家经济已经进入了不景气状态，这是由于社会机体兵营式的共产主义模式造成的危机。这实际上印证了列宁的思想，即社会主义是不能单靠热情来建设的。人们明白，这种僵化模式实际上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必须实施变革，而且是一场针对高度集中、官僚主义盛行、意识形态僵化，且成功扎根已有70年历史的那个体制的根本性改造。这样巨大的综合工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不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经济方面的革新措施就很难产生应有的效益；然而彻底的经济改革和逐步的政治改革，又只有在强大的、有权威的政权的可靠支持下才有可能获取成功。手里如果没有权力这个杠杆、没有克服改革阻力的实力，任何实质性改革都将无从谈起。
改革并不是暴力革命，而是一个和平的改良过程，它可以免除因激变而造成的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从而可减轻人民的灾祸和苦难。孰能安以动之徐生？这就需要其操作者具有高超的战略战术技巧，以便在改革的时段上掌握一个比较合理的进程。
然而，苏联在创记录的短时间内就进行了自由选举，建立了议会，实行了多党制，成立了反对派。特别是坚持了公开性，它使改革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动力，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然而其极端的公开性潮流却又逐渐变成了脱缰的野马，导致了舆论工具的完全失控。报纸、杂志以及各种大众传媒成了不同社会趋向和政治流派的代言人。歪曲和夸大事实的渲染以及无原则的争吵在向社会散播着仇恨、敌对和刻毒的情绪，浮躁、浅薄、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评论不断助长着各种成见和偏执。社会上通过演说和由媒体煽起的狂热日益强烈，焦急情绪和浮躁激进思想变得咄咄逼人，以致后来把斗争引向了街头，组织游行示威、召开群众大会、大喊大叫号召斗争、发动罢工、进行绝食，使政治运动失去了常态。社会纪律性急剧松弛下来，各种势力违规、违法操作，自行其是，使政权陷入了瘫痪。失却了平稳地进行体制转轨的机会。
在这种浮躁狂热和混乱无序的运动中，各色哗众取宠的极端主义者和矫饰作秀的偷机分子得以大行其道，无所不用其极地故作姿态大肆捞取舆论资本，人们出于对旧极端的深切愤恨，也就纷纷将青眼投向了他们，使他们成为了风云人物而地位扶摇直上，孰不知他们这种极端主义和偷机思想的本质所带来的今后必然行为，也必将会给人们带来新的烦恼。
社会在一般情况下，能够进行冷静、理智思维的人民总会占多数。但是，这种大多数人的民意只有在人心不是被舆论严重误导的前提下、只有在健全的有序的能够真正体现民主的法制平台上才能得到真实的显现。如果社会不能提供这一平台，或者派别势力脱离这平台去违规操作，那么真正的民意将会被歪曲，那时所显示的，只是极端意识群体依仗浮夸的喧嚣行为张扬出的暴民主义。
社会体制僵化后，怎么样才能使其安以动之徐生？它应该就是老子所谓的“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和谐之道，有人对这一现象作过中肯的描述：“最困难的莫过于给社会改革划一条相对和谐的路线了：这条路线要求具有最大的自制力、最坚定的勇气、最清醒的忍耐力和最准确的知识。”这种和谐之道并不是几何学上两点之间的某个中点，也不是要采取某种中间的立场，更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而是与社会客观存在的各种利益、主义、思想取得相对和谐的一种作法，是与大多数人民都能够接受为目标的和谐一致。
苏联解体留给人们的最大教训就是：处理事物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好分寸。它所发生的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几乎所有的挫折、错误和损失恰恰都和偏离了合理的分寸相联系。有时候是在施行尚未成熟的步骤时过分急躁；而有时候是应该施行的举措时机已成熟时，却又犹豫不决、慢条斯理，以致于造成迟缓延误。古希腊人哲学家柏拉图曾在自己学院殿堂上写有一句箴言：最佳的行动方案，最重要的是，不要陷入极端。这些道理，其实都包含在了老子的教训里：“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漫谈】虽然没有人会否认中国崛起的客观现实，但还是有一些人对中国的现实政治仍然予以诸多批评，对中共目前的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之间的距离感到失望。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共的施政理念在注入“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之后，实际上已经在政治文明领域里开始了新的尝试和探索，并且表现出了值得肯定的开明与勇气。
现代化的中国，需要现代化的政治文明和诸多软实力的驱动。中国特色的社会一旦与民主、开放、人权等普世价值有机地结合，那势必会迸发出难以想像的整合力。
北京当局当年对李敖以及香港泛民主派的宽容态度，就是值得称许的开始，对悲观预测中国前景的一些观点应该可以起到一点修正和纠偏的作用。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现在正此时矣！量变到质变需要一个过程，在这段时间内，有点耐心还是必要的。
【漫谈】社会中的事物链就象是自然中的生物链，各种事物都相互依存、互有影响。社会事物的进化也同生物进化一样，会不断有新的优化事物出现，以更适应其不断变化的社会。但这种优化的新事物，并不是才子或某伟大人物主观一厢意愿的主义，不是靠一纸似乎是美妙绝伦的设计蓝图加上高涨的热情和顽强的意志就可实现的东西，它只能是在社会现实中自然而然地应运而生，并在与社会方方面面不断磨合中逐渐改进和完善的产物。
这种优化事物，并没有常人观念意识中所谓的左和右、好与坏、先进与落后之分，它的成长历程，就如同基因的被选择，不是因为它在孤立状态下的〃好〃，而是由于其与基因库中的其他基因合作得好。好的基因应能够和它必须与之长期共同生活于一系列个体内的其他基因和谐共存，相互补充。这就如同磨嚼植物牙齿的基因在草食物种的基因库中是好基因，但在肉食物种的基因库中就是不好的基因一样。
所以，文革时代的“造反有理”面行为，应该说是不那么“有理”的，尤其是应该反对无端地破坏一切。而“破旧立新”更是个极端狭隘的口号，其实，你不破旧也能立新，当你的“新”有更优越的适应性能时，那旧的自然就不攻自破了，自然会被淘汰的。
【漫谈】胡适二十年代就曾在《这一周》文中说：“我们不承认在政治上有什么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但却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注释】盈：盈满，过甚。蔽：同弊；弊端，弊病。
矫枉者，欲其直，矫之过则归于枉。而正确的作法应该是追求事物的和谐、平衡、适中，是既不要不及，又不要过。人们的习惯倾向往往是作得太过，而客观规律则是盈满则覆。有人说，每种德行都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道，而每个极端都是一种罪恶。故“易传”和《老子》都说太过是大恶。列宁也说：“真理走过一步，即是谬误。”《吕氏春秋．不苟论》云：“冬与夏不能两刑，草与稼不能两成，新谷熟而陈谷亏，凡有角者无上齿，果实繁者木必庳，用智褊者无遂功，天之数也。故天子不处全，不处极，不处盈。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先王知物不可两大，故择务当而处之。”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这些话的意思都是在说，不要把事情做过份。也只有不把事情做过份，才不会有新的弊端形成。
【漫谈】有人说：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