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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吉利的说法不迳而走，宫人们又据此谈起另一种揣测：太子李贤根本就不是武后的亲生儿子，他的生母是韩国夫人。李贤被这两种说法搅得寝食不安，既疑且惧，加上母亲的权势重压，与武后之间迅速变得对立起来。
对儿子的态度，武后当然感觉得到。她先是撰写了《少阳政范》和《孝子传》送给李贤，提醒他为子为君之道。不过很显然这两本书对改进母子关系没有任何作用。武后也再不客气，多次给李贤写书信，直接指责他。李贤越发惶恐不安，想到大哥之死的各种流言，觉得自己也朝不保夕了。
不久，李贤写下了他唯一传世的诗篇《黄台瓜辞》：“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尚自可，摘绝抱蔓归。”他希望这首诗歌能唤起母亲的舐犊之情，但是权力解不开芥蒂，武后越听越怒。
调露元年（公元680）五月，就在李贤出于韩国夫人之腹且无缘帝位的流言甚嚣尘上之际，说出李贤无福继位这话的明崇俨却被盗贼杀死在洛阳城。好不容易才找到的神医宠臣竟然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高宗和武后看来都很伤心。明崇俨被追赠为侍中，谥“庄”，其子珪提拔为秘书郎。明崇俨除了预言李贤无帝王之命外，多数时候倒也广结良缘，加上医治高宗疾病的功劳，其子平安地度过了此后的纷乱年月，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还在升官，为怀州刺史。
能通鬼神的高官死于非命，顿时哄动了唐王朝。皇家派御史中丞崔谧等人查勘此案，许多人都因此被抓入狱中，屈打成招。但是招来招去，也没招出个靠谱的。这离奇的案子使明崇俨的死因一时众说纷纭。有好事者认为，明崇俨为奉迎帝后，过于劳役鬼神，因此被鬼所杀。更多的人则认为明崇俨不该泄漏天机多嘴多舌，得罪了太子，被太子派人杀了。
李贤素好声色，明崇俨死后的第二年，他昵爱男宠赵道生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为了表示宠爱，李贤还越制将太子宫中的许多金帛都送给了赵道生。对于这件事，司议郎韦承庆忧心忡忡地加以劝谏，李贤却置之不理。结果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武后耳中。武后遂派宰相薛元超、裴炎、高智周等人组成了一个专案组进入太子宫调查此事。谁知这一查竟查出了意外发现：从马坊中搜出了数百副铠甲，远远超过太子府的定制。与此同时，李贤的男宠赵道生也交代说明崇俨之死是自己奉太子命所为。面对“人证物证”，还有督办此案的宰相们，高宗目瞪口呆。出于对儿子的喜爱，何况铠甲也未曾派上用场，他仍然打算原谅李贤一次。然而武后坚决反对高宗的意见，说：“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看情况几名宰相也都赞成武后——即使如戏剧中所演的那样，铠甲是武后事先派人藏在马坊中的，可也是通过几位宰相的手起出来的。假使太子不废，哥几个迟早死定了——结果只有一个：高宗的意见被否定了。
调露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太子李贤被废为庶人，幽禁别院；高宗与武后的第三子英王李显入主太子宫，改元永隆，大赦天下。李贤被废后，查抄出的数百副铠甲被搬至天津桥南当众烧毁，他的住宅也被抄检了个底朝天。在抄检中发现了太子洗马刘讷言为李贤编写的《俳谐集》。这本书交到正为儿子纳男宠犯嘀咕的高宗手里，无异于火上浇油，大怒道：“以《六经》教人，犹恐不化，乃进俳谐鄙说，岂辅导之义邪！”当即下令将刘纳言流放振州（海南三亚）。太子谋逆被废，可是塌天大祸。众人都变着法子向皇帝表态，由此又引出一桩血淋淋的伦理惨剧。
长孙无忌恢复名誉后，被同案牵连的其它家族也纷纷重振，这其中也包括长孙无忌的舅父高士廉一家。高士廉的孙子高政时任太子典膳丞，也牵扯在李贤谋反案中。高宗废太子就不太情愿，所以也不打算处理高政，而是交由其父右卫将军高真行管教。谁也没有料到，高家自经历了上一次灾祸之后，已经不复往日胆气，都以为皇帝此举是在试探自己。结果高政刚进家门，就被生父高真行刺喉、堂伯高审行刺腹，死后又被堂兄高璿斩首，尸身丢弃于道路。惨死在亲人手里。听到这个消息的高宗怒火中烧，当即下令贬高真行为睦州刺史、高审行为渝州刺史，再一次赶出京城。
随后高宗又宽大处理了李贤的旧属，除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张大安降为普州刺史外，其它的僚属都不再做追究，而且官复原职。也算是死鬼高政的余泽。
耀元年（公元681），是李显成为第四任太子的头一年。这一年，高宗与武后最心爱的小女儿太平公主出嫁了。几年来磕磕碰碰不断的大唐第一家庭，终于有了一件象样的喜事。
太平公主幼年时，曾经许做道士，但实际上一直居住宫中。自唐高宗龙朔年间开始，吐蕃与唐王朝间纠葛不断，时打时和。在这样的情形下，吐蕃多次派人入唐，请和亲公主。这样的事高宗坚决不干。为示拒婚之意，太平公主正式入道，出居太平观。此后吐蕃边求婚边挑衅，唐蕃间打得一团糊涂。由于吐蕃地处高原，有地形之利，国人对恶劣的高原气候早已习以为常，一向生长在平原的唐军却无此便利，需要仰攻，此外吐蕃将帅和睦，唐军中将帅却时起争斗，打到后来，吐蕃竟占了上风。太平公主也就在道观中一直住了下去。直到降唐的百济（朝鲜）将领黑齿常之领兵，战事才发生根本转变。
开耀元年五月，在黑齿常之的率领下，唐军取得了唐蕃战争中的一场大胜。从此扭转战局，从此吐蕃败绩连连，黑齿常之守边七年，吐蕃畏之不敢犯疆。
边疆平定了，太平公主也就可以离开道观出嫁了。经过层层筛选，光禄卿薛曜与太宗女城阳公主之子薛绍成为驸马。武后对女儿的宠爱是很出格的。选定女婿后，她开始审查女婿的家庭成员，然后盯上了薛绍的哥哥薛顗薛绪之妻萧氏、成氏。她认为这两个女人出身不够高贵，根本没资格被自己的女儿呼之为嫂，说：“我的女儿怎么可以和乡下婆子做妯娌！”逼着薛顗薛绪离婚。世上哪有为弟弟娶媳妇使哥哥做鳏夫的道理？有人实在看不下去，出来劝说道：“你别看萧氏她家现在不起眼，算起来她还是隋炀帝萧皇后、唐太宗宰相萧瑀的侄孙，跟李家可是老亲戚了。”武后这才罢休。
开耀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太平公主与薛绍结成了夫妻。这时所有的人都不会想到薛家和太平公主未来的结局，高宗和武后只知道他们总算欢欢喜喜地看见女儿长大成人，而众人所能看见的，也只是那一场极尽奢华的婚礼。太平公主新婚刚一个月，高宗就再一次犯了病，于是李显继两位同胞哥哥之后，也成了监国太子。与李显的春风得意相对照的，是废太子李贤被流放巴州。
高宗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似乎脾气也变得比以前要好很多。自禇遂良、韩瑗等人抗言进谏触霉头以后，高宗说一不二，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也再没有谁敢对高宗说什么不中听的话。这时却有一个李善感挺身而出，当面指摘起了高宗的过失。对于这些谏言，高宗虽然没有买帐，却也没有找李善感的麻烦。消息传出，天下人都为之喜悦，认为皇帝对臣下的态度大有转变，将此事誉为“凤鸣朝阳”。这件事似乎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高宗绝不象传说中那样完全被武后控制。
弘道元年（公元683）正月，高宗带着武后最后一次登上了嵩山。七月，56岁的高宗李治风疾复发，病情越来越重。病到后来，高宗的头疼痛无比，以至于目不能视。侍医秦鸣鹤诊断之后，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缓解症状，那就是在皇帝的御头上扎针。帘内的武后一听这个大胆的建议，顿时大怒道：“这家伙可以拖出去斩了，居然想在天子头上动针！”做为病人的高宗实在是痛得没办法了，反而说：“但刺无妨，或者能有些效验。”秦鸣鹤连忙施出浑身解数，在高宗头顶百会、脑户二穴上行针，性命攸关也就格外超水平发挥，片刻工夫，高宗就觉得眼睛能清楚视物了。武后举手加额道：“谢天谢地！”额外赐给秦鸣鹤彩帛百匹。这次治疗过程被记载了下来，只是偏偏加了一句，认为武后第一次对秦鸣鹤发怒，是因为她“不欲上疾愈”。这一句评论实在令人感到滑稽。皇帝的头顶动针，在任何朝代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武后的反应完全是正常的。如果连这都属于“不欲上疾愈”，那还不如直说你怀疑她要杀夫好了。
所有的治病方法都用尽之后，高宗下令改元弘道，大赦天下以祈福。然而这时他的病已经严重得连骑马登楼都支持不了。就在颁布大赦令的十二月初四当天晚上，高宗逝于洛阳贞观殿，留下了一道遗诏，遗诏的内容十分丰富，但多数都可以忽略，只有两句却非常关键：“皇太子可於枢前即皇帝位，其服纪轻重，宜依汉制。”及“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也就是说，皇帝是李显，只有当新皇帝遇到难以决断的军国大事，才考虑听取武后的意见。
然而这道遗诏并没有被照办。高宗去世的第三天，宰相裴炎上奏，说太子尚未正式即位，还没有颁诏的资格，但国家事多，希望天后能够代理国家，颁“天后令”于宰臣施政。
渴望权力多年的武后，终于在宰相的配合下得到了执掌大权的机会。又过四天，李显才正式登基称帝，尊武后为“皇太后”。但这位新皇帝已经失了先机，他的母亲不愿将刚捏住的权柄轻易交回给他，想通过“老妇人”之手操控权力的宰相们也不愿让年青力壮的皇帝当自己的指挥官。等待李显的，是将成为傀儡皇帝的命运。
李显从前做皇子、太子时奈何不了母亲，连自己的元配妻子都保护不了，现在他好歹也是个皇帝了，当然不愿继续那样的生活，他要培植自己的党羽，从母亲的手里夺回权力。李显首先想到的，当然是自己妻子韦氏的家族，而韦氏也急于让自己的家族鸡犬升天。于是李显一下子就将韦氏的父亲韦玄贞由普州参军提升为豫州刺史。还没一个月工夫，他又打算将老丈人直接升为宰相，并让自己奶妈的儿子也同时当五品官。裴炎当然不能同意天下掉下一个新宰相来分权，何况这官也未免升得太快太不成样子，于是坚持不同意这项人事安排。李显立刻勃然大怒口不择言起来：“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裴炎听中宗这么一说，又惊又惧，连忙向武太后如实汇报。
李显和韦氏如此轻率地表现出急于掌权当“真皇帝”的心态，将他们自己推向了深渊。武太后随即与裴炎、刘祎之、程务挺、张虔勖商议定了废帝的密谋。
二月六日，武太后召集百官聚于乾元殿，在羽林军的簇拥下，裴炎宣读了废中宗为庐陵王的诏书，命人将中宗带下殿去。李显猝不及防，只会问：“我有何罪？”武太后徐徐地回答面无人色的儿子：“你想把天下交给韦玄贞，还敢说无罪！”一句气头话，葬送了李显的前途，他仅仅做了一个月皇帝，就被废了。倒霉的韦玄贞则被一撸到底，流放钦州。第二天，武后立自己最小的儿子豫王李旦为皇帝，王妃刘氏为后。有了中宗的前车之鉴，李旦刘氏的傀儡帝后当得更狼狈。他们甚至连皇帝的宫殿都无权入住，只能居于“别殿”，更别提过问什么政事了。所有的事务，都由武后端坐在紫宸殿的骖紫帐后处理。
二月八日，为了避免曾经监国的儿子趁乱东山再起，武后派金吾将军丘神勣去巴州察看李贤流放的情形。丘神勣此去当然不仅仅是察看而已，因此他抵达巴州不久，李贤就于三月初五被迫自杀，时年31岁。为了遮掩，武后指责将回朝复命的丘神勣误传旨意，将其贬为叠州刺史。当然，没过多久，丘刺史就又官复原职了。高宗的另几个儿子当然也被划在可能搅局的范围内，他们都被调离了从前的封地、离开了故地上营造的人脉势力：杞王李上金徙封毕王，翻阳王李素节徙封葛王。武后和宰相们也知道，如此大动作不可能不引起世人非议，格外重视收徕朝臣，名将旧相刘仁轨就是其中之一。这时的刘仁轨已经八十三岁，很有威望，武后特地命他为“西京留守”，并写信给他说：“昔汉以关中之事委萧何，今托公亦犹是矣。”刘仁轨虽然年老，但是朝中事务都看得明明白白，他回信给武后，表示自己年老难任，并说“吕氏见嗤于后代，禄、产贻祸于汉朝”，劝武后不要重蹈覆辙。
其实这样的劝诫毫无作用。权力一旦在手，无论愿意不愿意，都只能被它驱使着往前走，后退只有死路一条。但初掌大权的武后并不想得罪老臣，因此她特派侄儿武承嗣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去见刘仁轨，信中说：“公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初闻此语，能不罔然；静而思之，是为龟镜。况公先朝旧德，遐迩具瞻，愿以匡救为怀，无以暮年致请。”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就足够了，刘仁轨见好就收，也不曾再出头干涉朝政治理。免了武后的麻烦。
民间舆论也是武后关注的一面。有十几名羽林军官去酒坊找乐子，闲聊中有一人发牢骚说：“兄弟们冒着风险拥立了新皇帝却没得到什么封赏，早知如此，还不如拥戴庐陵王一直当皇帝呢！”众人斥喝戏笑，也没把他这句话当真。谁知同伴中的一人却悄悄起身，赶往皇宫密告。酒宴未散，抓捕的军队就已经包围了酒坊。结果，发牢骚的被处斩，席中诸人不管听到没听到那句戏话，都被安上知情不报的罪名绞死。告密者官至五品，十几名同伴的性命为他换了一身浅绯金带的新官袍。
这位新晋五品官的升发之道，当然被众口一词地咒骂了个底朝天。然而更多的人在道貌岸然地指责此行径的同时，暗地里却满心的艳慕。告密就此成风。
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又在极短的时间内处理妥当。而这时距高宗去世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