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不，将军，”并且越说越激动。
“是谁啊？”弗朗歇·德斯佩雷厉声问道。回答说是第十八兵团的马斯·德拉特里将军，他坚持他无法执行次日的任务，因为士兵太疲劳了。
“让我来接，”这位新上任的司令说。“喂，我是德斯佩雷将军。我已接任第五集团军的司令。你得进军；要么进军，要么就倒下去死掉；这没有什么可以多讨论的。”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9月4日来临了，一些地方尽管相隔遥远，都有着高潮即将来到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大事临头的前夕有时会出现的一种超感官的预兆。在巴黎，加利埃尼感到这将是“决定性”的一天。在柏林，布吕歇尔公主在日记中写道：“人们议论的尽是有关预料中的进占巴黎问题。”在布鲁塞尔，已是叶黄枯落的时候，阵阵疾风把落叶吹满街头。人们感到秋意萧索，寒气袭人，如果战火持续一冬，正不知如何是好。在美国公使馆里，休·吉布森发觉德军司令部里“气氛越来越紧张”，已有四天没有公布胜利捷报了。“我肯定今天一定会发生大事。”
在卢森堡的德军最高统帅部里，人们的紧张情绪，随着德国历史上的胜利时刻即将来到而达到了顶点。疲惫得不堪忍受的德军将在马恩河完成在萨多瓦＇注：萨多瓦（Sadowa），村庄名，现属捷克斯洛伐克，在赫腊德次…克腊洛佛附近。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普军在此击溃奥军主力。——译者＇和色当开始的事业。德皇以胜利者的口吻向一位从柏林来的大臣说：“今天是战争的第三十五天，我们包围了兰斯，离巴黎只有三十英里了。……”
在前线，各路德军并不把这场决战看作是一场战斗，认为只不过是围歼而已。“重要消息，”第五集团军的一位军官在日记中写道，“法国人已向我们提出停战要求，并愿偿付一百七十亿的赔款。”不过，他还是清醒地加上了一句，“现时我们还拒绝停战。”
他们认为敌人已被击败，任何与此相反的迹象都是不受欢迎的。当克卢克的参谋长冯·库尔将军接到报告说，在蒂埃里堡附近有一支法军队伍在边撤退边引吭高歌时，他顿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疑虑，但他却忍住不言，“因为一切有关新行动的命令已经下达了”。除了极少数类此的事例外，德方从不怀疑敌人在准备反攻，或者说在其指挥决策中丝毫感不到对此有何戒心。不过，事实上是有迹象可寻的，只是活动在敌区的德国情报机关未能搜集上报而已。9月4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一个情报员来到王储司令部说，整个前沿阵地形势很好，并且说：“我军各路在乘胜前进。”
但有一个人不以为然。毛奇和霞飞不同，他对自己的命运可能毫无信心，而且他也不是往往被自信蒙住眼睛的，所以他看事物是看实质而不是看假象。在这点上，他跟朗勒扎克相似。9月4日那天，他显得“严肃持重，闷闷不乐”。他对那位刚才与德皇谈话的大臣黑尔费里希说：“我们军队里的马几乎没有一匹能再向前迈进一步了。”他沉思片刻后接着说：“我们不能欺骗自己。我们获得了成功，但不是胜利。胜利意味着消灭敌人的抵抗力量。当成百万军队在战场上厮杀，胜利者必然有虏获，但我们的俘虏在哪儿呢？在洛林有两万，其他地方合计起来，或许也只不过一两万人而已，再说，从缴获的大炮数量较少的情况看来，我认为法国人正在作有计划、有步骤的撤退。”毛奇道出了一般人所讳言的看法。
是日，德军最高统帅部终于接到克卢克要横渡马恩河的电报，可是为时过晚，已无法制止。克卢克就这样把翼侧暴露在巴黎袭击之下，使毛奇焦虑不安。报告相继而来，说开往巴黎方向的铁路列车络绎不绝，这“显然是军队的调动”。同一天，鲁普雷希特又报称，法军从他的战线上撤走了两个兵团。至此，敌人的抵抗力量并未完结的事实是再也不能回避的了。
正如塔彭上校所指出的那样，法军的调动可能意味着要“从巴黎向我们右翼发动进攻，而我们的右翼却无后备力量可资补充”。这个问题毛奇和野战指挥官们是意识到的，而且感到棘手。德军在法军后撤期间与其后卫部队连续作战所受的损失，不能象法军那样容易得到后备力量的补充。德军的战线始终存在着缺口，因而大家感到两个兵团要是不调往东普鲁士就好了。毛奇现在打算从左翼调军增援，尽管鲁普雷希特在那里刚于9月3日向摩泽尔河再次发动了进攻。但事有凑巧，就在毛奇这一建议送达鲁普雷希特总部时，德皇刚好亲临该部视察。而这位皇帝，深信不疑最后这一击定可摧毁南锡防线，因此对鲁普雷希特和冯·克拉夫特的反对调走一兵一卒极力支持。换了别人，也许会力争不让，但毛奇不然。自从8月1日那晚在精神上受了打击以后，战局的变幻莫测和艰难困苦不是增强而是减弱了他的意志。既然未能为右翼搞到增援，毛奇只好决定停止右翼前进。
当晚草拟了命令，并于次晨一早发给各军。这道新令实际上公开承认了右翼的失败，公开承认了德国为取得胜利而践踏比利时中立地位计划的失败。这道日期为9月4日，也就是入侵比利时整整一个月的命令，对形势作了正确的估计，它指出：“敌军已摆脱我第一、第二两集团军的包抄进攻，一部分已与巴黎守军会合。”敌军正从摩泽尔河战线撤走，朝西移动，“很可能是要在巴黎战区集中优势兵力，威胁我军右翼”。因此，“第一、第二两集团军必须留在原处，面对巴黎东线……抗击巴黎敌军的任何进攻”。第三集团军应继续朝南向塞纳河挺进，其余各军则按照9月2日前令行事。
在胜利即将唾手可得之际忽然停止右翼的进攻，这在不出两周就将继毛奇担任德军总司令的陆军大臣冯·法尔肯海因将军看来，简直是神经错乱。他在9月5日日记中写道：“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我们的总参谋部已完全昏了头。史里芬的指示再也不管用了，毛奇智穷才尽了。”这倒不是毛奇的智穷才尽，而是德国人的时机不多了。毛奇从法军的行动中，已正确地看到它们对德军外侧构成的威胁，并采取了恰当的和明智的措施作为对策。他的命令的唯一缺陷只是为时太晚。虽然如此，如果不是加利埃尼赶紧行动，他的命令还可以及时挽回危局。
9月4日拂晓，巴黎飞行员的侦察报告使加利埃尼看到“必须立即行动”的时机。克卢克向东南方向的迂回进军，已使他的殿后部队成了莫努里所部和英军进攻的明显目标，如果莫努里所部和英军及时发动进攻的话。上午9时，在还未取得霞飞同意的情况下，加利埃尼就向莫努里发布预令：“我的意图是派你军会同英军进攻德军翼侧。你必须立刻作好部署，准备今天下午出发，作为巴黎营地部队向东全面运动的先驱。”莫努里本人则必须尽速亲自来巴黎会商。
然后，加利埃尼竭力设法从霞飞那里取得一项“迅速而果断”的决定。他们两人之间昔日曾是司令与部下的旧关系，其影响依然存在。他们彼此也心照不宣：官方已正式指定，如果霞飞发生任何事故，加利埃尼将接任总司令之职。由于加利埃尼熟知霞飞对他的影响怀有抵制和不满情绪，因此对说服霞飞并不寄予期望，而是先发制人，迫他就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先与波尔多的普恩加来通了电话，他说，他认为有一个可供我们立刻重新发动攻势的“好机会”。
9时45分，加利埃尼与法军总司令部接通了电话，这是一系列电话交锋的开端，所以他后来说：“真正的马恩河战役是在电话里打的。”这次是由克莱热里将军跟作战处处长蓬上校通话的，因为加利埃尼不愿跟职位低于霞飞的官员通话，而霞飞又是一向不愿接电话的，他对电话素有反感，他总是推托说，他“不会使用电话”。其实，他的真正理由，象其他身居高位的人一样是着眼于历史记载，唯恐在电话中说的话给别人记下来，而他本人又无法控制这种记录。
克莱热里把发动第六集团军和巴黎营地所有可投入作战的部队进攻克卢克翼侧的计划作了一番解释；他说，最好是在马恩河北岸发动进攻，这样，9月6日就能交锋；不然就在南岸进攻，但这需要推迟一天时间，好让莫努里渡过马恩河。但不论在哪边进攻，克莱热里要求总司令部都得发布一项命令，着第六集团军当夜进军。他强调了加利埃尼的信心，他说，加利埃尼认为全军停止后撤，结合巴黎方面的行动转入全面反攻的时刻已经到来。总司令部必须作出决定了。
总司令部是宁愿放弃首都的，加利埃尼则截然不同，他一开始就是从巴黎必须设防固守这一信念出发的。他是从巴黎的立场来观察全线的，他并不直接了解野战军的情况。他决心要抓住克卢克迂回行军给他提供的机会，他深信他的行动必然会促使发动全面反攻。这是一个大胆的，甚至是一个急躁的计划，因为在对其他部队缺乏全面了解的情况下，他不可能正确判断究有多大的胜利机会。加利埃尼认为他已无选择余地。这也许是他具有一种伟大司令官对于时机到来的直觉，更大的可能是他感到法国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道路可走。
上午11时，莫努里赶到巴黎听取指示，但霞飞那里仍无回话。中午，克莱热里再次打电话请示。
在这期间，设在巴尔一所学校里的法军总司令部里，作战处的军官们正聚集在作战挂图前面，热烈议论着加利埃尼的联合进攻计划。一个月来，法国军事方面的种种希望的惨遭破灭，虽使一些人产生了谨慎从事的心理，但另一些人，则始终是主张进攻的狂热信徒，他们回击了主张小心谨慎的每一意见。霞飞在旁倾听了他们的争论，并由他的副官米勒尔上尉记录。“部队已经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吗？这不成问题，他们是法兰西人，对节节退却已经受够了，只要听到一声进军号，他们就会忘掉疲劳的。福煦和德朗格尔两集团军之间有缺口吗？这可由迪巴伊集团军的第二十一兵团前来填补。各集团军还未作好进攻的准备吗？这可以问一问各野战指挥官，看他们怎么回答。至于英军的配合嘛？啊，这倒是个更加棘手的问题。谁也不能给它的司令下命令，只能同他协商，而且时间又不多了。但是，现在重要的问题是必须抓住这个时机，否则稍纵即逝。克卢克如今还能补救他的错误，第六集团军的行动势必会引起他的注意，使他看到他所面临的危险。”
霞飞没有提供任何意见就走了，他跑到贝特洛将军的办公室去同他计议。贝特洛反对这个计划，他的论点是，各集团军不能贸然掉过头来，它们必须按原定计划撤到强有力的防线，并让德军更深入地投进罗网。而尤其重要的是，只有在来自洛林阵地的两个兵团进入阵地以后，才能取得必要的数量上的优势。
霞飞一言不发地两脚分开跨坐在有草垫子的椅子上，面对着贝特洛的作战挂图，考虑着问题。他的最后的反攻计划，本来就包括使用第六集团军进攻敌人右翼这个打算在内的。可是，加利埃尼现时却逼他立即行事。霞飞希望再有一天时间，好让增援部队赶到，让第五集团军作好部署，让他有较充裕的时间争取英军的配合作战。所以克莱热里第二次打电话来时，给他的答复是：总司令择定在马恩河南岸进攻；克莱热里对拖延表示异议，给他的答复是：“推迟一天意味着可投入更多的兵力。”
此时此刻，霞飞必须作出一个更为重大的决策：是执行原定计划向塞纳河后撤，抑或现在就抓住时机冒险与敌决一胜败。酷暑逼人，霞飞走出门外，坐在学校运动场上一棵垂柳的树荫里。他生就是个裁决者，他首先汇集各人的意见，加以分析整理，然后权衡这些人的个人系数，酌予调整，最后宣布他的决定。这些决定始终是他的决定，成功了，荣誉是他的；失败了，责任也由他承担。眼下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法兰西生死存亡的问题。在过去三十天中，法军把它准备了三十年的伟大事业付诸东流。现在是拯救法兰西，再次考验它不愧为1792年的法兰西的最后时机。入侵者距霞飞坐的地方仅四十英里，而离最近的法军还不到二十英里。桑利斯和克雷两个城市在克卢克部队过后一片火海，桑利斯的市长且已丧生。此刻，要是法兰西在各集团军尚未准备就绪以前就转入反攻而失败了的话，又将怎样呢？
因此，必须立即查明各集团军能否及时准备就绪。由于第五集团军处于关键地位，霞飞发了一个电报给弗朗歇·德斯佩雷：“明日或后日由第五集团军全军会同英军和巴黎的机动部队攻打德国第一、第二两集团军，似属有利。请告知你集团军能否照此执行并有把握取胜，速复。”同样的电报发给了福煦；福煦此时正与弗朗歇·德斯佩雷相邻，面对着比洛。
霞飞依然坐在树下思考着。大半个下午，这位身体臃肿的人物，穿着黑色的军上装，宽松下垂的红裤子，和一双不装马刺、不摆架势、副官为之遗憾的军靴，就这样默默无言，巍然不动。
也就在这天下午，加利埃尼携同莫努里于1时驱车离开巴黎前往英军司令部，该部当时设在南面二十五英里位于塞纳河畔的默伦。关于他请英军给予支援的要求，于盖上校已给了他否定的答复。于盖说：约翰·弗伦奇爵士已“采纳参谋长”阿奇博尔德·默里“慎重从事的意见”，将不参加进攻，除非法国人保证守住从英军阵地到海边这段塞纳河下游的防线。这两位法国将军的车子从巴黎南下的车队旁开过，于3时到达英军司令部。穿着苏格兰短裙的岗哨挺拔地行了举枪礼；屋子里面的一些军人正在忙于打字；而他们的元帅和他的要员却连影子也找不到，看起来参谋部已被局势“搞得晕头转向了”。找了很久，总算找到了默里。他说，约翰·弗伦奇爵士出去视察部队了，何时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