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吞阿尔萨斯以及洛林的一部分后，俾斯麦便建议尽可能给当地居民以最大限度的自治权，并对他们的地方主义进行鼓励。他说，他们多想到自己是阿尔萨斯人，就会少想到自己是法国人。他的后继诸公却见不及此，未把这批新添的黎民的愿望放在心上，不去争取他们，而把这两个省份当作Reichsland（即“帝国领土”）来治理。派去的德国官员，其施政方针几乎跟对待非洲的殖民地无异，他们唯一的政绩是激起了这两处人民的愤怒，离心离德，直到1911年才恩赐给他们一纸宪法，但已为时过晚。德国的统治在1913年的察贝恩事件中原形毕露。事件的起因是市民和驻军之间的口角，一个德国军官用军刀刺伤一个跛脚的鞋匠。这场风波的结果是：彻底暴露了德国对这块帝国领土的政策，普世的舆论掀起一阵反德浪潮，同时军国主义也在柏林高奏凯歌，察贝恩的军官成了誉满京华的英雄，受到王储的嘉奖祝贺。
对德国来说，1870年的胜利还不能算是最后的解决。德国人认为，当他们在凡尔赛宫明镜厅里宣告德意志帝国成立之际，德国主宰欧洲的日子已开始出现，可是，这一日子却始终姗姗来迟。法兰西并未成为齑粉，法兰西帝国实际上还在北非和印度支那开疆拓土；世界上崇尚艺术和美感的人们，追求奢华时尚的人们，仍然拜倒在巴黎脚下。德国人对这个已经被他们征服了的国家依然是妒意难消，隐痛在胸。“法兰西的富贵豪华有如仙境”，是德国人的一句俗话。同时他们又认为法兰西的文化已经腐朽，民主政治已经使它软弱无力。“一个在四十三年中任命过四十二任陆军部长的国家，是不可能有效地作战的。”德国的史学泰斗，汉斯·德尔布吕克教授曾如此声言。德国人深信，他们自己的心灵、实力、能量、勤劳，以及民族品德，都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们感到欧洲的盟主非我莫属，色当大业必须事竟其成。
生存在德国人这项未竟大业的阴影下的法兰西，随着精神和实力的恢复，对于年复一年的保持防备警戒，对于领袖们年复一年关于自救图存的告诫，也就滋长了厌倦情绪。随着新旧世纪的交替，法兰西精神便针对三十年来的困处守势，以及这种守势所隐含的惰性，起而造反了。法国自知体质不及德国。它人口较少，出生率较低。它需要有一种德国所缺少的武器，使自己有信心发奋图存。“胸怀理想，利剑在握”，满足了这一需要。用柏格森的话来说，这便叫做生命的冲动，也就是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意志。法兰西笃信这种意志法力无边，从而也就深信不疑，人的精神毕竟无须对天意所归的进化势力俯首帖耳，虽然叔本华和黑格尔都曾声称，进化的势力是不可抗拒的。法兰西的精神可以成为一个均衡因素。它的必胜的意志，它的冲动，足以使法兰西挫败强敌。它的特异的禀赋在于它的精神，光荣的精神，1792年的精神，无与伦比的《马赛曲》的精神，马格里特将军在色当战役中率领的骑兵部队英勇冲锋的精神，这种精神，甚至连当时亲临观战的威廉一世也不禁为之高呼，“啊，多勇敢的人们！”
相信法兰西的热血沸腾，相信高卢人的同仇敌忾，这就在1870年以后的一代人的时间里复活了法兰西对它自己的信心。就是这股激情，使它的军旗高高飘扬，它的军号激越嘹亮，它的战士斗志高昂，如果“往事重演”的日子一旦来临，这股激情便会指引法兰西走向胜利。
柏格森的生命的冲动经转译成军事术语，便成了进攻的理论。随着防御战略让位给攻势战略，对于比利时边界的注意也就相应地日趋淡薄，取代它的则是重心步步东移，一直移到法国人可以发动进攻，实行突破，直趋莱茵河的地点为止。对德国人说来，取道佛兰德的迂回路线可以通向巴黎；对法国人说来，这条路线却哪儿也到达不了，他们只能选一条最短的路线前往柏林。法国总参谋部的思路越是向进攻战靠拢，它集中在出击点的兵力就越大，留下来防守比利时边界一线的兵力就越少。
进攻派的学说源出陆军大学。这一学府乃是法国军界的英彦骏骥荟萃之所，校长弗迪南·福煦将军是法国军事理论的一代宗师。他的头脑仿佛是一颗心脏，有着两幅瓣膜：其一专供把精神注入战略之用；另一则司常人识见的流通出入。一方面，福煦传布一种关于意志的奥秘的说教，这可见于他的两句名言：一是“克敌制胜的意志是胜利的首要条件”，或者说得言简意赅一点，“胜利即意志”；一是“一场胜仗就是一次决不服输的战斗”。
在实际运用中，这就成了他日后那道蜚声一时的马恩河的进攻令，而当时的形势要求则是撤退。当年在他身旁的军官们都还记得，他一面勃然作色，攘臂奋拳，咆哮如雷地吼叫“进攻！进攻！”一面象通了电似的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地冲来冲去。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在按照陈规说来已吃败仗的时候还要在马恩河战线上向前进攻？“为什么？我可不清楚。为的是我部下的士兵，为了我有一个意志。再加上——还有一个上帝。”
尽管福煦对于克劳塞维茨的学说造诣很深，但他却不象克劳塞维茨的德国后辈那样崇信一份事先制订的万无一失的作战时间表。他倒是谆谆教导人家，必须不断根据情况随机应变，当机立断。他常说，“操典条令在操练时确是再好不过的，但在危急关头就没有多大用处……你们必须学会思索。”思索的意思是要让主观能动性有纵横驰骋的天地，要让那些不可捉摸的因素去制服物质的因素，要让意志有用武之地，去制服环境条件。
但是福煦也提出警告，认为那种光凭士气便能克敌制胜的想法乃是一种“幼稚的见解”。在他的讲演里，以及在他的战前的《战争原理》和《作战指导》这两本著作中，他都会从玄学的凌空翱翔中急转直下，降落到战术的地面上来，细叙前卫部队的布置，安全措施或警戒部署之必要，火力诸要素，服从与纪律之必需，等等。他所传授的军事学中有关现实情况的那一半，可以用战争期间传诵一时的他的一句名言予以概括，“问题的实质何在？”
尽管福煦讲起战术问题来也是娓娓动听，但是最使门墙桃李醉心倾慕的却是他所启示的意志的奥秘。早在1908年福煦还在担任教授的时期，克列孟梭有意要他出长陆军大学，曾经派了一个私人代表前去听课，此人听后大惑不解，汇报说，“这位军官讲授的抽象空论，真是叫人如堕五里雾中，简直要把学生变成白痴。”克列孟梭听了这样的报告还是起用了福煦，不过，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报告倒也是言之不妄。福煦所宣讲的原理，不是由于它过于玄妙深奥，而是由于它过于引人入胜，因此便使法兰西入其彀中。身任第三处即作战处处长的格朗梅松上校，“一位心肠火热、才华出众的军官”，则尤其是如痴似狂地信奉他的那些原理。1911年，他在陆军大学所作的两次讲演起了使其奥秘具体化的作用。
然而，格朗梅松上校所掌握的只是福煦的军事原理的顶巅而不是基础。他所大谈特谈的是冲动，而对安全却只字未提；他所阐述的军事哲学，好似电流，触动了听众的心弦，使之激动，使之倾倒。他在眼花缭乱的听众面前祭起了“胸怀理想，利剑在握”的法宝，向他们指明法兰西的致胜之道。它的精义在于殊死进攻。唯有这样的攻势才能成为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决战，把决战“进行到底便是战争的根本任务”，这样的决战，“一经交火，就不容三心二意，而必须全力以赴，死拼到底，把人的耐力发挥到极限。”夺取主动乃是必要条件。对敌人的意向武断地作出判断，并据此预作战略安排，实属冒失。要取得行动自由，全靠强使敌人接受我方意图。“一切指挥上的决断都必须来自夺取主动和掌握主动的意志。”防御战略已被忘怀，已被放弃，已被扔到九霄云外；唯一可能容它立足之处的，是有时“要在某些地点节省兵力以供增强进攻力量之用”。
这套理论在总参谋部产生的作用果然非同凡响，不出两年，便体现在用作指导实战的新颁《野战条例》之内，体现在1913年5月通过的名为《第十七号计划》的新的作战计划之内。格朗梅松讲演后没有几个月，共和国总统法利埃先生便宣布：“唯有进攻才与法国将士的气质相称。……我们的决心已定，要一往直前，迎战敌军，毫不犹豫。”
法国政府在1913年10月颁布的新《野战条例》，是法国陆军的训练和指挥的圭臬。这部条例一开头便是豪言壮语，气概不凡：“法国陆军，现已恢复其传统，自今而后，除进攻外，不知其他律令。”然后开列八条军令，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决战”，“锐意进攻，毫不犹豫”，“勇猛凶狠，坚忍不拔”，“摧垮敌方斗志”，“无情追击，不顾疲劳”。条例把防御战踩在脚下，不屑一顾，其热切的心情实不亚于正教会之要把异端邪说一举除尽。它宣布，“唯有进攻战才能达到积极的战果。”条例的执笔人还给第七条军令用上了斜体字以示醒目，条文说：“军心士气重于一切，一切战争都是军心士气的较量。一旦失去征服敌人的希望，失败便不可免。胜利并不归于蒙受伤亡最少的一方，而是归于意志最坚强、士气最旺盛的一方。”
全部八条军令，没有一处述及物资、火力，也没有一处述及福煦所说的安全。整个条例的要旨可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法国军官团所津津乐道的一词：勇敢，或者说得不那么文雅，有种。青年人出发攀登山顶，都是高擎一面大旗，上写“更上一层！”1914年的法国军队则是在“勇敢”的大旗下开赴战场。
这数年间，尽管法国的军事哲学已经改弦易辙，法国的地理却依然如故。国境线上的地理态势仍旧维持着1870年德国一手安排的原状。威廉一世向对他提出抗议的欧仁妮皇后＇注：法皇拿破仑三世之后。——译者＇解释说，德国的领土要求，“只不过是把法国军队今后可以用来进攻我们的出发点向后推移而已，别无其他目的”。不过这样也就同时把德国可以用来进攻法国的出发点向前推进了。尽管进入本世纪以来，法国的历史和法国的发展都使它全神贯注于打进攻战，其地理形势却仍然需要采取防御战略。
1911年，也就是格朗梅松上校发表讲演的那一年，有人在最高军事会议上作过一次最后的努力，要使法国遵循一条防御的战略。力主此议者是身居要职内定要出任总司令的米歇尔将军。他是最高军事会议的副主席，如果发生战争，也就是总司令的当然人选，因而在那时，他是陆军中地位最高的一人。他在一篇把史里芬意图反映得一清二楚的报告中，提出他对德军可能采取的进攻路线的估计，并且提出他的反击方案。由于德法共同边界的地形陡峭，加之法国在边界沿线布有防御工事，所以他坚决认为，德国人如在洛林作战无法取得速战速决的胜利。取道卢森堡和马斯河以东贴近卢森堡的一小块比利时领土，也不能给他们所偏爱的包抄战略提供充分地盘。他说，唯有借助“比利时全境”，德国人才能搞成那么一场“即刻的、无情的、决定性的”进攻战，德国人必须赶在法国的盟军开始行动之前就发动那样一场攻势。他指出，德国人对比利时的大港口安特卫普早已垂涎欲滴，这就使他们取道佛兰德的进攻又多了一条理由。他建议要在凡尔登…那慕尔…安特卫普一线布列百万法军迎击德国人，法军的左翼——跟史里芬的右翼一样——必须把衣袖拂及海峡。
米歇尔将军的计划不仅属于防御性质，而且还取决于一项他的袍泽看来是要受到强烈谴责的建议之能否实现。米歇尔将军为了对付他所估计的德国人将要通过比利时入侵法国的兵力，要给每个现役团配备一个后备团，从而把法国第一线的有生力量增加一倍。如果他建议要把名噪一时的女艺人米斯坦格特推举为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也不见得会比这个配备后备团的建议惹起更大的风波和受到更多的唾骂。
“后备役不顶用！”这是法国军官团的传统见解。凡是根据义务兵役制受毕军训而年在二十三岁到三十四岁之间的男子，都被列为后备役。动员令颁布后，最年轻的几届便被编入正规陆军部队，使之达到战时编制的实力；其余人员一律根据他们所在地区的情况组成后备团、后备旅、后备师。这些后备部队都被视为只宜担负后方勤务，或者充任要塞守备，而没有资格配属作战部队，因为它们缺少训练有素的军官和军士。正规军蔑视后备部队是右翼政党所同声附和的，而对于“全民皆兵”原则的憎恶又助长了这种看法。把后备部队和现役师混合编组，那就不啻是给陆军的战斗锐气泼冷水。他们相信，保卫国土只能依仗现役陆军。
另一方面，对于那位昂首马背的布朗热将军仍然心有余悸的左翼各党，头脑里都把陆军和政变牵连在一起，并且认为唯有“全民皆兵”的原则才是共和国的安全保障。他们都主张，短短数月的训练就足够使任何一个公民成为合格的战士，他们也都死命地反对把服役期延长到三年。延长服役期是军方要求在1913年实行的改革，这不仅是为了要和德国陆军的延长服役期相颉颃，并且也是为了随时有更多的服役受训的兵员，随时可以减少对于后备部队的倚重。经过一场大动肝火的辩论——这可给国家产生了惨痛的分裂的影响——三年兵役法于1913年8月生效。
关于进攻战的新理论使后备兵员受到的鄙夷有增无已。这种进攻战的思想，被认为是只能正规地灌输给现役部队。打好以白刃战为象征的使敌人无法抵御的猛烈的短促突击，基本的素质乃是冲动，而冲动是不能求之于已经过老百姓生活而有家室之累的那些男子的。后备兵员和现役部队混在一起只会搞成“士气低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