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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胡说啦，我的上校！”施奈德嚷着，非常气愤。
“也罢，如果你什么也不愿干……”亚历山大上校说，最后还蔑视地耸了耸肩膀，这下子可使在场的朗勒扎克忍不住发火了。他详详细细但不太策略地谈了他对总司令部战略的看法。事到如今，他对霞飞和总司令部的信心和他们对他的信心，已到了半斤八两的地步。他的一侧是一个拒绝联合行动的独立行事的外国将军，另一侧则是一无掩护（福煦特遣队是过了两天，到8月29日才开始组织的），而今却要他反攻，他确实感到压力很大。按他的性格，这是他受不了的。给他的任务，事关法国存亡，而他对霞飞的见解又毫无信心；他只好以发脾气和冷嘲热讽来消愁泄愤。大家也都了解，即使在和平时期，他也是这种脾气。他还详细解释了他对他称之为“坑道工兵”的，仅仅是个工兵的霞飞其人所以不尊重的原委。
“我见到许多军官围着朗勒扎克，”前来看他的某兵团的一个参谋说，“他看来非常不高兴，粗声粗气地在发表意见；批评总司令部和我们协约国的时候，也没有琢磨字眼，而是直着喉咙说的；对总司令部和英国人，他尤其气愤。他谈的主要意见只是希望别人不要过问他，需要后撤多远，他就后撤多远，他会掌握时机的，到时候，他会把敌人一脚踢回到他们老家去的。”用朗勒扎克自己的话来说，“我忧虑已极，甚至对参谋部，我也不想掩饰。”在下级面前显示出焦虑不安已经是够糟糕的了，当众指责总司令部和总司令，更是错上加错，因此朗勒扎克当司令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
第二天，8月28日一早，霞飞亲临马尔。他看到朗勒扎克形容枯槁，两眼充满血丝，反对反攻计划，情态紧张。朗勒扎克再次坚决认为他全军西去必将遇到敌人攻其右侧的危险，霞飞勃然大怒，叫嚷着：“你难道不想当司令啦？必须出发！没有商量余地。这一战的成败全在于你。”这个突然爆发的惊人怒吼，如雷轰鸣，响声远达巴黎，而且是越来越响，所以，第二天传到普恩加来总统时，在他日记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记载：霞飞威胁朗勒扎克，如果他再踌躇不决，或是违抗进攻命令，就把他枪毙。
朗勒扎克深信这份作战计划是错误的，表示没有一纸书面命令就拒不行动。霞飞终于冷静下来，同意了朗勒扎克的要求，向朗勒扎克的参谋长口授了命令，并签了名。在霞飞看来，一个司令官只要懂得给他的命令、任务，就不会再有什么理由烦恼不安；而且，他还可能向朗勒扎克说了后来他命令贝当在有史以来最猛烈的弹雨之中坚守凡尔登时所说的那句话，“好，朋友，你现在很平静了。”
说平静，还差几分；朗勒扎克接受了任务，但是坚称不到第二天上午他不能准备就绪。整整一天，当第五集团军各兵团越过各自的阵线，进行错综复杂的转向调动时，法军总司令部接二连三地用电话催着“快点！快点！”直到朗勒扎克盛怒之下命令部下不接电话为止。
同一天，英国的首长们也一直在催赶远征军向南转移。他们急得甚至不让士兵休息；拉开同敌人的距离固属需要，但这些士兵更需要的则是休息。8月28日整整一天，冯·克卢克的各路纵队并没有骚扰他们；可是，约翰·弗伦奇爵士和威尔逊的急于赶快撤退，竟到了下令将运输车辆上“所有军火弹药及其他凡属非必需的辎重统统丢掉”以装载士兵的地步。扔掉军火弹药就是说不想再打了。既然英国远征军不是在英国土地上作战，它的司令也就准备将部队拉出战线，而不顾撤走对盟军的后果。法国军队已初战失利，而今情况严重，甚至已陷入绝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失败，每个师都肩负着重任。但是，法国既没有被敌人冲垮，也没有被敌人包围，它在继续奋战。霞飞的意图也无不表示要继续战斗下去。然而约翰·弗伦奇爵士困于当前的危险是致命的危险的想法，决心保存英国远征军，使它不为法国的失败所殃及。
战地的司令们并不赞同司令部的这种悲观主义。在接到实质上是拒绝再作任何作战打算的命令时，他们都吃了一惊。黑格的参谋长高夫将军一怒之下，把命令撕了。一直认为自己的形势“极好”，敌人“仅仅是小股小股的，而且还很有礼貌地保持在一定的距离之外”的史密斯…多林，把发给他的第三和第五师的这道命令撤销了。不过，他给第四师斯诺将军的电讯到达时，已为时太迟。斯诺在接到“亨利给斯诺鲍尔”的直接命令要他“把你的跛脚鸭子装起来快走”之后，已经遵办，并对士兵造成了“大泼冷水的作用”，弄得他们认为他们的处境已危险到极点，把替换的衣服和靴子都丢了。
英军在难以言状的尘土飞扬、酷热难当、沮丧和困乏之中继续退却。两个营疲倦不堪的残部拖着步子走过圣康坦市区，就停下来不走了。他们把武器堆在火车站上，人坐在车站广场上，拒绝再走。他们告诉布里奇斯少校（布里奇斯少校的骑兵队奉命负有在部队全面撤离该城以前堵住德军之责）说，他们的指挥官们为了不让圣康坦再遭炮击，已书面答应市长投降。布里奇斯不愿触犯既是他的熟人、级别又高于他的那些营长，他竭力想搞一个乐队来鼓舞那二、三百名乱躺在广场上萎靡不振的士兵。“为啥不能这样做呢？附近有一家玩具店可供应我和号手们一只蹩脚的笛子和一面鼓，于是我们就环绕着士兵们象死人一样躺在那里的喷泉四周齐步前进，吹奏着英国掷弹兵和提珀雷里＇注：提珀雷里（Tipperary），爱尔兰地名。——译者＇曲子，同时死命地打着鼓。”结果，那些士兵坐了起来，开始笑了，高兴起来了；接着就一个一个站了起来，列成队伍，“最后，我们在我们临时凑成的乐队的乐声中从容开拔，进入夜幕。这时，我们的乐队又增加了两只口琴”。
约翰·弗伦奇爵士并没有因短笛战鼓而高兴起来，他只看到自己的战区；他认为德皇“在怨恨交加之中，确已不顾其他战场虚弱的危险”，集中了庞大兵力来“消灭我们”。他要求基钦纳将第六师给他派来，基钦纳告诉他，第六师要等来自印度的部队到了英国接防之后，才能脱身。他认为这个拒绝“太令人失望和大为有害”。事实上，在蒙斯之惊后，基钦纳曾一度考虑过派第六师在比利时德军的翼侧登陆。费希尔和伊谢尔一直鼓吹的要让英国远征军在比利时独立行事而不做法国战线附属品的那个老主意，英国人是始终萦绕于怀的。这个主意如今小规模地试了一试，两个月后在安特卫普又试了一次，但都没有得逞。一支英军于8月27日和28日在奥斯坦德登陆，但不是第六师，而是三营英国海军陆战队。此来的企图是想引开克卢克部队。六千比利时兵加入了它们的行列。这六千人是在那慕尔沦陷时随法军撤退，用英国船从海路运到奥斯坦德的；事实上，他们已经不堪再战。这时候，法军的节节败退已把战线撤得远远的了，英军登陆吸引敌人的行动已失去意义，陆战队只好于8月31日重新上船回国。
在陆战队重新上船之前，约翰·弗伦奇爵士于8月28日撤走了他在亚眠的前进基地；因为，这地方已经受到冯·克卢克向西扫荡的大军的威胁。第二天，他又下令将英军的主要基地由勒阿弗尔后移到诺曼底半岛南面的圣纳泽尔。这一行动，跟抛弃军火的那道命令系出自同一精神，是盘据约翰·弗伦奇爵士心头唯一的迫切愿望——离开法国——的反映。对于离开法国，亨利·威尔逊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正象他的一位袍泽所描述的那样，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满面孔是他那种惯有的滑稽怪诞的神气；一边轻轻地拍手打着拍子，一边哼着，‘我们永远到不了那儿了，我们永远到不了那儿了。’当他走过我身旁时，我说，‘哪儿呀，亨利？’他继续哼着，‘海上，海上，海上。’”
第二十章巴黎是前线
大马路上空荡荡，商店门窗紧闭；公共汽车、电车、小汽车、出租马车，不见踪影，但见羊群被驱赶着通过协和广场去东站运往前线。广场和街道的景象，一扫车水马龙的纷扰，显示出当初设计的清净本色。报纸大多已告停刊，报摊上稀稀拉拉地挂着几份还在出版的单张报纸。各国旅客都已远走高飞，里茨饭店阒无一人，默里斯饭店已改为医院。在这8月里，巴黎有史以来第一次恢复了法兰西的风貌，而且悄无声息。阳光照耀，圆形广场＇注：圆形广场（RondPoint），位于爱丽舍田园大街上。——译者＇处的喷泉闪闪发光，树木葱郁，静静的塞纳河象往日一样流逝。簇簇鲜艳的协约国国旗，把这座淡灰色的、人间最美的城市装点得格外绚丽。
在巴黎残老军人退休院的宽敞的屋子里，加利埃尼跟那些妨碍议事进行、遇事犹豫不决的官员们争论不休，相持不下。他力争采取必要的果断措施，务使巴黎成为名副其实的“筑垒的兵营”。他设想的这个兵营，不是一个困守待围的特洛伊城，而是个作战基地。根据列日和那慕尔的经验，他深知巴黎顶不住敌军新型攻城重炮的轰击，不过，他的战略不是消极待围，而是主动出击——运用其尚未到手的部队——作战于环形防御工事之外。他研究了巴尔干战争和日俄战争，深信深而窄的壕沟，上面护以垒土圆木，两侧密布铁丝网和洞口宽广、洞底竖有尖桩的“狼阱”这样的系列工事，由训练有素、坚韧不拔、配备机枪的军队据守，定将坚不可摧。这就是他试图在炮兵阵地之间各个地段修筑的防御工事，不过他还没有取得扼守这些工事的军队。
每天，他都给总司令部打电话，有时一天两三次，声嘶力竭地要求给他增援三个现役兵团。他给霞飞打报告，或派专人前往，或向陆军部长和总统大声疾呼，一再提请他们注意：巴黎一无准备。几经敦促，到8月29日，总算迎来了一旅海军。当这支身穿白色制服、高奏尖音号笛的队伍在街上整队走过时，纵然加利埃尼并不为他们的出现感到高兴，而老百姓却为之欢欣鼓舞。
加利埃尼认为，当前任务有三：军事防卫、精神准备和军需给养。要完成其中无论哪项任务，都必须对民众开诚布公。他对巴黎人民的崇敬，深如他对政客的鄙视。他认为人民是可以指望在危难时刻不致头脑发昏，手足无措的。他认为普恩加来和维维亚尼不愿将事实真相让全国知道，怀疑他们在排演“哑剧”，愚弄人民。他竭力要求准予拆毁挡住炮台射向的建筑，但官方不愿惊动百姓而屡加阻挠。每破坏一处建筑，都必须由区长和工兵总监联合签署一纸公文，规定给业主的赔偿金额，这是一种既引起无限麻烦又拖延时日的手续。每作一项决定，总要陷入为一些人所进一步掀起的空洞无用的争论中去。这些人坚决主张，作为政府所在地，巴黎不能成为军事上必需保卫的“筑垒的兵营”。伊尔斯肖埃将军厌恶地说，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争论不休的大好园地”。他担心，那些主张巴黎成为不设防城市的辩护士们，不久还会振振有词地证明，即便是军事长官这个职位也是非法的。他说，“拿不出明文规定，你就不能说服这些法学家。”
加利埃尼毕竟拿出一条明文规定。8月28日，军区扩大，巴黎及其两侧直到塞纳河一带的地区都被包括在内，巴黎市政府已置于军事长官管辖之下。当天上午10时，加利埃尼召集他的军事和民政的领导班子，开了一个防务会议，这次会议是站着开的，到10点15分就告结束。加利埃尼要求与会者不必讨论巴黎应否设防的问题，而只需确认一点：大敌当前，非建立一种“防御状态”的体制不可。提供此项法律根据的文件早已拟就并摆在桌上，加利埃尼请他们各自签上名字以后便随即宣布休会。这是他召集的第一次会议，也是最后的一次。
他毫不留情地执行修筑防御工事的任务；对那些持有异议或动摇不定的人，软弱无能或办事不力的人，他从不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或给以怜悯。象霞飞一样，他清除一切不称职的人员。上任第一天就撤了一名工兵部队的将军，两天以后又撤了一名将军。郊区的所有居民，“即便是最老迈无能的”，都被强迫拿起镐锹参加劳动。他下令要在二十四小时内征集一万把铲镐，傍晚时分便全部送到。他同时还曾下令采购一万把长猎刀作为工具，军需官提出异议，说是难以办到，因为采购猎刀是不合法的。加利埃尼两眼通过夹鼻眼镜狠狠地盯着他答道：“那就越发有理由了。”于是，这些刀子也如数办齐不误。
8月29日，巴黎周围方圆约二十英里的一个地区，南到默伦，北至达马尔坦和蓬图瓦兹，都划归加利埃尼管辖。炸毁这地区所有桥梁的各项工作均已准备就绪。对那些列为“艺术作品”或属于“民族遗产”的桥梁，则部署了专门岗哨，确保这些桥梁不到最后关头不得炸毁。所有通往市区的入口，即便是下水道，都设置了障碍。面包师傅、屠户和菜农都已经组织起来，牲口则被赶入市区，在布洛涅森林中放牧。为了加速调集弹药贮存，加利埃尼征用了“一切可资利用的”运输工具，包括巴黎的出租汽车，这些汽车不久就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受命担任这块筑垒兵营的炮兵参谋的，是一位已属历史人物的前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注：德雷福斯（AlfredDreyfus，1859…1935年），即法国政治史上著名的“德雷福斯案”的被告。1899年法国政府在舆论压力下宣告他无罪（校制者按：注释有误。1899年对德雷福斯仍维持有罪的原判，只是在舆论压力下以总统名义将其赦免。直到1906年，克列孟梭内阁重新审理了这一案件，才宣布德雷福斯无罪），1906年复职。——译者＇，他在五十五岁时重服现役，现在是少校。
前方，洛林地区的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在鲁普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