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重蹈1870年陆军部的覆辙”。那时的陆军部奉皇后欧仁妮命令曾插手派麦克马洪将军向色当进军。梅西米过去曾经和普恩加来仔细研究过划定战时权限的1913年法令；而后他十分热情地主动告诉霞飞他对法令的理解是战时的政治指导工作交由政府负责，军事指挥交由总司令负责，这是总司令“绝对和全面负责的范围”。而且，这一法令，在他看来，还授与总司令在整个国家享有“广泛的权力”；在军区，不论在民政还是军事方面，都享有“绝对”权力。最后他说，“你是东家，我们是为你办伙食跑腿的。”霞飞一点也没有感到惊奇，“未作任何商讨”就表示同意了。普恩加来和维维亚尼的新内阁也二话没说地表示了同意。
而今，梅西米将从哪里找到自己已断然放弃了的权限呢？为了寻找合法根据，他重新翻遍了法令，差不多一直查到深夜，他总算抓住了责成政府“对国家最大利益负责”这句话。不使首都落入敌人之手确是国家的最大利益，但是，给霞飞的命令将采取什么方式？陆军部长在痛苦万分、未曾合眼的下半夜，鼓足勇气草拟给总司令的命令。从凌晨2时到6时，他一个人躺着，苦思冥想了四小时，得出了名为“命令”的两句话。“命令”指示霞飞，若“我军不能获胜而被迫退却，则至少要派遣三个情况良好的现役兵团前来巴黎筑垒营地。接到本令后请即见告”。命令用电报发出之后，于第二天，8月25日上午11时，又派专人送去一份，并随同送去一封“以个人名义写的友好”信件。梅西米在信中还写了一句：“这份命令的重要性，你是不会不了解的。”
这时，边境战事失利和继续退却的消息已经传遍巴黎。部长们和议员们吵吵嚷嚷地要追究“责任”；他们还说公众也会提出这个要求的。在爱丽舍宫的接待室里，可以听到抱怨霞飞的窃窃私语：“……一个傻瓜……无能……当场把他枪毙。”作为陆军部长的梅西米也同样地被他们看中了；他的副官低声说，“一些院外活动集团要剥你的皮。”在此危急关头，成立所有政党的“神圣同盟”并加强维维亚尼新组成的而又软弱无力的内阁是必要的。于是，进行了多方面的接触，邀请了法国政界的头面人物参加政府。年事最高、最受人敬畏的“法国老虎”克列孟梭，尽管是普恩加来的劲敌，显然还是首选人物。维维亚尼发觉他“很火冒”，无意参加政府，他预料这个政府不出两星期就将垮台。
“不，不，别打我的主意，”克列孟梭说，“不出两个星期，你就要垮了，我一点儿也不想插手。”这“一阵感情冲动”之后，他痛哭起来，并拥抱了维维亚尼；但还是一再拒绝参加政府。后来，由前总理白里安，卓越的、经验丰富的战前外交部长德尔卡塞及前陆军部长米勒兰三巨头结成一体，表示愿意作为一个集团参加政府，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让德尔卡塞和米勒兰担任原职，解除现任外交部长杜梅尔格和陆军部长梅西米的职务。内阁于当天上午10时举行会议，这时候这个令人不快的交易还只有普恩加来知道，还悬而未决。部长们的脑海里响彻的是枪炮声，隐现的是垮下来在逃跑的军队，是一群群头戴尖顶帽盔的在挺进南下；然而，他们为了力图保持尊严和表示镇静，仍然照会议的常规程序就各部事务依次发言。在他们汇报关于银行不能兑现、基层法院的法官应征服役是对司法活动的干扰，以及关于俄国人对君士坦丁堡的目的企图等问题的时候，梅西米是越来越感到心烦。他原先是热情到极点，现在则是接近绝望的深渊。伊尔斯肖埃披露的情况，耳边不断响着的加利埃尼关于德军十二天就要迫近巴黎的警告，使他产生了“几个小时等于几个世纪，几分钟等于几年”的迫切感。当讨论转到涉及巴尔干半岛国家的外交问题和普恩加来提出的阿尔巴尼亚问题时，他怎么也抑制不住而发作了。
“让阿尔巴尼亚见鬼去吧！”他边嚷边狠命地拍了一下桌子。他指责佯作镇静是“不体面的蠢事”。普恩加来力劝他抑制自己，他拒不听从，并且说，“我不知道你对时间的看法；在我，时间是太宝贵了，浪费不得。”说着，就怒冲冲地向他的同僚们宣布了加利埃尼预料德国人在9月5日前将到达巴黎城外的说法。顿时，议论纷纷，有人要求免去霞飞的职务，有人谴责梅西米由“一贯的乐观主义一变而为危险的悲观主义”。会议所取得的唯一积极成果是一致同意委派加利埃尼取代米歇尔。
可是就在梅西米回到圣多米尼克街第二次撤销米歇尔职务的时候，他自己的职位也被米勒兰、德尔卡塞和白里安搞掉了。他们声称他应对公报中虚假的乐观主义负全部责任；而且，他“太紧张和神经质”，再说，他的位置得让给米勒兰。米勒兰体格结实，习性沉默，态度辛辣；一度曾是社会党人，确实是智勇双全，而他的“精力充沛、不知疲倦以及镇定自若、临危不乱”，普恩加来认为正是当前所迫切需要的。普恩加来并且认为梅西米“越来越悲观”。鉴于“预期必将惨败”的陆军部长不是最理想的共事人，总统也就同意牺牲他了。不过，要部长一级下台得搞得体面些：将请梅西米和杜梅尔格自行辞职，改任不管部部长；至于米歇尔，将派他出使沙皇俄国。尽管如此，这些安慰性的安排，并没有为他们企图作为牺牲品的这些人所接受。
米歇尔在梅西米要他辞职的时候，大发雷霆、怒不可遏。他大声抗议，拒不离职。梅西米也激动得火冒起来了；朝着米歇尔叫嚷着，如果他再固执己见，拒不从命，他就得离开这间房间，但不是回到巴黎残老军人院中他自己的办公室，而是将被押送到谢什…米迪的军人监狱。就在他们大叫大喊外面都听得见的时候，维维亚尼来了。他劝阻了争吵，最后并说服米歇尔让步。
可是在第二天委派加利埃尼为“巴黎军事长官兼巴黎部队司令”的正式命令刚签署不久，就轮到梅西米对普恩加来和维维亚尼要他辞职而大发雷霆了。“我拒绝将职位让给米勒兰。我拒绝为讨好你们而辞职。我拒绝当不管部部长。”如果他们要在梅西米历尽最近一个月的“繁重工作”之后，将他一脚踢开，整个政府就势必辞职；而且这样，梅西米说，“在军队中，我有军衔；在口袋中，我有动员令；我将上前线去。”一切说服工作都告无效。政府被迫辞职；第二天进行了改组。米勒兰、德尔卡塞、白里安、亚历山大·里博以及另两位新任部长的社会党人接替了包括梅西米在内的前政府五位成员的职务。梅西米走了，作为陆军少校参加了迪巴伊的军队。他在前线服役一直到1918年升为师长。
他在任内留给法国的遗产——加利埃尼，是手无一个集团军的“巴黎部队司令”。在以后十二天黯然无光、错综复杂、混乱不堪的日子里，三个现役兵团好似一根红线贯串其间，但它们不是从霞飞那儿唾手可得的。从梅西米的电报中，总司令立即觉察到“政府干预作战指挥的威胁”。他正忙于抓住可能挖掘出来的每个旅去索姆河畔重启战幕，因此，要他为首都抽出三个“情况良好”的现役兵团的意见，如同要他屈服于部长的命令一样，对他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既然什么也不想照办，他对陆军部长的命令也就置之不理。
第二天，当加利埃尼派伊尔斯肖埃将军前来听取回音时，总司令的副手贝兰将军敲着保险箱说，“对，命令在里面，政府要求派三个兵团去保卫巴黎是作茧自缚。这可能闯下大祸。巴黎有什么要紧？”这时，米勒兰也来了。霞飞告诉他要保住巴黎，非野战军不行，而这些部队目前连一兵一卒都是事关国家存亡的战略和战役所需。政府的忧心、巴黎所受的威胁，他完全无动于衷。首都就是失守了，他说，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
为了堵塞德军右翼前面的旷地，霞飞的当务之急是调新成立的第六集团军进入阵地。该集团军的核心是洛林军，是几天以前才匆忙凑集起来的，并随即在莫努里将军统率下投入了边境战役。莫努里已退休，他是应召出任指挥的。他是一位身材修长，体弱而骨骼很小的六十七岁的老将，1870年身为中尉时曾负过伤，担任过巴黎军事长官和最高军事会议成员。霞飞对他的评价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军人”。洛林军是由第七兵团和第五十五、五十六两个后备师组成的。第七兵团就是那支在不幸的博诺将军率领下第一个冲进阿尔萨斯的部队。第五十五和五十六两个后备师是从吕夫军调来的；它们就象后备军所一再表现的那样发挥了可资倚重的英勇气概。法国之所以能支持下去，这种气概是因素之一。这两个后备师接到霞飞命令往西转移的那一天，还在英勇作战，力阻王储部队向凡尔登和土尔之间推进。这一战证明它们在法军撤退中立了一大功。正当它们的坚决抵抗支持着在重要的布里埃矿区进行反攻的吕夫部队的翼侧时，它们就被从战场上抽出来了，去支持左翼节节败退的阵线。
它们乘火车经巴黎去亚眠转北上的铁路，那里因英国远征军的军运需要，已经拥挤不堪。法国的铁路运输，虽然没有象德国参谋部的智囊搞得那样臻于完善，但由于采取了可与德国的精确性媲美的D体制，调度上即使称不上顺当，也还非常迅速。D体制中的“D”代表“sedébrouiller”，意思是“设法摆脱困境”或是“设法应付”。莫努里的军队已于8月26日在亚眠下车，但还不够及时。前线的败退后撤，快过这支新军进入阵地；战线的那一端，冯·克卢克的追击部队已经赶上了英军。
如果那时候能有个观察员从高空气球上俯视从孚日山脉到里尔的法国整个边界，他将会看到七十个法国师的红裤子构成的一道红色边缘，和在它们左端近处由四个英国师构成的一个小小的黄色楔子。8月24日，刚从英国来的第四师和第十九旅也到达这里，使英军的总数达到五个半师。这时候，德军右翼的包抄计谋已是明摆着的了。英国人发觉他们自己在这条战线上所守的阵地要比十七号计划为他们所安排的更为险要。不过，他们所守的战线这端并不是孤立无援的。霞飞已赶派索戴的精疲力尽的骑兵兵团去英军和海峡之间空隙地带，增援这里的达马德将军率领的三个法国本土师。后来，它们又得到里尔的一师卫戍部队的增援；里尔是8月24日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和撤出驻军的。（“如果他们远及里尔，”德卡斯特尔诺将军在不久前说过，“对我方就越是有利。”）假使霞飞的计划付诸实施的话，英国远征军就必须守住朗勒扎克部队和新成立的第六集团军之间的空隙地带。根据第二号通令，霞飞的意图是要英国远征军服从撤退的统一部署，并在到达圣康坦的索姆河之后坚守不退。
然而，这并不是英国人目前的打算。约翰·弗伦奇爵士、默里和甚至曾一度热情支持十七号计划的威尔逊，面对着这个没有估计到的危急处境，都非常惊恐。奔向他们而来的德国军队，不是一个、两个兵团，而有四个兵团；朗勒扎克集团军在全线退却，使他们的右翼失去掩护；法国的整个攻势已告失败。在同敌人初次交锋之后，紧接着就遇到这些使人心惊胆战的情况，约翰·弗伦奇爵士顿失信心，认定战败已成定局。那时，他的唯一念头就是保全这支几乎全部是由英国训练有素的士兵和军事人员组成的远征军。他担心远征军即将受到包围，不是从它的左面，就是从它的右面，从它和朗勒扎克所部之间的那道缺口。于是他便以基钦纳不让军队作无谓牺牲的命令为由，不再考虑他之所以被派来法国的目的，一心只想使他的部队脱离险境。就在他的部队退向勒卡托时，这位总司令和司令部于8月25日又后撤二十六英里，退到索姆河畔的圣康坦。
对蒙斯一战感到自豪的英国士兵，如今痛苦万分，看到自己已经陷入不断退却的境地。他们的司令急于使他们脱离被冯·克卢克包围的危险，不让他们有片刻休息。士兵们没吃好、没睡好，在烈日下迷迷糊糊地拖着脚步走着，只要一停下来，马上就站在那里睡了。自从蒙斯撤退开始以来，史密斯…多林兵团一直在打后卫战；克卢克的追击部队虽一直把它置于猛烈炮火之下，但德国人终未能阻止英军的行动。
德国士兵认为英国人“根据他们打小仗的经验”是特别善战的，因此感到自己就象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英国兵在同伊桑·艾伦率领的青山队搏斗那样，处于不利地位。他们拼命埋怨英国人“诡计多端”。第二天，他们就象在蒙斯那样，“又不见了，无影无踪”。
迫于形势，有些英国士兵不能按原订的路线撤退。军需司令“伍莱”罗伯逊将军——一个从士兵步步上升而非科班出身的人物——为了让他们弄到吃的，命令将物品卸在十字路口。有些东西没有被他们拣到，德军对这些食物的有关报道也就加深了统帅部关于有一股敌人在溃退的看法。
8月25日傍晚英军到达勒卡托时，朗勒扎克紧邻英军的那个兵团，虽已退到同英军平行的阵地，但并不比英军退得更南一些。可是，约翰爵士认为自己被朗勒扎克“轻率”撤退所出卖，心情沉重，感到不能再和他同进退。在他看来，一切不顺利的根本原因在于朗勒扎克，而不在于敌人。所以他向基钦纳汇报部下不愿撤退情况时，说：“我将对士兵们说明，我们的撤退是我们盟军的行动造成的。”他下令第二天继续后撤，退到圣康坦和努瓦荣。在圣康坦，开始标有前往巴黎的路标，距首都七十英里。
8月25日下午，史密斯…多林先于所部几小时到达勒卡托。他去找约翰爵士时，这位总司令已经走了，只找到他的辛辛苦苦的参谋长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默里总是那么沉着、四平八稳、深思熟虑，和他的司令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他本该是约翰爵士肆无忌惮、不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