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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仍然希望不必动用这些大炮而能顺利通过。可是，如果比利时人执迷不悟，真的不惜一战，德国人指望一举攻克这些堡垒。有关这次进攻的一切细节都经周密考虑，由总参谋部的一名军官——他是史里芬的最忠诚的门徒——负责研究行动计划。
对工作不嫌其多和花岗石一般的性格，为这位埃里希·鲁登道夫上尉克服了姓氏不属名门望族的缺陷。埃里希·鲁登道夫上尉在1895年，也就是他三十岁那年，成为总参谋部的一员，赢得了人所渴望的身佩朱红绶带的权利。粗壮的身躯，淡黄色小胡子下面有着一张叫人看上去很不舒服的唇角下垂的嘴巴，圆圆的双下巴，加上颈背上隆起的那块埃默森称之为牲畜标记的横肉，这一切都突出地表明鲁登道夫属于与史里芬那种贵族风度完全相反的体型。尽管如此，鲁登道夫却刻意仿效史里芬的那种不苟言笑，隐而不露的性格。这样一个存心要落落寡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物，尽管不出两年他对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命运所行使的权力如此之大是腓特烈大帝以来没有人能及得上的，但直到此时此刻，他还是一个不为人知未受赞赏的人物。通常，大人物都有亲友家属撰写对他的回忆，积累些有关他的故事和言论，可是他却没有；甚至在他享有盛名之后，也都不曾留下什么传闻轶事，他是个没有影子的人。
鲁登道夫把史里芬看作“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军人之一”。1904年至1913年，他任职总参谋部动员科并最后主管该科，不遗余力地要使他的恩师的计划能保证成功。关于这个计划的正确性，他说，总参谋部全体成员都深信不疑，因为“没有人相信比利时的中立”。一旦战争爆发，鲁登道夫期望出任作战处长。但在1913年，他与当时的陆军大臣冯·黑林根将军意见相左，因此被撵出总参谋部，外调担任团长。1914年4月，他被提升为将军，并有命令给他，要他在动员的时候出任第二集团军副参谋长＇注：这个职称与所指的职务是相称的，采用这个职称而不用德语原文Quartiermeister（军需官），是因为后者对英语读者来说会引起混淆。＇。8月2日，他作为副参谋长被派到担任进攻列日的埃姆米希的马斯河部队，任务是负责突击部队与军部的联络。
8月3日，阿尔贝国王出任比利时部队的总司令，他已不存任何幻想。他和加莱根据德军可能发动入侵的设想而制定的计划受到了阻挠。他们本来打算把比利时部队的六个师全部布防在马斯河一线，利用这道天然屏障以加强列日和那慕尔两地的筑垒阵地。可是总参谋部和新上任的参谋长塞利埃·德莫朗维尔将军不愿让年轻的国王和官卑职小的加莱上尉在战略上发号施令，总参谋部本身又因进攻与防御两派意见之争而莫衷一是，没有作出安排把部队调至马斯河沿岸。在战前，为了严守中立的原则，六个师分别部署在各个方面以应付一切来犯之敌：第一师在面对英国的根特；第二师在安特卫普；第三师在面对德国的列日；第四、第五两师在面临法国的那慕尔、沙勒罗瓦和蒙斯；第六师和骑兵师在中央，即布鲁塞尔。塞利埃将军的计划是，一旦判明敌人来自何方，部队即在国家中心地带集中，迎击入侵者，而听任安特卫普、列日和那慕尔的城防守军各自为战。一般地说，推行既定计划的力量总是大于改变这些计划的力量。德皇无法改变毛奇的计划，基钦纳也改变不了亨利·威尔逊的计划；同样，朗勒扎克也改变不了霞飞将军的计划。到8月3日，阿尔贝国王正式就任总司令，因而权力已在塞利埃将军之上，但再要把全军部署在马斯河一线已为时过晚。此时采取的战略是把比利时部队集结在热特河畔的卢万前方，亦即布鲁塞尔东约四十英里处，决定在这里打一场防御战。在这种情况下，国王最多只能坚决要求留驻列日的第三师以及留驻那慕尔的第四师增援边防守军而不开往国家的中心地带去和野战集团军会师。
国王于1914年1月亲自提名六十三岁的陆军大学校长勒芒将军担任第三师师长兼列日军事长官，并使这一任命获得通过。勒芒和霞飞一样，原来也是一位工兵军官，除了在工兵部队任职的六年外，三十年来一直都在陆军大学工作。阿尔贝曾在该校求学，亲聆过他的教诲。勒芒有七个月的时间在未取得总参谋部支持的情况下整顿了列日堡垒群的防务。危机到来之际，他的两位上司之间爆发了一场各自发布命令的冲突。8月1日，塞利埃将军发出命令，要调走第三师的一个旅，也就是说要调走该师三分之一的兵力。根据勒芒的要求，国王撤销了这道命令。8月3日，塞利埃将军转过来也撤销了国王关于破坏列日上游几座桥梁的命令，理由是这些桥梁是比利时部队行动所需。这一次又是因为勒芒的要求，国王支持这位将军抵制了总参谋部。国王并给勒芒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要他“坚守托付给你的阵地，死战到底”。
然而，保卫祖国的意志超越了保卫祖国的手段。以机枪为例，它是防御的主要武器，但按人数比例计算，比军拥有的机枪只及德军一半。至于保卫堡垒之间的阵地所需的重型野炮，比军一门也没有。原来打算在1926年以前把野战集团军的名额增加至十五万人，外加后备兵员七万，并把堡垒部队增加至十三万，但这一扩军计划，几乎没有付诸实施。1914年8月，野战集团军凑集了十一万七千人，没有受过训练的后备兵员也凑在内，剩下来的后备兵员全都被用来守卫堡垒了。民防人员也被强行编入现役，这些民防人员原来是头戴高顶军帽，身穿鲜绿制服，绅士气派十足的宪兵队。现在，民防的职务有许多改由童子军来执行了。现役部队对掘战壕没有实际经验，同时也缺乏必需的工具。运输设备不足，帐篷与野战炊事房尚付缺如，炊具必须到乡村和农庄里去征集，电话设备少得可怜。大军出发，一片嘈杂喧闹，犹如乌合之众。
这支大军也是乘激情之浪、驾幻想之雾进军的。一夜之间，丘八都成为英雄，老百姓纷纷飨之以食物、热吻和啤酒。不久，他们就解散队伍，漫步街头，炫耀他们的军服，或向友好致意。有些士兵的双亲随军出发，想看看战争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意儿。被征用的上等小轿车作为运输工具，满载面包和腿肉在路上飞驰。汽车过处，行人报之以一片欢呼声。象佛兰德的牛奶车一样用狗拉的机枪，也受到人们的欢呼。
8月4日清晨，晴空万里，安谧宁静。布鲁塞尔以东七十英里的地方，第一批入侵者冯·马维茨的骑兵部队越过边境进入比利时。蹄声嗒嗒，沉着坚定，他们手持十二英尺长的钢头旗杆矛，或在身上挂着军刀、手枪和来复枪。公路两旁的田野里正在收割的庄稼汉抬头张望，在家里的村民从窗子后窥视。他们压低嗓门说，“枪骑兵！”这个奇怪的名字源于剽悍的鞑靼骑手，念起来不禁使人想起发生在古代欧洲的蛮族入侵。德国人自命肩负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使命，即为其邻邦传播德国文化。然而，他们在执行这项使命的时候，往往偏爱胆怯的对象，正如德皇在使用“Huns”＇注：“Huns”，既作德国兵（贬义的）解，也可作任意毁坏文物者解。——译者＇这个词时一样。
作为入侵的前卫，骑兵的任务是侦察比军和法军的阵地，密切注视英军的登陆行动，并掩护德国部队的展开以防敌人进行相似的侦察。在第一天，那些打头阵的骑兵中队在汽车运来的步兵的支援下，打算在马斯河上各桥梁被毁之前攻占所有的渡口，同时夺取一些农庄和村落，以保证粮食与饲料的来源。瓦萨格是位于边境上比利时一侧的小城市。那天，当骑兵部队在比利时的鹅卵石公路上策马前进的时候，七十二岁的市长弗莱歇先生披上他的公职绶带，站立在村前的广场上。骑兵中队长在市长跟前勒住坐骑，面带笑容，有礼地递上一份铅印的宣言书，声称德国因为“迫不得已”而进入比利时，兹表示“遗憾”。尽管希望避免战斗，宣言还是说“我们必须有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任何破坏桥梁、隧道和铁路的行动将被看作敌对行为”。从荷兰到卢森堡之间的比利时边境沿线各个乡村的广场上，枪骑兵都散发了这份宣言，并扯下村公所的比利时国旗，升起德意志帝国的黑鹰旗。他们满怀信心地向前进军，因为他们的司令曾向他们保证，比利时不会进行抵抗。
在他们后头，通向列日的各条公路上挤满一队队埃姆米希麾下的突击部队的步兵。在一片单调的土灰色之中，只有漆在钢盔前面的各团的红色番号鲜艳夺目。再后头就是用马挽的野战炮。皮靴以及马具上的新皮革嘎嘎作响。一批批骑自行车的士兵抢在前头夺取十字路口和田庄，并架设电话线。一辆辆载着戴上单片眼镜的参谋部官员的小轿车穿越人群，不断地揿着喇叭。勤务兵坐在前头，握枪在手，车尾捆扎着一些皮箱。每一个团配备有野战炊事车，据说是模仿德皇在一次俄军演习时看见过的一辆战地厨房车制成的。行军时炊事兵站在车上，在熊熊的炉火上不断搅拌炖锅。入侵者的配备如此尽善尽美，进军步伐又如此整齐划一，人们还以为他们是在阅兵行进。
每个士兵负重六十五磅：来复枪和弹药、背包、水壶、备用皮靴、挖壕沟工具、小刀以及用皮带束在外套上的各式各样的器具和个人装备。口袋里放着他本人的“应急口粮”——两听肉、两听蔬菜、两包硬饼干、一包咖啡粉和一瓶威士忌。这瓶酒只有在得到上级批准后才能饮用，而且每天检查一次，看这瓶酒的所有人是否老实。另一个口袋里装有针线、绷带和橡皮膏；还有一个口袋装有火柴、巧克力和烟草。军官们的颈脖子上都挂着望远镜和标明该团行军路线的皮面地图。这些地图保证了德国军官不致象有些英国军官那样抱怨战斗总是发生在两幅地图交接的地方使他们处于困境。德军行军时纵情高唱。他们高唱《德国至上》、《莱茵河的守卫》和《国王胜利万岁》。他们在停止前进时，在宿营或狂饮时也是歌声不绝。经历过此后三十天激烈战斗而痛苦和恐怖的人们当中，许多人将记得这些无休止的、一再重复的男声歌唱，是这次入侵中给人们带来的最可怕的折磨。
冯·埃姆米希指挥的各旅德军从东、南、北三个方面向列日进迫，它们到达马斯河时发觉该市上下游的桥梁已被破坏。它们试图架设浮桥渡河时，比利时步兵便开火，德国人想不到竟真的打起来了，在真枪实弹中他们开始伤的伤，死的死。德军数达六万，比军只有二万五千。黄昏降临时，德军在列日北面的维塞渡河成功。从南方发动攻击的各旅被阻，中路突破马斯河向内弯曲处的各旅，已进抵筑垒地带，还没有到达河畔。
这一天，当德军的皮靴、车轮和马蹄蹂躏比利时农村，践踏已成熟的庄稼时，狙击越来越剧烈，德国士兵的苦恼也随之加深，因为原来告诉他们的是比利时人不过是“巧克力士兵”而已。德军遇到抵抗后，既弄得措手不及又感到气恼万分。第一次战斗的洗礼使他们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以致一听到有人发出“狙击手！”的叫声就紧张万分。他们马上疑神疑鬼，以为每一座房屋和每一道树篱后面都有愤怒的老百姓在向他们射击。他们马上呼喊，“有人开枪！”这句话成了以后德军从维塞打到巴黎城门，一路上对各地老百姓恣意进行报复的信号。从战争的第一天起，记忆中的1870年的可怕的“自由射手”的形象，经过他们的渲染夸张，开始具体化了。
头一天早上，著名的地下报纸《自由比利时人》很快就发出了呼声，毫不掩饰地要唤起边境城镇居民的反抗精神。他们的政府深知敌人的本性，业已把布告散发各地广为张贴，命令居民将武器上缴各城镇当局，并提出警告，一旦为德国人发现持有武器就有可能被处死刑。布告告诫群众，切勿攻击或侮辱敌人，并应待在户内，关上窗子，以免提供“任何引起流血、掠夺或屠杀无辜居民的镇压措施的口实”。受到如此严厉告诫、在入侵者面前惶恐莫名的老百姓当然不敢妄图以打兔子的猎枪来阻挡全副武装的大军。
不过，在入侵的第一天，德国人不仅枪杀平民，而且枪杀比利时教士，这是蓄意制造的事端。8月6日，德国前首相的兄弟，担任参与进攻列日之役的某骑兵师师长卡尔·乌尔里希·冯·比洛少将＇注：并非指挥第二集团军的卡尔·冯·比洛上将。＇告诉一名袍泽说，他不赞成“前一天对一些比利时教士的立即处决”。所谓比利时教士参与密谋煽起自由射手战争——这是在战事发生后二十四小时之内无视文官政府的告诫组织起来的——之说，完全是个借口，是说给德国人听的。这一批处决又是做给比利时人看的，就是要开杀戒，镇慑人心，他们根据的便是卡利古拉＇注：卡利古拉（Caligula），罗马帝国的皇帝（公元37…41年），嗜杀成性，曾处死许多无罪的人。公元41年，被近卫军将领保民官卡西乌斯·凯列亚杀死。——译者＇皇帝提出的理论：“Oderintdummetuant”（“不怕他们恨我，只要他们怕我”）。
也是在头一天，德国人枪决了六名在瓦萨格抓的人质，并焚毁了巴蒂斯这个村子，以示儆戒。“村子被付之一炬，只剩下一片断垣残壁，”几天以后行军路过该村的一名德国军官这样写道，“通过没有框架的窗户可以看到室内烧剩的铁床架和家具的残骸。马路上到处是家用器皿的碎片。除了在废墟中觅食的猫犬之外，大火过后没有留下任何生命的痕迹。市集广场上有一座教堂，屋顶和塔尖都已不知去向。”他听说在另外一处曾有三个德国轻骑兵遭到射击，于是“整个村子成了一片火海，牲口棚里的牛群厉声嘶叫，被烧得半死的小鸡狂奔乱窜，一堵墙前躺着两具身穿农民长罩衫的尸体”。
“我们在比利时的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