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背叛加深了德国人缺少朋友之感。他们自知是个不为人爱的国家。尼斯于1860年被法国并吞，何以尼斯人竟能安之若素，不出几年且能忘记他们原是意大利人，而五十万阿尔萨斯人，却为何宁愿背井离乡也不愿生活在德国统治之下？“我们的国家到处不太受人爱戴，而且确实经常遭人怨恨，”王储在旅途之中对此深有感触。
当人群在威廉大街大喊大叫复仇的时候，垂头丧气的左派议员则聚集在咖啡馆里同声哀叹。“全世界都在起而反对我们，”一个说，“日尔曼主义在世界上有三个敌人——拉丁人，斯拉夫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而现在他们已联合起来反对我们。”
“我们的外交已使我们只剩下奥地利这一个朋友，而这个朋友还非得靠我们撑持不可。”另一个说。
“至少还有一件好事，那就是不会打得很久，”第三个这么安慰着他们。“四个月内我们就会有和平。经济上、财政上我们都不能支撑更久。”
“大家指望着土耳其人和日本人。”又一位提醒说。
事实上，前一天晚上，当咖啡馆里的顾客听到远处街上阵阵欢呼的时候，一个谣言就已传遍各个咖啡馆。有人在日记里记述了当时的情况：“欢呼声越来越近。人们听着听着，尔后跳了起来。欢呼声越来越大，回荡在波茨坦广场上空，势如狂风骤雨。顾客们放下饭菜，奔出饭馆。我随着人流向前。发生了什么事啦？‘日本对俄国宣战啦！’他们狂叫着。好哇！好哇！欢呼声响彻云霄。人们相互拥抱着。‘日本万岁！好哇！好哇！’一片欢乐情景。这时候，有人叫道：‘到日本大使馆去！’于是人群一哄而去，每个人都被席卷到这人流之中，使馆给围得水泄不通。‘日本万岁！日本万岁！’人们激动地呼喊着，直到日本大使最后不得不出来。他惶然不知所以，支支吾吾对这突如其来的并且看来也是受之不当的敬意表示了感谢。”虽然第二天真相已白，这个谣言全属子虚，但是这种敬意不当到何种程度，那是两个星期之后才见分晓的。
当利希诺夫斯基大使及其使馆人员终于离开伦敦的时候，一个前往维多利亚车站送行的朋友看到这一行人“忧伤和愤懑的情状”，深有感触。他们责怪国内的官员把他们拖进一场除奥地利外别无其他盟国的战争。
“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我们得胜的机会能有几何？有谁是对德国友好的呢？”一个军官凄然问道。
“暹罗是友好的，有人这么对我说的。”一个同僚回答了他。
英国刚刚发出最后通牒，内阁又发生了新的争执：是派远征军到法国去呢还是不派？既已宣布参战，他们便争论起应该走多远的问题了。根据与法国联合作战的计划，一支由六个师组成的远征军应于动员第四天到动员第十二天之间到达法国，并应于动员第十五天之前在法国战线左翼末端做好作战准备。但是这份时间表已被打乱，因为英国动员的第一天（8月5日），根据原来规定应仅迟于法国两天，可是现在已迟了三天，而且跟着还会进一步有所拖延。
阿斯奎斯先生的内阁唯恐遭到入侵，吓得不知所措。1909年，帝国国防委员会在对这个问题专门进行研究后曾宣称，只要国内驻军保持足够的实力，使德国入侵的兵力虽多也无法逃过英国海军，大规模入侵就“行不通”。尽管委员会断言英伦三岛的防务足可由海军充分保证，而英国领导人在8月4日依然不能鼓起勇气将常备军派出英伦三岛。有人主张派出的部队要少于六个师，有人主张不是尽快派出而是迟一些派出，有人甚至主张根本不派。海军上将杰利科接到通知，“目前”暂不需要他按原计划派舰护送远征军渡过海峡。陆军部里没有一个电钮能自动将英国远征军投入行动，因为英国政府还不能下定决心去按这个电钮。陆军部本身也已四个月没有大臣，苦于群龙无首，无所适从。而阿斯奎斯虽然已经做到邀请基钦纳到伦敦来，但却还不敢毅然请他就任。性情暴躁的亨利·威尔逊，“对于这种状况深为反感”，他毫无忌讳的日记在战后问世的时候还使人感到同样痛苦难堪。可怜的康邦也是这样，他带着一份地图来见格雷，向他指出法军左翼必须由六师英军向左疏开是如何事关重大。格雷答应提请内阁注意。
威尔逊将军对于这种拖延大为震怒，认为原因在于格雷的“犯罪的”游移不决，他气愤地向反对党内的朋友出示了一份动员令，这份动员令不是下令“动员和上船出发”，而仅仅是下令“动员”。他说，仅此一项就要使时间表顺延四天。贝尔福应承敦促政府。他在给霍尔丹的一封信中向政府提出，协约的整个宗旨以及根据协约所作军事安排的整个宗旨就在于保全法国，因为一旦法国被击溃，“整个欧洲前途就可能朝着我们视为灾难性的方向改观”。他进言道，既然方针已定，该做的事情就是“迅速进行打击，并且要用你们的全部力量进行打击”。当霍尔丹前来向他说明内阁游移不决的原委时，贝尔福不禁感到他们显然“有些思路不清，意志不决”。
8月4日下午，大约在贝特曼向德国国会、维维亚尼向法国众议院发表讲话的同时，阿斯奎斯向下院宣读了一份“由陛下钦签的上谕”。议长先生离座起立，议员脱帽恭听“动员公告”。接着，阿斯奎斯照着他拿在手里微微抖动着的一份打字副本，宣读了刚向德国发出的最后通牒。当他念到需在“午夜之前得到满意答复”这几个字时，台下响起了一阵庄重的欢呼。
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午夜了（英国时间为11点正）。9时，政府从一份截获到的柏林发出的明码电报中获悉，德国政府认为自英国大使索取护照之时起，它已与英国处于交战状态。内阁于是赶忙开会，讨论是否把那个时间算作宣战时间，抑或等到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限。他们决定等待。内阁会议室里灯光惨淡，他们围坐在绿色会议桌旁，一片沉寂，各人沉浸在自己的思虑之中；在命运所系的以往时刻曾围坐在这张桌旁的那些人的幽灵，此时在他们面前宛然若现。每双眼睛都凝视着时钟，最后通牒规定时限在它的嘀嗒声中慢慢消逝。议院塔上的大钟响起了11时的第一下沉重的报时声，劳合…乔治有着一副对传奇剧颇为敏感的凯尔特人的耳朵，此时“铛—铛—”的钟声在他听来宛若在说“完蛋！完蛋！完蛋！”
二十分钟之后发出了开战电令：“战争，德国，行动。”至于何时何地行动，仍然未定，留待第二天召开的战时委员会解决。英国政府并不好战，但在各位阁员上床就寝时，英国已是一个参战国了。
第二天，随着列日受到袭击，大战的第一个战役打响了。那天毛奇在给康拉德·冯·赫岑道夫的信中写道：欧洲在进入“一场将要决定今后数百年历史进程的战斗”。
激战
第十章“当时在逃的敌舰‘格本’号”
早在陆战开始之前，8月4日临近拂晓时分，德国海军部给地中海德军司令威廉·祖雄海军上将的一份无线电报的电波掠空而过。电文说：“8月3日已与土耳其结盟。立即向君士坦丁堡进发。”尽管电报预期的事情后来表明还言之过早，而且这份电报几乎随即撤销了，祖雄海军上将仍然决定按照指示前进。归他统率的有两艘高速新战舰，一艘是战列巡洋舰“格本”号，另一艘是轻型巡洋舰“布雷斯劳”号。这两艘巡洋舰的司令在此后七天中完成的航程，在全世界人心头留下的阴影，历时之久是这场大战中任何一次大胆行径所不及的。
到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土耳其有着许多敌人，而无一个盟友，因为谁都认为不值得和它结盟。一百年来，被称为欧洲“病夫”的奥斯曼帝国，一直被窥视左右的欧洲列强看作已奄奄一息，它们只等它死后下手。可是年复一年，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病人却不甘死亡，衰弱的双手依然牢牢抓住巨大家当的钥匙不放。实际上，自从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推翻老苏丹“该死的阿布杜尔”，建立了以他的比较通情达理的弟弟为首而由“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主持的政府以来，在最近六年中，土耳其确实已经开始返老还童。
这个“委员会”，或者说青年土耳其党人，在他们的“小拿破仑”恩维尔帕夏领导下，决心重建祖国，锤炼出必要的力量，扣紧日趋松弛的权力纽带，驱走待机而动的鹰隼，恢复奥斯曼极盛时期的泛伊斯兰统治。这一进程受到俄、法、英三国的注视，很不合它们的脾胃。三国在这个地区都有争雄的野心。德国是登上这个帝国舞台的后来者，有它自己的从柏林通至巴格达的梦想，决定充当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保护者。1913年派去一个军事代表团，前往整编土耳其军队，激起了俄国人的强烈不满，最后只是由列强共同努力提出了保全脸面的办法，才使这事没有先萨拉热窝事件一年酿成“巴尔干国家的混帐事儿”。
此后，土耳其人不得不选定站在哪一边的日子悄然迫近，好似幽灵，使他们感到不寒而栗。他们既怕俄国，又恨英国，也不信任德国，弄得无所适从。年轻英俊的“革命英雄”恩维尔，双颊红润，黑胡子留得就象德皇那样朝上尖尖地翘着，是仅有的一心一意热烈主张和德国结盟的人。他和稍后的某些思想家一样，相信德国是未来的浪涛。而塔拉特贝伊就不那么深信无疑。此人是“委员会”的政治“掌柜”、实际的操纵者。他是个冒险家，地中海东岸的人，长得强壮结实，一磅鱼子酱用两杯白兰地和两瓶香槟酒一灌，就能一口气吞下去。他认为土耳其从德国人那里可以捞到的代价，要比协约国的出手为高。对于土耳其在一场列强大战中保持中立而幸存下去的机会，他毫无信心。如果协约国得胜，奥斯曼的一家一当就会在它们的压力下化为乌有；如果中欧诸强得胜，土耳其就将成为德国的仆从。至于土耳其政府中别的一些派系，只要办得到的话，则宁愿和协约国结成同盟，心存笼络俄国之望。俄国是土耳其的世仇。它觊觎君士坦丁堡已达一千年之久，还把这座位于黑海口的城市干脆称为“沙皇格勒”。那条叫作达达尼尔的狭小的著名出海通道，长仅五十英里，最宽处不过三英里，是俄国终年可用以通向世界各地的唯一的出口。
土耳其有一个无价之宝——它的地理位置，正好处在各条权力之路的会合处。正因为这个缘故，一百年来英国充当了土耳其的传统保护人，但如今事实上英国已经不再把土耳其当作一回事了。英国为了宁愿让一个软弱无能、因而也乖乖听话的专制君主横踞在它通往印度的道路上，才支持苏丹反对一切外来者的；就这样经过一个世纪以后，英国终于开始感到厌倦，不想再和温斯顿·丘吉尔所客气地称之为“声名狼藉、衰老垂危、不名一文的土耳其”束缚在一起了。很久以来，土耳其人的苛政、腐败和残暴的恶名，欧洲人一直感到臭气冲鼻。格莱斯顿曾呼吁把恶劣得难以形容的土耳其人这个“人类中仅有的不合人道的大败类”逐出欧洲。1906年起执政的英国自由党人则是这一著名呼吁的继承人，他们的政策是根据土耳其人半为病夫半为恶棍这一形象制定的。克里米亚战争后，索耳兹伯里勋爵拿赛马作譬喻说，“我们把赌注押在这匹劣马身上了”，这话竟成了谶语。英国左右土耳其政府的权势，刚好在它可能成为无价之宝的时候，竟然任其消失了。
1909年，温斯顿·丘吉尔曾访问君士坦丁堡，跟恩维尔和青年土耳其党别的大臣们建立了他所设想的“友好关系”。土耳其要和英国缔结永久同盟的请求，也是通过丘吉尔于1911年作为中介拒绝的，他以英帝国对东方国家常用的口吻建议说，虽然英国不能同意结盟，土耳其还是不要“回到旧政权那种暴虐手法，或者设法扰乱英国目前那样的现状”来疏远同英国的友谊为好。他以海军大臣的地位，从世界全局出发，提醒土耳其说，只要英国仍然是“欧洲唯一保持制海权的国家”，那么英国的友谊还会有很大用处。可是，土耳其的友谊，或者甚至它的中立，对英国也许同样有用这一点，不论是丘吉尔或是别的大臣，都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
1914年7月，德国人鉴于两线作战的局面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下子急如星火起来，想争取这个可以封锁黑海出口的盟国，以切断俄国和其盟友的联系以及从盟友得到补给的线路。土耳其早先的结盟建议，过去一直挂在那里，这下子突然显得非常可取了。德皇惊恐之余坚称，“现在该做的事是要让巴尔干各国的枪炮全都作好准备对准斯拉夫人。”土耳其人一开始在条款上讨价还价，并且装出倒向协约国的模样，德皇更加惊慌，指示大使在答复土耳其的建议时“要毫不含糊、直截了当地顺从，……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打发他们走”。
7月28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那天，土耳其正式要求德国缔结秘密攻守同盟，而于任何一方和俄国交战时生效。就在当天，柏林收到这项建议，当即接受，并用电报发回一份由首相签署的草约。但是在最后关头，土耳其人还是难于下手扣紧绳子打上结，把自己的命运和德国人拴在一起。要是他们拿得准德国人会胜利……
就在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英国没收了他们两艘根据合同正在英国船坞里建造的军舰，这就起了促使他们作出决定的作用。这两艘都是第一流的主力舰，和英国最好的军舰不相上下，其中一艘配备有十三点五英寸口径的大炮。7月28日，那位生气勃勃的海军大臣，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征用了”土耳其的军舰。其中的“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已于5月间完工，第一期款子也已付清。可是当土耳其人想把船接回国去的时候，英国人多方奸诈地暗示说，希腊人图谋用潜水艇攻击它，并以此劝说他们把船留在英国，等另一艘姊妹�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