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国军是香港人，今年二十六岁。七岁那年随父母移民来到新西兰，一直住在奥克兰。他曾在南岛基督城的一所大学读了一个政治专业的学士，后在新西兰最大的华文报纸《自立快报》做了一两年的助理编辑。
因为薪水太低，他觉得意思不大，所以心血来潮，只身跑到汉密尔顿来，在怀卡多大学攻读法律，希望毕业后能有一份很体面的工作。
其时，我正在怀卡多大学东亚系做访问学者，在新西兰这个“白云升起的地方”，过着悠哉游哉的生活。
记得刚来找房的那一天，钟国军蓬头鬼脑，穿着百慕大短裤，说着生硬的普通话，问我住的这一带是不是很安静。
我还以为他是哪里“黑下来”的小瘪三呢。
没想到几天后，他竟然在我的对门将汉密尔顿东区一栋最好的房子租了下来。
他安顿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我过去喝咖啡。
看了他租了这么大的房子，我原想他会有一大家子人要来住的。
结果只是他一个人。
真是有钱人在这里摆谱“烧钱”！
在聊天过程中，他得知我曾在国内一家大报当了多年的编辑记者，现在又做了省作协的专业作家，似乎找到了“知音”，便一个劲地问这问那，那样子像个无知的小学生。有时深更半夜，他也“咚咚”地来敲我的门。
我以为他有什么急事。
其实，他只是想对我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我发现他有些神经质又有点神秘的味道。
不过，我必须承认，他并不是个坏人。他经常自告奋勇去做好事，比方，一只无家可归的猫来到他的门口，他精心侍候了半个月后，才恋恋不舍地将它送到动物保护协会去。
记得有一回，一连两个月我看不见他的人影，就跑到他的窗边去瞧，还敲他的门。
没想到，他房间竟然装了防盗报警器。
刺耳的警报器将我吓得回头便跑。
但他的房门还是静悄悄的，没有半点声响。
我在琢磨：这小子究竟是在读书还是干什么违法勾当？
直到他突然出现时，我发现他瘦兮兮的，就怀疑他是不是在吸毒。
他笑笑说，“兄弟，实不相瞒，我的一帮弟兄将我带到斐济‘消魂岛’上去了。我这一身肉全部掉在那里了。玩得真开心！”
后来，他告诉我，他其实租不起这么好的房子。“我是替朋友租的。”他一本正经地说。
到新西兰后，我多了个心眼，凡是别人的私事，如果人家不是主动说及，最好不要去问。
否则触及人家伤痛，反而闹得尴尬。
而且我也知道，这里的人，一旦有“群聚性”活动，往往提前通知一下左邻右舍，就像现在钟国军做的这样，说是征求意见，其实是求得原谅。
因为左邻右舍没有谁会说：“不行，你今晚不能在这儿搞活动，否则我要报警。”
新西兰人很温和，不是万不得已，不会不给你面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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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当事人，你也要知趣，适可而止。
比方，晚上的活动一定不能搞得太晚。新西兰人一般过了晚上九点就不再接、打别人的电话，十点钟前基本上都会上床睡觉。
因此，如果你的活动搞得太晚，人家睡不着，心里烦，他们就会真的打电话给警察的。
警察来了后，虽然不会把你怎么样——如果你们是正常的聚会而不是“吸毒”或“群淫”等违法性活动的话，但警察会彬彬有礼地劝你立即停止活动，因为有人在告你了。
如果你连警察的话也不听，那就对不起，警察也不是白吃饭的。
电警棍、手铐和手枪等都带在身上。
当然没有谁愿意以身试法。
若是搞一个聚会，好好的活动不是自然终止而是因为警察来了后被迫终止，这显然是一件很扫兴的事儿。
钟国军来新西兰快二十年了，对这些情况当然很熟悉。
看来，他一大早就去拜访了左邻右舍。到我这儿已经是扫尾工作了。
第一章 白云下的聚会身体的革命
许是见我没有回答他的话，钟国军一脚将我手边的两只小蚂蚁踩死，说，“晚上你要是有兴趣，也可以来参加。”
“刽子手，两条生命就这么没了。”我拍拍手，站起来，说。
“别跟我玩浅薄的人道主义。”钟国军不以为然地说，“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我都会。可蚂蚁永远是蚂蚁，永远在地面上被人有意或无意地踩死。它并不因为你尊重它，它就变得高大起来。”
“可低贱的生命也是生命啊。”这是我的心里话，但我没有说出来。因为实在没必要为这种事跟他争执什么。
我的思维回到了他说的晚上活动的事。
“行了。”我摆摆手，说：“告诉我，晚上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钟国军笑了起来，说，“大陆的、香港的朋友都有。他们大多有很体面的工作，这次利用‘五一’放长假，他们就结队来新西兰来潇洒走一回啦。”
我突然想到了钟国军租住的大房子，便忍不住问道：“你曾经跟我说，你租住的这房子是帮朋友租的，是不是就是为了他们？”
钟国军点点头，说，“是的。这一回，他们要来这里玩一周，天天就住在这里。”
原来如此。
他们提前就叫朋友在这边租好了房子，准备妥当，来后可以不想事。
住宾馆太贵，重要的是，住宾馆哪有“自己租住的房子方便”！这些“玩主们”，真是用心良苦啊。
我说，“可你也只有六个房间啊。”
钟国军说，“是啊，足够了嘛。他们这回只来五对。有五个房间就够了。”
“五对？他们是成双成对地来的？是来度第一次蜜月还是第二次或第几次？”
因为我知道，如今的人动不动就讲度蜜月，结婚、离婚就像穿衣、吃饭一样，很轻易的。不结婚，两人住到一起，也是度蜜月，它与中国人传统意义上的“蜜月”很不一样了。
钟国军哈哈大笑，说，“他们在国内常常一两周就度一次这样的蜜月，因此，他们究竟有多少次了，我也不知道。”
真是越说越玄乎。
钟国军见我发愣，就极具诱惑地说，“晚上你来我们家吧。包你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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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些心动了，说，“能不能提前透露一点晚会活动的内容？”
“这个嘛……”钟国军停了停，似乎想找一个更合适的字眼。但想了想，可能没有找到，就拍拍脑袋，大大咧咧地一挥手，说，“其实也没什么啦，他们进行‘身体的革命’！”
“请说具体一点，行吗？”我越发迷糊了。
“不就是换妻，搞性派对嘛！”钟国军可能觉得我的表情有点小题大做的味道。
我的脑袋仿佛被人重重的击了一下。
“换妻”，“性派对”！
这样的字眼从钟国军嘴里像吐口水一样轻巧地吐了出来，对我来说却不啻于如晴天打雷！
我一下子想到了“道德”、“责任”、“价值”、“家庭”等沉甸甸的字眼。
如果这一泼潮水在国内泛滥开来，那么，这将不仅仅是一场“身体的革命”，更是一场对传统文化价值全面颠覆的叛离行径，其潜在的社会冲击力绝不可小觑！
钟国军用手肘捅捅我，说，“兄弟，别显得像乡巴佬一样。要知道你现在可是生活在一个自由世界里。”临走，他又大声说，“无论你来还是不来。我的大门都是对你敞开的！”
说完，他打着响指，松松跨跨地走了。
我看见他的阴影被桔黄的阳光拖在地上，很长很长。
第一章 白云下的聚会奥克兰街上的“泰国灵媒”
晚上八点多钟，当我走进钟国军房里时，所有的灯都亮着。
一个额头上有块光疤的高个子男人很有礼貌地用英文问我：“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我笑笑说，“我是钟国军的邻居，就住在对面。他在吗？”
高个子男人连忙笑着说，“我只怕你是日本人或韩国人，既然是同胞，还是普通话来得痛快。”
躺在地毯上看报的一个长发女人站起来对高个子说，“阿东，钟国军出门前不是跟大伙说了吗？住在他对门的这个先生姓朱……”
我说，“我姓屈，就叫我屈乡楠吧。”
长发女人歉意地一笑说，“对，就是这个名字。好像还是个作家。对不起，我将‘屈’听成了‘朱’。”
说罢，她伸出白晰的手，自我介绍道：“我叫温尼。”
高个子阿东说，“我老婆。”
温尼嗔怪地白了阿东一眼，俏皮地说，“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
这时，在另外几个房间里聊天的，喝咖啡的，唱歌的，弹钢琴的等一个一个走了出来，并都十分友好地作了自我介绍：周山岭、阿升、罗武、谢双依、马平、陈思佳和高春凤。这些人的名字过了好些天我才完全记住。
我当时很纳闷，这群号称“身体的革命”的先锋派，并没有一点与常人不一样的地方啊。他们既不疯狂地吼唱，也不举止怪诞；衣着虽然十分讲究，却没有半点花里胡哨的味道。男人没有一个留艺术家式的长发的，女人也没有一个剃光头的，更看不到一个人故意将好端端的牛仔裤剪几个破洞，穿着特制的大短裤和上面印有“我为什么还不死”或者“别理我”等流行语之类的文化衫。
我正在发愣，一杯浓热的咖啡送了上来。我本能地接过，抬头看着送咖啡的人，她嫣然一笑，道，“叫我桂妞吧。我在国内读过你的作品。”
真是个美丽女人。我想。
桂妞说，“钟国军出去买啤酒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这里你比我们还熟悉，就请自便吧。”
我回头看阿东和温妮时，他俩已进了另一间大屋子。那里有人在唱卡拉OK。
我说，“头一回来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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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妮说，“是的。这地方真安静。比农村还农村。不过，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
我说，“这是个养老和读书的地方。”
桂妮说，“可谁都得读书，谁都会变老啊。”
桂妮一边说，一边随意地坐在地上，盘着长长的腿，对我笑笑说，“我在美国读书那几年，觉得那里的人都在赶杀场，哪里像新西兰人这么悠闲！”
我说，“人家可发展得快啊。新西兰人要是总这么悠闲，很快就会‘悠’到第三世界去的。”
“第三世界也没有什么不好嘛。”桂妞冲我妩媚地一笑。
她告诉我，他们一行十人是当天上午十时半准时抵达奥克兰机场的。
一出机场，他们就像一群欢乐的鸭子，又唱又闹，真想拥抱这个美丽洁净的城市。到处是花，是花的香，是香的飘逸。那些蛋清一样柔软的白云在高高的蓝天上轻轻地移动，与地面上深蓝色的海水、碧绿的草坪和一群群像白云一样的绵羊形成默契。走在奥克兰这个国际大都市里，你看到的是五彩缤纷的脸孔、脸孔上的笑容和笑容里的质朴、好友与真诚。街上充满着各色音乐，有古典的圆舞曲，现代奏鸣曲和新西兰的毛地歌舞，也有美国的乡村音乐，更有苏格兰艺人在街头戴着电影里才能看得到的高高的帽子在演唱着他们的经典民歌。
井然有序的街道，威严的交通指示灯，无声的车流和不时飘来的咖啡和蛋糕诱人的芳香。
牵着宠物过街的妇女、穿着燕尾服溜达的老人、推着小孩的年轻妈妈和在广场上喂养鸽子的情侣们，一个个那么神态悠闲，那么幸福自得，让人油然涌出“活着真好”的人生感喟。
尤其让桂妞激动的是，他们居然在奥克兰最繁华的皇后大街的尽头看到了一群泰国民间艺人在那里进行精采的演出——
掌声、笑声和欢呼声，一阵又一阵。
当一个刚刚被铁钩穿过身体，然后用钩子将身体吊上半空中的“泰国灵媒”——一个年龄大约在十四五岁的小男孩，若无其事地诉说着泰国神灵的神奇时，旁边的听众只能眯着眼睛，露出一副似信非信、惊惶交加的样子来。
桂妮说，在泰国，每年九月都会举办为期一周的“九皇斋节”，同时会举办各类像台湾那样的“乩童”游行，具有神通能力的“灵媒”在这个时候都会拜请各自的神祗附身，他们在游行过程中会将长长的钢管穿颊而过，形成血腥而又神奇的景观。
“如果你很佩服他们，你可以将泰铢串在他们颊上的钢管上。”
不论是外国人或是当地人，为了鼓励乩童卖力演出，都可以将一张张千元面值的泰铢串上乩童的钢管。
“其实，我们做这些动作都不会痛的。”有神灵附身的小孩答谢时常常这么说。
有一回，亲临泰国观看表演的桂妞，看到一位刚刚穿过三公分直径粗的钢管的女孩，卸下钢管后熟练地将预先画好的“纸符”往脸颊上一贴，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当神明上身时，我们的身体是借给神明的，为了让民众相信神明上身的事实，我们就表演穿颊，表演的时候一点都不痛的，只有神明退驾之后才会痛，这时贴上符纸，很快就可以复元了，甚至不会留下疤痕。”
当桂妞将五千泰铢套在那根冷酷的钢管上，小女孩冲桂妞笑了笑，作了上述说明。
“真没想到，在奥克兰大街上能够碰到‘泰国灵媒’！”
健谈的桂妞一脸的兴奋：“上帝给了我一双脚，让我来走的；上帝给我了一双眼睛，让我来看的。我走过世界不少地方，看过人生的不少奇观。上帝待我不薄，我要知足感恩。”
是啊，应该知足感恩！
我也多次去过泰国，桂妞的一番话让我的思维飞到了那个热烈而神秘的地方：通过曼谷东方大饭店高雅宽阔的大厅，出了花园曲径，热闹欢乐的湄公河夜色便晶亮的展现了；沿着河岸兴建的五星级饭店，紧邻湄公河旁高高搭建的露天看台，河中的游船上供应着各种精致食物，啤酒饮料；更迷人的当然是充满热带气息的夜空，星光灿烂，撩人的河景，摇橹的桨声，柔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