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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颓废小说”正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明王朝由盛而衰，北方的满族虎视眈眈，随时都可能吞噬这个腐朽衰老的帝国。眼看毫无生气和希望的明王朝气数将尽，那些整日在风月场中可以追欢逐乐，在茶楼酒肆附庸风雅的文人墨客意识到这些世俗享乐终将失落，有些人有感于这种宋世的凄凉而隐遁山林潜心佛道，另一些人则变本加厉地沉溺于那种纸醉金迷、荒淫放荡的生活。正是后者这样的一类颓废至极的文人创作了一批以粗俗俚语杂以艳语丽句，不厌其烦地描写性细节的淫秽小说，如《绣榻野史》、《株林野史》和《昭阳趣史》等。
与这类小说相映成趣的是春宫画的成熟和张扬。
这类画的肇始者产生于唐代，当时的春宫图与房中书脱离之后，到了明代，画技更加娴熟，个性更为张扬。
这些画不再仅仅用于性指导，也用于欣赏和娱乐。尽管明代画中有春宫画的瓷器，为男女裸体性交，但明中期较好的春宫画并不尽裸体，性挑逗的意味也表现得较为含蓄。
春宫版画中的裸体是在晚明才大量出现的，而且形象逼真，画面精致，如《胜蓬莱》、《风流绝畅》、《鸳鸯秘谱》、《繁花丽锦》和《江南销夏》等。
画面上扑面而来的颓废气息正是当时生活的艺术写真。
“性的封闭”与“国门炸开”
明代的“颓废”镜照出统治者摇摇欲坠的权力金字塔，末世浮华的生活为世人在沉重的“性禁忌”和“禁封闭”压抑下透露出一块小小的自由空间。
但满族征服中国后，中国人的性态度又一次变本加厉地压抑起来。往昔男欢女爱的欢乐气氛再次转变为壁垒森严的自我禁锢。
它意在将异族征服者拒之于自己私生活的大门之外，同时也把危险关闭在门内，因此形成后世中国人性心理上的畸形与病态。清皇朝的“闭关锁门”政策与“性封闭”奇怪地搅在一起，国人穿着长长的衣杉，留着长长的发辫，每一个都成了一个封闭的怪物。
直到邪片战争的船坚利炮轰隆隆地“炸开”了中国的国门，人们才如井底之蛙般幡然醒来。“五四”点起的叛逆之火不仅烧毁了一个腐朽没落的皇朝，而且也将人们心头的精神枷锁烧掉了，“性”的生命力再次张扬起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在“性学”的研究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被誉为“性博士”的张竞生写出了许多有些偏激和反叛的文章。
1927年前后，中国还出现了许多与性知识有关的刊物，《新文化》、《性杂志》、《性欲周报》、《性三日刊》、《性报》，等等。
但这种“性”的解冻到后来又变得一天天紧缩，到文革达到空前的“禁锢”。
但中国人有着惊人的恢复能力和凝聚力，中国人的生活观也有着一种沉静的，顽强而又充满自信的力量。这种深深地隐藏在中国文化中的潜在的、不可征服的生命力虽有其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的因素，其终极的原因一时无法推究，但男女之间的“性”调节不能不说是中国种族和文化长期绵延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如潘光旦先生说的：“精神生活的健全与否，和性观念的正确与否，有极密切的关系。”
从“性的封锁”到“国门炸开”，其间的血的教训难道不值得国人好好反思的吗？
“乱伦”之舞与“贞节”之血在发掘国民的劣根性上，不少人都看到了宦官文化对民族性格的“积弱”所造成的影响。
有些宦官是被迫的，如史马迁和张衡等，有些却是自我阉割，如竖刁等。
春秋战国时齐桓公说：“竖刁自宫以近寡人，犹尚疑乎？”意思是竖刁为了服侍我，亲自阉了，这种人还有什么可疑的呢。
管仲却说，“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将何有于君。”
管仲说得真好：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自爱，又怎么能爱君呢。这句话还可以进一步说：一个人能性别都模糊了，他又怎么有能力去爱一个人（无论这个人是君王还是普通人）呢？
因为没有能力地去爱人或被人爱，历史上便出现了许多“乱伦”的事。
应该看到，以五代为分水岭，以北宋为缓冲带，中国妇女的性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此之前，女性从属男人只是相对稳定，夫死再醮，离婚再嫁都属于正常事，不会引起他人的非议。
但自此以后，由于程朱理学的问世，贞节被提到了比生命更重要的高度，说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由此衍成了“好女不事二夫”的道德规范。
实际上，从先秦到五代，君主对贞节并不看重，民间就更不用说了。
例如前面讲过的，秦始皇父亲异人娶的赵姬就是赵国大商吕不韦的小妾。
汉景帝娶的竟是市民之妇。
刘备在妻子孙权之妹回东吴后，纳了刘瑁的遗孀穆氏为夫人。
东晋元帝娶吴家寡妇郑氏为妻。
而曹操封魏王后，所拜的王后是曾堕入烟花的卞氏。曹丕建立魏朝，先以袁绍子袁熙之妻甄氏为后，后又纳小吏之家的郭氏为后。
明帝即位，娶民妇为妻。
这曹氏祖宗三代扶正的“后”没有一个是处女，且均是从侧室入正室，是为历史一大奇观。
但这一时期对贞节的不看重却在另一方面让“乱伦”之舞也表现得十分张扬。
历史上隋炀帝杨广，将庶母陈氏（父亲隋文帝的宠妾）占为己有，臭名远扬，不值一说。
连唐高宗李治也是将父亲唐太宗的才人武则天纳为宠妾。
而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竟是将未过门的儿媳纳为“新皇后”，结果被愤怒的儿子宁凌噶所杀。
将儿媳变成自己妃子的还有唐玄宗李隆基，他的爱妃杨玉环原是儿子寿王李瑁的妻子。
梁太祖朱温，也将儿媳妇尽力纳入自己的色欲对象中。
金朝海陵王大部分情妇竟是亲属，一部分则为大臣的妻室。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荒淫的君主，毫无伦理道德约束。先后被他占有的有叔母阿懒、从侄女重节、从嫂阿里虎、从姐妹什古、蒲刺、习拈、师姑儿、再从姐妹莎里古真、余都等，还有外戚妻室奈刺忽、蒲鲁胡只等，臣妻定哥、择特懒、察八等，共计二十余人。
海陵王把淫乐看成是人生的第一要务，他和莎里古真约会时，亲到殿外等候，累了则坐在侍婢高师姑的膝上，侍婢关切地问他：“天子何必如此而已劳苦？”他答道：“我以为天子易得，此等期会难得。”
他每次与女人交欢，不是在帐闱中进行，而是公开亮相，令乐队在一旁奏乐，嫔妃环坐观看。
只有到了宋代以降，由于程朱理学的盛行，贞节看得越来越重，不仅没有君主娶再醮者，“乱伦”之事也不敢公开进行，但皇帝中却有狎妓的“瘾君子”。
例如，宋徽宗听说京师名妓色艺双绝，第一次便化名赵乙，带了重礼，去烟花聚集地镇安坊。老鸨李姥见来客阔绰，立即安排李师师来见。
但李师师却摆谱，等了许久才出来，而且出来后，她也淡妆不施脂粉，对客人不屑一顾。过了好一会儿才拿出古琴，弹起一曲《平沙落雁》。
徵宗为之倾倒，但李师师始终冷面相向。
第二次造访，皇帝亮出了身份，这一回李师师一笑百媚，弹了《梅花三弄》。
徽宗自此不时派人送去厚赐，为了幽会方便，他还命人从皇宫挖了一地道通达镇安坊。
皇帝的荒淫无度，由此可见一斑。大宋帝国的日薄西山，国将不国，也在情理之中了。
真正将“贞节”推到前所未有高度是明太祖朱元璋。他一即位，马上昭扬贞节观，昭书郑重其事地说：“民间寡妇在三十岁以前夫亡守节，并坚持到五十岁以后者，可在门前立旌表彰，免除全家差役。”
为了配合贞节的教化，儒臣解缙等人编篡了上古三代至元代的《列女传》，以作为全体女性的必读之书，明成祖亲自为之作序，以阐明“贞节”的重要性。
从此，“贞节”之血在汉文化的“文明之路”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化探源：“生殖崇拜”的话外之音中国的儒家文化并不回避“性”，甚至有学者指出，儒家的核心部分“仁孝”学说表现的是一种生殖哲学，它脱胎于先祖的“生殖崇拜”。
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只是过儒家所推尊的“生殖崇拜”主要是男性生殖崇拜，女性是辅助工具。
老祖宗在造字时就显露了这一点，例如：“祖”即“且”的崇拜，甲骨文的“且”字仿造于男性生殖器。民间用的祖宗牌位，是一块长方形的木片，也就是“且”字，表明了先祖对它的崇拜。
在母系社会时，祖是“日”字，写法是一个圆圈当中一点，是象形的女阴，也是太阳。
中国不少地区到现在还用“日”来表示性行为。
而老子学说则脱胎于女性生殖崇拜，是母系氏族文化的理论升华。
所谓“道”，最初建立在对女性生殖力的认知上，然后扩大到观察宇宙的创生。
《老子》常用女性性器官和母体形容“道”的性质作用，如“谷神不死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在地根”，“玄牝”即女性生殖器，“谷神”即生殖女神。女性生儿育女是从无到有，始于结胎，胚胎由混沌渐次分化，终成人形而出生。
推之宇宙化生，即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是恍兮惚兮，窈兮冥兮，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其中有精。老子“小国寡民”的哲学贵柔守雌，也是这种生殖崇拜的反映。
不过，中国儒家相信“道之大原出于天”，这是价值的源头。它将性意识淡化，突出了宇宙的宏大与深邃。在这种思想的观照下，“道”足以照明“人伦日用”，赋予后者以意义。禅宗也是这样说的。未悟“道”前是砍柴担水，既悟“道”后仍然是砍柴担水，所不同者，悟后的砍柴担水才有意义，才显价值。
也就是说，“道”要靠自己去悟，悟了就有意义，就不是表面的事物，而是接近宇宙的核心。
儒家教人“深造自得”、“归而求之有余师”，道家要人“得意忘言”，禅师对求道者则不肯“说破”。重点显然都放在每一个的内心自觉，所以个人的修养或修持成为关键所在。
这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具体表现，它将性意识打磨得十分斯文尔雅。它明确告诉人们，
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向上的，不是等待上帝来“启示”的。每个人都有尊严，都有欲望和要求，但个人的欲望要含蓄，否则便是“没修养”的表现。
实际上，儒家文化是很重视人的尊严的，这一点自孔夫子以来便巩固了。
孟子说，“人皆可以成为尧舜”，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佛教徒竺道生也说“一阐提可以成佛”，都肯定人有价值自觉的能力。
在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中，人的尊严是遍及于一切人的。
陶渊明送一个仆人给他的儿子，却写信告诉他：“此亦人子也，当善遇之。”
唐代道州刺史阳城抗疏免道州贡“矮奴”，当时和后世传为佳话。
因此白居易有诗：“道州水土所水者，只有矮民无矮奴。”大学说，“知止而后是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当今社会的危机恰恰是“动”而不能“静”，“进”而不能“止”，“富”能不能“安”，“乱”而不能“定”。
为了使纲常序列排列清楚，孟子还特地提出五伦：“父子在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把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它的个人主义精神凸显了每个个人的道德价值；它又发展了从“人皆可以为尧舜”到“满街皆是圣人”的平等意识以及从“为仁由己”到讲学议政的自由传统。
中国人的内倾文化在自我存在的表现上，一方面是外在客观世界存在的保证，另一方面外在客观世界的存在也保证了自我存在的真实性。
庄子“因己之乐”即可推出鱼之“乐”，邵雍由“以我观物”即可推出“以物观物”，程明道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中国人相信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而外通于他人及天地万物，所以翻来覆去地强调“自省”、“自反”、“反求诸己”以及“反身而诚”等“自我修养”功夫。
中国人不大重视灵魂的有无，但是积极肯定人生。
立功、立德、立言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三不朽信仰，也是中国人“永生”的保证。
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文化的探源上，传递出“生殖崇拜”的话外之音。
总之，饮食男女不必害怕“性”，不必回避“性”，更不必重温“性禁忌”和“性封闭”之恶梦。
因为“性”不是洪水猛兽，不是精神鸦片；但“性”也不是青菜豆腐，不是像抽烟喝酒一样简单。它有自己的内在规律，我们只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从容面对，足矣。
因此，神说：“我又听见从天上另有声音说，我的民，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免得有分于她的罪，受她所受的灾害。”
第一章 白云下的聚会神秘之门
二零零一年五月二日。这个看似极平常的一天，却成了我打开一扇“神秘之门”的钥匙。
上午九点多钟，阳光像黄黄的橙汁倒满了我的窗口，十分亮丽。
一只苍蝇在唱歌。
我坐在房门口，在略带清冷的水泥地板上聚精会神地逗弄着三两只忙忙碌碌的蚂蚁。
一条影子朝我走来，说，“兄弟，得向你说个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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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抬头，见是对门的钟国军，便又埋下头去逗弄我的蚂蚁，说：“你言语就是了。”
“今天我有一帮朋友来，晚上可能会有点闹。”钟国军说，“提前向你通个气儿。如果影响了你，就包涵点儿。”
钟国军是香港人，今年二十六岁。七岁那年随父母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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