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父权制度始于周代。从此，“性”的禁锢越演越剧，据说这是文明的结果。
孔子一句“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将对女性的鄙视表达得淋漓尽致，几千年的“性压抑”也就浓缩在这一句不祥的话里。因此，“五四”时代的闻一多就说，“女字和奴，在上古时不但声音一样，意义也相同，本来是一个字。”他点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的一种真实现状。
古代把女子出嫁叫作“归”，视夫为女性的归宿；在词源上，“妇”是“服”，即“服于夫也”。至于有名的“三从四德”中的“三从”即“妇人，从人者：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更是将女性在裹好了手脚之外，还把思想和精神也用枷锁套了起来。
“性派对”行为者中的女性都十分痛恨这种散发着尸臭味的文化残片。在广州《女巫》杂志当编辑的陈思佳就颇为激烈地说：“‘性派对’不单是颠覆个人的身体，更是对传统的男权文化恶狠狠地捅上一刀！”
尾声：燃烧的文明“贞节”：祭坛上的献礼
应该说，躺在男权文化祭坛的是血泪斑斑的“贞节牌”，“性派对”行为者显然将它从高堂上取下来，砸得粉碎！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贞节比生命还重要。这句话判处了多少“失节”女人的死刑，让多少优秀的女性沉入屈辱的“冤河”！
有人分析说，“三代”以前是贞节观念的史前期；春秋战国为贞节的萌生期。此时，开放的性风俗被视为淫荡，尤其是女性的性自由完全被取缔，两性关系受到礼教的严厉控制。
中国先秦流传有“古婚制”，对“贞节”二字小心又小心。男女成婚必须经过六道程序：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纳采，就是男方家长找媒人到女方家里去提亲。
问名，指男方家携带礼物去女方家请问女孩子的名字与生辰八字，以便于回去在宗庙里正式占卜，看一看两个青年人的命相是不是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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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吉，就是当男方在宗庙里举行的占卜得到吉兆后，备礼物遣人去女方家里报告占卜的结果，准备正式与女方联姻。
纳征，则是男方家向女方家赠送厚礼，两家正式订婚。
请期，是指男方家通过占卜订下结婚的日期，征求女方的意见。
亲迎，就是到成亲这一天，男方到女方家里迎亲。
从这个“古婚制”可以看出，婚前男女是没有见面的，所有的事都是由中间人去奔波，为的是让“贞节”在新婚之夜得到验证。
从此，“贞节”二字变得愈来愈沉重。
秦汉到隋唐以前为贞节观念的真正“确立期”。在此期间，“贞节”观念不仅问世了，而且还上升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思想。“忠臣”与“贞女”并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力整饬性道德，鼓吹“从一而终”。隋唐到清，是“贞节”观念的成熟与鼎盛期。自隋开始，就有“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以及“立格九品妻，无得再醮”的官方要求；唐代则成为“县主有子而寡，不得再嫁”；元代更严：“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至五十以后，晚节不易”；明朝在此基础上，又设立了“凡妇人因夫得封者，不许再嫁”的“定式”。
至清代，则鼓吹“室女守贞”，要吹捧殉夫的“贞烈”为“仁至义尽”。
从文化生长的土壤上来看，宋代理学的兴盛是“贞节”观念获得理论支柱的重要时期。
前面讲的程伊川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这种理论的代表。
他还主张男子不能娶寡妇，“凡娶以配身者，若娶失节以配身，是己失节也。”
这样，使女子在不可“更”二夫的同时，又添了一层新的束缚——它由男性来完成。
是宋儒理学最先提出“未婚守节”的概念的。这样，使妇女提前进入“贞节”的樊笼。
而这种事，跟一些女性自身的“不觉悟”也有关：即迎合男权文化，自愿成为其中的殉品。有人还用“残体自伤”的誓志行为来为“贞节”高唱赞歌呢。
例如，战国就有梁国寡妇高行，拒聘不改适，以刀割鼻明志。自此，仿效者众，周郁妻戳鼻，魏溥妻割耳，王凝妻断臂，曹文叔妻刈耳又割鼻，清人方启祥妻为表“不二”决心，竟在脸上刺下“守制”二字，使“贞节”二字带上了一股浓烈的血腥味。
正如“性派对”行为者桂妞所尖锐指出的：“这些可怜的‘女英雄’只知道伤残自己，为什么不把男人的‘根’割下来呢？”
尾声：燃烧的文明纹身的“荆条”
现代人“纹身”既是成人标记，又是美的需要和个性的张显，可是，当女性把“贞节”的字符用来“纹身”时，她背负的则是带刺的“荆条”，是灵魂的收缩和对男权文化的臣服。
“男子贵信，妇女贵贞。”
“贞节”成为社会公认的女性价值的核心和人品的典范，并把它提高到与男人的“诚信”一样的高度，说明女性要在这个男权社会立足，必须背负着这根“荆条”。
众所周知：“信”被中国传统文化看成是人格的一种确证，三种重要品格“信、知、勇”，“信”居第一位。孔子在《论语》中反复讨论了“信”，共出现“三十八”次之多。而与“信”同属一个家谱的有“忠诚”、“孝顺”和“官”等，它们都是传统的“家文化”、“孝文化”之种，是将人性束缚的“荆条”和“绳索”，它与西方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异。
有人统计：与“忠诚”有关的中文单词总计103个，而英文中只有43个；与“孝顺”有关的中文词有45个，而英文中只有4个；与“官”字相关的中文词有323个，而英文中只有160个。
从这个对比中，可以看出中国儒家文化的封闭和狭窄，因为数字越大，意义越丰富，条条框框越多。
古往今来对“信”的礼赞也是浩如烟海，数不胜数。
据《晏子春秋》记载，有一回景公见晏妇老婆很丑，又很老，景公就想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他。晏子听了很严肃地说：现在我的夫人虽然又老又丑，但她是我的结发之妻，年轻时也很漂亮，但人不能永远年轻，永远漂亮。我已享受了她的青春美貌，你今天虽然赐我美女，但我怎么能背信弃义、抛弃与我同甘共苦的老妻呢？
而最动人的则是“抱柱”的故事：一位叫尾生的人，在桥下与人约会，后洪水至，为守约不移而被水淹死。
“为信不另娶”和“为信而死”都表明了男人的“诚信”之美。但这种美却是建立在主体对自我的认知和对信仰的追求上，是主动的，不是被迫或强加的。
它与女性为“荆条”沉重的“贞节”而沦为“次等人”、接受种种苛刻的检查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历史上曾流传着许多为这根“荆条”度身煅打的“法宝”——检验女性是否“贞女”。
比如，所谓的“守宫”法：“守宫”本是一种虫名，一般放在器皿里以丹砂喂养成，长到满十斤后，把它捣碎，点到肌肤上后，终身不会褪掉，但一旦发生性交，就会消失。因此，民间认为它可以耻止淫乱，保卫贞操，所以称为“守宫”。
民俗还有一种“灰检法”：用细干灰铺放于桶之内，教女子解了下衣，坐于桶沿 ，用绵纸条栖入鼻中，要她打喷嚏，若是破身的上气泄，下气亦泄，干灰必然吹动；如果是童身，其灰如旧。连朝廷选妃，都用这种方法，可见它的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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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北方某些地区有一种“燎裆”风俗，即迎接新娘时，指定一个“法女”拿着点炮的麦草火把，在新娘胸前肋间和两腿间一下一下燎着，其目的是检验新娘是否贞节。
若女孩子与人有过肉体接触，便不是女儿身了。
据说，失了节的女人，最怕以火燎烤下身。身体近火之后，阳气上升，若为贞女，则没任何反应；反之，因热气上窜，抵至喉颈间，人就要顺气不止，面部潮红，耳根发热，浑身奇痒难熬。
而在古代的江淮一带则流行着所谓的“贞节帕”。据《性理三书图解》，此间男女成亲时，新娘由自己的母亲陪同步入洞房，见到女婿后，母亲不仅给他一些果酒礼品，还同时把一块方巾塞入女婿衣袖中，这叫“叫亲”；女婿恭敬地接下来，并此来印证是否有“落红”。
有的还将染有初夜血的白巾拿给众人看。
这种“贞节帕”在当今中国的某些地区还很盛行。夫妻性生活本来极其隐私的，况且礼教的压抑文化也使人讳言、慎言“性”，而今为了表白“贞节”，平时具有的羞耻感早已没有了——因此，有人说，中国人的生活特别“悖异”：该隐私的公开化；该公开化的反而极其隐蔽。
为了让女人的“贞节”更加“制度化”，女人还接受了“裹足”。
妇女缠足一般认为始于五代，但李煜将它发扬光大了。尖尖的小脚成了女人性魅力的所在，同时也变成了女人最隐秘的部分。
女人为什么要“裹足”？《女儿经》中写道：“为甚事，裹了足？不是好看为弓曲，恐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
原来是为担心女子行为不轨而进行的一种超前的人身限制。因为缠了足，走起来不方便，跑起来不利索，这样就更加可以将身体“约束”起来，正如龚自珍写的《病梅杂记》，这样的“曲梅”、“折梅”，使自然的“梅”变成病态，从而形成一种“病态的美”。
当男人欣赏着这种“美”时，女人的心血却在“吱吱”地燃烧。这是“性派对”行为者罗武说过的一句话，它表明，即便是男性，也对这种束缚人性的“制度”提出抗议。
尾声：燃烧的文明
“贞节的美德比雪还白”
不过，对“贞节”的重视并非古老中国汉文化的专利。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和民族都认同“贞节”的重要。
英文中有一句谚语，叫做：“贞节的美德比雪还白”。
直到今天，英国每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是“处女节”。这一天的少女们上街游行，为自己的“守贞”感到骄傲。
而鉴别处女的方法在不同的民族中更是表现得五花八门。如匈牙利的齐格纳人在新婚之夜，新郎让新娘赤脚踏菩提树制的小圆板，圆板的一面画着圈圈（象征肉欲），另一面画着花（象征爱）。
他们认为若少女失贞，一站上去则立即有灾难，若是处女则平安无事。
还有一部分齐格纳人相信，用黄杨树把三个剥皮的喜鹊串起来，放入新娘枕下，就可测出她是否贞节，处女无事；但失贞的女妇则会彻夜惊恐而难以入眠，并会在喃喃呓语中道出奸情。
近代欧洲还流行一种“颈度量法”，即在婚前婚后分别测量新娘的颈作比较，若为处女，新娘次日的颈必比前一夜更粗，否则就不是处女了。
更可怕的还是一些非洲一些土著民族，他们竟用铁环把处女的阴部锁起来，称为“阴唇闭锁法”，这种“幽闭”要直到结婚前才打开。
但总的看来，这种原始的非人性的“禁锢”是极其罕见的，它与中国古老的“致残守贞”一样，都是反文化、反理性、反人性的一部分，是将人的自由灵魂变成扁状软体动物的残酷例证。
“如果你是人，你就要将灵魂拿出去晒晒，否则霉烂了还不知道！”大学老师刘然说的这句话，并不仅仅是为“性派对”作辩护。
尾声：燃烧的文明
叛逆的声音与“床上机器”
古往今来，叛逆的声音一直存在，从李渔、龚自珍到鲁迅、闻一多，从尼采到弗洛伊德等，多少志士仁人为之奔走呼号，将一块块“贞节牌”砸碎，将一张张“缠足布”撕毁。
尼采公开指出，“提倡贞节是公开鼓动反自然的行为，所有对性生活的轻视，所有用‘不纯洁’这个概念对生活的玷污，都是违反生命的重大罪行——都是违反生命圣灵的重大罪行。”
弗洛伊德则说，“我的印象是：禁欲不可能造成粗犷、自负、勇于行动的人，或是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大无畏的拓荒者或改革家，通常它只能造成‘善良’的弱者。”
但这种“叛逆的声音”也遭到不少的误解和反对。马尔库塞说：“本能的解放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日本的池田也指出，性解放“其汹涌之势从根本上动摇了现代社会”，而罗洛？梅则感叹“我们的内在价值濒临全面破产。”
即便是大名鼎鼎的汤因比，他也担心：“性革命为人类心灵带来的最大的冲击将是道德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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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性的泛滥和不加节制，不仅造成了性与爱的分裂，而且也使“性”本身庸俗化。因为这个时候，“性”的交流不再是爱的施予与实现，而只剩下动物意义上的官能感觉的追逐，甚至沦为病态的虐待。“性”蜕变为快感的工具与机械的载体，失去了任何灵性与人性。
正如罗洛？梅所嘲笑的：“两性关系如此亠致使保持个人内在中心的唯一方式就是学会如何性交而不是真正动情”。
倘若“性”所含蕴的丰富情感与高尚的人性失落了，剩下的只是干枯而机械的“床上机器”，那么，“性已不再是对人的拯救，反而成了一种考验与负担。”
“性解放”与“贞节”恰恰是“性文明”这一镍币的正反两极。
中国学者胡发贵说得好：“贞节”的表面含义主要是对女性性欲望的压抑，这是畸形的，也是不公正的，但这种压抑的背后所透现的原始意蕴却是对人的动物性本能的恐惧与强制，是企图以此来实现人性的张扬，尽管这种人性的价值是封建的，因而也是有限的，但却不失为对人之为人的一种向往，是企图以一种规范来确证与保护为天地之灵杰的人的形象与价值。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性道德的设定目的即为寻觅性与爱的统一，在本能中确立人格意义的话，那么，“贞节”的原始意蕴仍然值得借鉴。
因为，作为一种性规范，“贞节”囿限了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