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疯了- 第27部分

　　为了不让谢双依的盘问所困扰，罗武设法让妻子也参加了。这样以来，他与谢双依走到了同一条道德线上，无所谓人格的高低，也无所谓心灵的责备，大家彼此需要，互相尊重，共同经营好人生这一道难做的“盛宴”。
　　罗武尽量让自己不去想明天的事儿。因为，明天是什么，谁也不知道。说不定明天他就死了呢——比方，坐飞机失事、坐轮船翻船、或火车撞车或别的什么天灾人祸。报纸或电视上，每天都有不少人死亡，谁能保证他的名单就置于黑框之外？
　　既然生命是如此脆弱，他只要求好好过完每一天。哪怕这一天是在麻醉中度过的。
　　不是有人要吃安眠药才能睡觉吗？
　　罗武坦率地说：“‘性派对’就是我最好的安眠药！”
　　但是他又补充道：可是，这“安眠药”也不能经常吃。吃多了会伤身体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安眠药”只是在睡不好的时候吃，目的是为了睡好，是为了醒来后有更好的精神对待繁重的工作，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对我而言，参加性派对就是为了调节生活。我觉得这样很好。不用担心任何副作用。”罗武说完这句话后，将脸转向窗外。
　　窗外有一棵老树，树上有一个蛛网，网里有一只小蚊，小蚊在不停地呻吟，并且挣扎……
　　第六章　嫉妒与冷漠屈乡楠的文件夹
　　罗武跟我聊天时，不停地使用手势。他的表达能力远不及他的写作能力。他常常试图表示一些新的观点，甚至带有一点学术气味，这是一些写家经常犯的毛病。
　　罗武自己也承认，在与女性派对时，他总是习惯于“讲”，而不善于“做”。女性朋友有时对他的“学者化”谈话颇为不满，认为他有掉书袋或炫弄学识之嫌。
　　不过，初次见面时，罗武给人的印象是开朗、坦率而又大方，我头一回看到他时，就一点也看不出他内心竟有一块发霉的阴影压迫他好长一段一时间。
　　通过谈话，我仍然感觉到，罗武有种“抑郁症”——“山女事件”给他的心灵造成的创伤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完全“拜拜”了。不，恰恰相反，它像一条蛇，在他不经意的时候，在他快要忘记的时候，在他快要沉醉于某一境界的时候，它悄悄地爬了出来，然后，在他心尖上狠狠地咬一口。咬完就走。当罗武意识到这种疼痛时，它早已消失了。
　　罗武积极参加“性派对”，不断地用一种“行为”来反抗另一种“行为”——而后一种“行为”不过是历史的沉积，是看不见的，这正是“抑郁”的来源。
　　“抑郁症”在我国都市人口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它也是一种全球化的时髦病。
　　有报道称，到二零二零年，“抑郁症”将成为仅次于癌症的人类第二杀手。
　　而在我国，“抑郁症”及自杀造成的损失之和已排在各种疾病的首位。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人群死亡的第一原因是自杀——而自杀的冲动许多时候就是来历不明的“抑郁症”引起的。我国目前每年有二十万人以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占全球每年自杀者总数的五分之一。
　　特别是最近两年，青少年自杀呈明显的低龄化趋势。
　　罗武表示，他不会自杀。他也不愿承认他患了“抑郁症”。他反而觉得眼下的状态很正常，他与谢双依的感情也很稳定，双方都在“性派对”行为中点燃欲望，放纵自己，并在一个陌生人的身体上打捞曾经有过的激情。
　　罗武说，“我派对，我写作，我自由——活着真好啊！”
　　尾声：燃烧的文明“为了方便的婚姻”与“做自己的主人”
　　“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
　　一个“淫”字将“性”推到了“邪恶”之首的境地，一个“孝”字又像一个“紧箍咒”，使“性”的约束带上了双重的意蕴。
　　换言之，遵从了卫道士们所订立的“规约”，就是“善”的；服从他们，就是“孝”的。
　　否则就是不孝，就是“恶”的，就应该受到严惩的。
　　可是，是谁授权了卫道士们制订这些“规约”的？人们为什么要将自己的手脚捆起来，交给他们去管理？人间的德行与天理究竟是如何交汇的？
　　不少人总喜欢沿用先秦儒家常谈的“天命”、“天道”来为此作辩护，其实，他们对这些字符的真正意义并不明了。
　　“天命”、“天道”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五行篇》解开了这个谜语。五行不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而是仁义礼智圣五项德目。其中仁义礼智在同一层个层次，只是善人的行为；圣居更高的层次，能够体认，以德性形于内始达到圣的层次。
　　善是人的层次，德是天的层次；德而内化，德而形于内，人遂得由仁义礼智的融通提升到天的层次。天是自然，也是超越界。经过四德的内化，人性超凡入圣回到天然，是以经过人心与天心的交汇，经过圣的境界，天命不是降予王者，不是降于周人，而是降在你我他每一个人的身上。
　　天命遂不是王者的使命，天命的意义平凡而超越，现时而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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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饮食男女，要“成圣”很难，而作为普通人的“天命”和“天道”就是要活得自然，活得真实，活得内外“顺达通乐”。
　　但并不是说，人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像存在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只要我想什么，我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存在，所以就有意义。这种想法的危害在于，它直接导向虚无主义，对什么都不相信，只相信自己的想法。
　　当今的中国现实，存在主义思想还大有市场，尤其在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刺激下，这种思想以各种面目出现。
　　“性派对”是很容易归于其中之一翼的，但它却有着自己的精神走势和独特疆域。
　　应该看到，当着没有外力的抑制而犹能自律，这只有最高“心性修养”的人才能办得到。在通常情况下，一般人是当有外力抑制时，他就收敛些，当外力不存在时，他就放肆些。
　　“性派对”的行为者正是在这种既有外力（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又不想压抑自身的夹缝中生存，这就决定了他们的行为诡异，以地下状态为主，而在实际行为中，他们又能十分放肆，越过一切传统藩蓠，将在办公室和公共场所压抑的心灵尽力伸展开来。
　　众所周知，婚姻、爱情和性这三件事，既是一回事，又是各不相干的三件事。
　　从婚姻的角度，从社会的约束的角度看，婚外恋是不道德的。但从爱情的角度上看，没有爱情的婚姻也是不道德的。
　　这个矛盾如何解决？“性派对”虽然不是解决这个矛盾的良方，但它是否提供了某些值得人们思考的东西呢？
　　董乐山先生说，中国有史以来的婚姻制度底下，绝大部分都是没有爱情的婚姻——有的爱情是在结婚以后大家互相培养出来的——不是指腹为婚，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了民国时代还是需要介绍。今天的农村和不少城里人仍然需要这种“中介”。
　　外国人称这种婚姻叫“为了方便的婚姻”。
　　“嫁得好还是干得好”曾一度成为媒体争论的热点，但争来论去，还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客观事实却是：不少家庭变成了“维持会”——就是过去敌伪时期给日本人维持社会治安的伪政府，关系勉强维持下去，有儿有女，而且年龄大了，凑合着过算了。
　　中国九十年代以前离婚一直十分困难，而且是一件特别丢人的事。
　　尤其是文革期间，除非你的爱人是右派之类，感情不好要离婚简直不可能。不但组织上不同意，就是到了法院去，调解来调解去，五年十年就这么耗过去了，再到双方都白了头发再离掉还有什么意思呢。
　　这种半死不活的“耗生活”其实是违背“天命”和“天道”的，是“恶”的和“不孝”的。怪异的是，身处其中的人们却麻木得连个喷嚏都打不响。
　　这种触目惊心的事实甚至延续到了今天。据报道，目前中国一千对夫妻只有十三对是真正幸福的，而五百多对则是彼此冷漠。
　　还有一个在作家文人中进行的调查：十二个人，七个是因为外遇离了婚的，另外五个其中的二个正在进行婚外恋，还没发展到离婚，最后三个有过精神外遇，也就是有贼心没贼胆。
　　好像没有一个跟另一半是真正忠诚和相爱的。这个数字让人大吃一惊。
　　年轻的女性不禁会问：“我能保证我与他就是那千分之十三中的一对么？”
　　“性派对”行为者至少没有这个疑惑，他们不少是有家庭的，甚至是再婚的，可他们的观念已经走出了传统的婚姻之外。
　　“我们给自己制订法规，我们有自己的‘善’和‘恶’，有自己的‘孝’和‘忤’。我们尽力做自己的主人。”
　　这是“性派对”行为者共同的心声。
　　尾声：燃烧的文明从“礼下庶人”到“穿长裤游泳”
　　中国的儒家文化一直占据着汉文化的主流话语，汉民族的同化能力实在太强，普通百姓随波逐流，不必多说，连自命“天子”的皇帝也不例外。
　　中国历代的皇家，大概有一半不是汉人。孟子就说周文王是“西夷之人”。秦更被称为“戎狄”。常说的唐，皇家的“李”姓，是李家人还没当皇帝时被恩赐的。这李家人有“虬髯”，也就是卷毛鬃胡子，不是蒙古人种吗？唐太宗死前嘱咐“丧葬当从汉制”，生怕把他当胡人埋了。
　　陈寅恪先生认为种族与文化是李唐一代史事的关键。
　　大而言之，周，秦，南北朝，隋唐，五代，元，清，皇家不是汉人。辛亥革命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若说的是恢复到明，明的朱家却是回族，这族谱至今保存在美国。
　　儒家文化里有一条“规约”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前半句做到了，这是当官的特权；后半句没做到。一半的原因是当官的将这种约束人性的“礼”压迫下去，让“庶人”（普通百姓）承担；一半原因是“庶人”自己主动投降，将手脚束起来交给当官去管理。
　　“礼下庶人”，大概到宋朝才开始严重起来的，朱熹讲到有个老太太说“我虽不识字，却可以堂堂正正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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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股豪气正说明“堂堂正正”管住老太太了，其实“庶人”不必有“礼”式的“堂堂正正”，俗世间本来是有自己的风光的。
　　明代是“礼下庶人”最厉害的时候，因此贞节牌坊大量出现，苦贞、苦节，荼害世俗。晚明读书的颓风，或李贽式的特立独行，亦是对“礼下庶人”的反动——这种反动在“性派对”行为者中是否见出了精神余脉呢？
　　清在“礼下庶人”这一点上是照抄明代的。
　　王利器先生辑录过一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分为“中央法令”、“地方法令”、“社会舆论”三部分，仅这样的分法，就见得出“礼下庶人”的理路。
　　作家阿城说，略读之下，已经头皮发紧了。民国初年的反“吃人的礼教”，是宋以后“礼下庶人”的反弹，只不过当时的读书人一竿子打倒孔子。孔子是“从周”的，周是“礼不下庶人”的。看来人们误会了孔子。
　　执照阿城的意思，“礼不下庶人”是与道德有区隔的。刑条之外，庶人不受权力阶层的“礼”的限制，于是有不小的自为空间。“礼下庶人”的结果，就是道德区隔的消失，权力的道德规范延入世俗，再加上“刑”一直下到庶人，老百姓的日子就难过了。
　　阿城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一九六六年夏天，他在西单十字路口看见许多人围着一张大字报看，上面写的是革命倡议，说革命群众夏天游泳的时候要穿长衣长裤，并且不要戴帽子。看的人都不说话，“好像在看一张讣告。”
　　“游泳穿长衣的革命倡议，还没有出几百年来礼下庶人的恶劣意识，倒是围着的人的不说话，有意思。”
　　这“有意思”在“性派对”的人看来，就是人人“装宝”，人人都成了穿上新装的“皇帝”，为了一个共同的谎言，大家在烈日下沉默。
　　尾声：燃烧的文明远古的图腾：“性”旌飘舞
　　其实，饮食男女，哪能无“性”或避开得了“性”？我们的祖先比当今的“文明人”可潇洒多了。
　　从历史长河来看，人类的原始时代曾经广泛出现过生殖崇拜，它是以一种巫术的形式表达了先民们对社会人口繁殖的祈求，而在文化心态的价值观念上，这种崇拜又展现出对性器官及性交的肃穆的敬意和坦荡的直视——“性”的幡旗迎风招展，那黄色的符簇正是部族兴旺发达的图腾。
　　新近发现的内蒙古、新疆地区的摩岩壁画，不仅精雕细刻男女生殖器，而且还清晰地展现群体性交的场面。
　　远古时代先民还有过“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的茫茫然时期。
　　杂乱的两性关系在春秋以前仍大量遗存。如史载，燕国有“祖”，齐国有“社”、“稷”，宋国有“桑林”，楚国有云梦，这些都是男女交会的代称，“性”是极为自由和开放的。
　　如在一些诸侯国里，“淫风”很盛，卫宣公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
　　即便到了春秋，还大量存在过血亲间的乱伦现象。如卫宣公淫于夷姜，宋公子鲍淫于襄夫人等，并且还有一些专门的名称来称呼这些：子辈淫父辈叫作“蒸”，孙辈淫祖辈叫作“因”，同辈相淫叫“报”。
　　这些发生在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渐趋绝迹了。直到春秋晚期，母权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性自由”才慢慢消失。
　　今天，人们仍可以从《周礼》中的“中春三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设想到当时“自由时代”的盛况。
　　我国父权制度始于周代。从此，“性”的禁锢越演越剧，据说这是文明的结果。
　　孔子一句“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将对女性的鄙视表达得淋漓尽致，几千年的“性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