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讲“德居其位”，“位”指的是五爻的尊位，如果既得位，又得中，同时还与其他各爻的生克关系配合得很好，就如“圣王”主政一样，乃仁德治世也。如果天下失德，各爻生克关系就变了，则“臣可废君”，举“汤武革命”也无不可。当然革命不能轻举，孔子称赞“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谓至德矣”就是此意，轻易革命本身就是无德，也是没有资格取得天下的。过去“王”做动词时读“旺”音，意思是以仁德令百姓忠心爱戴的意思。所以《孟子·公孙丑上》曰：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shàn）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今天的美国可称为霸，喜欢做世界警察，到处征伐炫武。霸者仰仗军事和经济实力，所依赖者“大”，它的时间必定短暂。而王者因其仁政文德，令人心所向，所以创造的盛世局面往往能长达几百年。
可见中国的邦国策略，讲究文德和谐、以德服人。李世民谈到他的多民族策略时说：“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即安，远人自服。”对今天的台湾问题，中国一贯的主张仍是强调一个中国的主权，只要承认是“社稷之臣”，又怎么可能出现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局面？
《尚书》记载，唐、虞之际，命羲和授民时，命禹平水土，命稷播百谷，命契敷五教，命皋陶正五刑，命伯益、夔（kuí）典礼乐等，向天下传播各种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使“黎民怀之”，“柔远能迩”，“蛮夷率服”。周建国之后，“兴灭国、继绝嗣”，把在战争中灭亡的国家重新册立，分封诸侯，安顿民心，维护和谐。对周边的蛮夷之国，则输出文化和文明，帮助他们发展经济，以文德服人，“来”之、“安”之。可见中国对待周边国家的策略，乃是兴仁德之政，以和为贵，怀柔感化。当然，仁德是与经济发展、科技昌明紧密联系的，否则你就不可能具备先进性，德治与经济、文化、科技发展非但不矛盾，而且是相互辅进的。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xiá），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冉有说：“季孙大夫想去攻打，我们两个人都不愿意。”孔子说：“冉求，周任说：‘尽自己的力量去负担你的职务，实在做不好就辞职。’譬如盲人有了危险不去扶助，跌倒了不去搀扶，那还用辅助的人干什么呢？而且你说的话错了，老虎、犀牛从笼子里跑出来，龟甲、玉器在匣子里毁坏了，这是谁的过错呢？”
夫子指季康子，子、夫子可以是尊师之称呼，也可以是尊官职之称呼。周任是人名，周代史官。陈力就列是说按才力担任适当的职务。兕指雌性犀牛，虎兕代表军队。柙是用以关押野兽的木笼。龟玉则代表国家经济、财富。
冉有给孔子批了几句，赶紧把责任推给“老板”。孔子并不买帐，认为冉有没有尽到臣子的责任，为自己的饭碗不直言利弊。兵者，国家大事，一旦发生战乱，人民性命堪忧，国家经济破坏，每个人都无法独全事外，那时还能将责任推到谁的头上呢？所以有些统治者不知战争之害，或许生有轻率、儿戏之心，可战争关乎每个人的命运，国将不国，做臣子的又怎么能推卸自己的责任呢？
中国历史上的强大王朝，除了元朝曾派兵远征，那是民族融合前的行为，还不属于具备正统中华文化的政权。其他时期，中国对周边弱小国家，几乎从不用侵略之兵。这个历史真相正被某些不怀好意的国家和个人肆意扭曲，想无端制造出所谓的“黄祸”，即中国威胁论来形成压制中国发展和崛起的国际氛围。
中国人似乎从来就厌弃战争，即便是朝代更替，在完成之后，人民也普遍要求迅速消弭战祸，以稳定经济。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和平时期，比起其他国家显得较长，其文化的根源就在儒家。中国对周边国家，向来以天朝、正统自居，今天看来也许有人觉得不以为意，但那时无论是经济、文化、政治体制的发达和文明状况，都足堪自傲。所以只要“荒蛮之国”愿意认同我们的宗主国地位，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我们便愿意保护那些弱小国家。例如中国几次派兵朝鲜，都是缘于当政者要求我们派兵稳定政治局面的请求。而中国更在协助安定朝鲜国内局势之后，返回中国，无一兵一卒滞留。即便是对那些小国的进贡，我们回赠的礼品价值更是数倍于贡礼。
再看美国今天分布全球的军事基地，侵略阿富汗、伊拉克的事实，及公开支持各国流亡政府及政客，以策反他国政权，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等等方面，可知美国的武力霸权主义已是无以复加。相形之下，中国封建王朝的周边军事战略就更显得平等、自由和人性化了。其他如西班牙、葡萄牙曾一度兴起的海上霸权，乃至小如日本，在经济强大之后所表现出的侵略野心都令人瞠目，也许是文化自卑阴影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吧。了解这一层，我们就清楚那些鼓吹“中国威胁论”、“黄祸”的人，原来都是曾经侵略过中国、做贼心虚的人，他们的目的不过是想压制中国的发展，以图长远都能实施他们的侵略、达成他们自己的野心私欲罢了。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和＇，＇不患倾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冉有说：“现在的颛臾城墙坚固，而且离费邑很近。如果不把它夺取过来，将来一定会成为子孙的祸患。”孔子说：“冉求，君子痛恨不老实说自己‘想要’而偏去找借口的行为。我听说，对于诸侯和有封地的大夫，不担心贫穷，而担心财富分配不公平；不担心人口少，而担心人们不能和睦相处；不担心国家会倾覆，而担心民心不能安定。因为财富平均就无所谓贫穷，大家和睦就不会感到人口少，安定了也就没有倾覆的危险了。治理国家要象这样，如果远方的人还不归服，就用仁义、礼乐招徕他们。他们一旦归附了，就让他们安心住下去。现在，仲由和冉求你们两个人辅助季氏，远方的人不归服，却不能修文德招徕他们，国家四分五裂，你们不能保全，反而暗中策划在国内用兵。我只怕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是在自己的内部呢！”
《论语》原文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对照后文，应为：“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和，不患倾而患不安”。萧墙是指照壁、屏风。古代臣见君，至屏风而肃静，“肃”、“萧”古字通，故称萧墙。萧墙之内意指宫廷或国家内部。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指贫富差距太大，特权阶层的出现，必然激发社会矛盾，造成诸多社会问题。不少人批评广州、深圳的社会治安较差，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贫富差距太大，造成人心失衡，铤而走险的人就越来越多。当然，治安状况也与警察的效率、政府的有效管理有很大关系。据已铲除的广州火车站“背包党”交代，他们也曾想在北京、上海“开分堂”，但因为那里“管理严”而无法实施。社会的分配不均会出现问题，某个“系统”的分配不均也会出现问题。如果每个县长都拿2000元一个月的工资，那不要紧，嫌钱少的可以不干嘛。可问题是有一些县长通过贪赃枉法，“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了，其他县长心理就不平衡了。所以“养廉”靠的不仅是高薪，而更重要的是“均”——权利与义务、贡献与回报的公平公正，这才是上下归服的力量，不可简单理解为一刀切的平均主义。做到了“均”，人心的邪念、贪欲就不容易生起，否则欲壑难填，多少钱才能养出一个“廉”来？
“祸在萧墙之内”其实是孔子指出的一个普遍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强大王朝的覆灭，其主导力量都是来自内部。内忧方有外患，屋漏偏逢连夜雨，于是摧枯拉朽一时倾覆。如《红楼梦》里探春说的：“可知这样的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前苏联没有败在美国人手里，却自己瓦解了。现在的美国可谓强大了吧，将来恐怕也难免败落于同样的规律。《孟子·离娄》中说孔子有言：“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孔子说，你冉有把精力花在滥用武力征伐，对国内的各种不平等现象却没有及时解决，将来要尝苦果的。国家之间的竞争，讲到底还是比国内的发展和稳定。内政好了，民心所向，颛臾城墙再坚固，也不能撼动鲁国。相反，今天就算打下颛臾，来日子孙内政不修，仍是守不住家业。
文德指得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就中国来说，文指的是儒、佛、道及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整个中国文化的系统。德则是在这种文化系统教育下所形成的谦虚、勤奋、忠信、节约等的美德，这些是国家内治、外交最强大的力量。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尚人格的民族将无法立足于民族之林。”高尚的人格就是源于文化和教育而来。西方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汤恩比教授在和日本池田先生谈话的时说：“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依靠中国的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他还指出：“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就是中国人的世纪。”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会议的议题是：“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的确，今天世界之乱，乱在人心，霸权征伐已是强弩之末，惟有教育和文德能改变现状，而中国便拥有一流的教材和老师。所以，世界未来的希望必定在东方。
从深层上看，孔子、孟子之所以不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君主，实在是因为孔孟之学超越了普通小的“家、国”的层面，上升到了人性教育及“天下”和谐的角度。所以自汉以下儒术才得以推崇，因为汉代的中国才真正具备了“王天下”的能力：国家统一，经济、科技、文化和军事都空前强大，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而今天世界的格局，又是一个仁德“王天下”的起步阶段，“和谐世界”人所向往，是必然的趋势，所以我们今天重新审思儒家思想有着非常重大、积极的意义。
《三国演义》开篇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可我说，中国从来没有真正分裂过。因为中国的文化没有被破坏，就如各民族的血脉相连，始终还能融合凝聚，不会永久分裂。春秋时期中国有一百多个国家，但各国之间交流频繁，人员也可以经常流动。司马迁就说他的先祖“世典周史”，后来“适晋”，接着“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另外，春秋各国人民始终认同“炎黄”祖先以及“中国人”的身份。如此等待时势、英雄，便能重新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王朝，这便是“文德”挽救乱世的功劳。春秋战国时期分裂、战乱长达五百年，但是此后的中国统一成为常态，分裂属于变态而且时间越来越短暂，这其实都大大得利于儒家“王天下”的思想传承，与中华文化的统一性是密不可分的。统一的文化便形成统一的思想、统一的心行，疆土虽裂而人心思归，这是其他任何力量都做不到的。所以有儒家思想在，有佛、道和诸子百家思想的传承在，台湾统一是迟早的问题，因为大家的血脉相连，文化的根是一个。
中国的政治家向来有弃私利而全国利，弃小利而保国运常青的胆识与魄力。圣贤的教育、希圣希贤的志愿使他们成为中国的脊梁，这与其他国家的政治人物大相异趣。如布袋和尚著名的《插秧诗》所言：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这首诗蕴涵了丰富的哲理，把有为和无为、私利和国利阐述得多么有意境！那些吵吵闹闹图自己名利的政客们，真应该好好看看这首诗，能为国家和平统一、繁荣稳定退一小步，却可利益整个国家和民族，何乐而不为呢！
正是基于“文德”对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作用，历代圣贤之人，都懂得努力弘扬中华文化，而不是盲目数典忘祖、妄加毁谤先人的智慧。要知道后人之视今，犹今人之视昔。如果我们希望子孙后代能基于前人的努力而更上层楼，那我们就应该为子孙后代做个榜样，将中华五千年的优秀文化整理流传，并兼容并蓄、与时俱进，为后代提供充足的智慧食粮，助中国开万世之太平。
“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段话值得我们去深刻体会。象冉有那样权衡一时利弊而轻举战事的人，只能属于战略家或者野心家，而孔子勤修内政，广修文德的做法，才算是真正政治家的视野和胸怀。如《孟子·公孙丑下》所言：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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