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慧身旁一个矮小的女学生，不由自主地叫出声：
“死了？！”
这声音如一股电流从白慧全身流过。她控制不住自己，惊栗地一抖，不自觉收回了木枪。刹那间，好象一切都停止了，不存在了，只留下一个可怕的疑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耳听郝建国依然怒气冲冲地喊着：
“装死！她装死来对抗运动！先把她押回去！”
白慧一动不动地立着，眼瞧女教师被几个学生拖走。女教师整个身体的重量全压在那几个学生的胳膊上。那一群人挤在一起，晃晃悠悠地走去。好象一架行进艰难的笨重的耕地机。后面伸出两只耙，那是女教师的双腿，软软地拖着。脚尖在地上擦出吱吱（口丑）（口丑）刺耳的尖音，在给伏日晒得快融化了的柏油路面上，划出两条歪歪曲曲、断断续续、漆黑发亮的线。
白慧的目光无意中碰到自己的木枪头。那里粘着一块鲜血，蚕豆一般大小，湿的，粘稠的。她看呆了。
郝建国正在她身旁，敏锐地看了她一眼。说：“看什么？这是光荣的，我们就是要和敌人血战到底！”说着，他跑到同学们的前面，举起手里的木枪，用嘹亮的声音叫道：“同学们，战友们！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什么？敌人并没有全部缴械投降，他们还在疯狂地进行反扑。用狡猾的伎俩和我们较量。我们要鼓足勇气，不能退缩。在敌人面前退缩是可耻的！为了保卫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给我们换来的胜利果实，为了使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我们就是要和党内外的阶级敌人血战到底 3和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血战到底！对顽抗之敌，必须用革命的铁拳砸烂他们！格杀勿论！”他给自己的话冲动得满脸通红；脖子伸长，使枣儿大小的喉结整个凸出来。他使着全身的力气，两条瘦长的胳膊激烈地比划着，好象在空中胡乱划着圈儿。挂在胸前的哨子象秋千那样摆动跳荡。他用喉咙里最高的一个音节，鼓舞他的同学， “敌人在磨刀。我们呢？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我们什么也不怕，为革命敢做敢当，敢于冲锋陷阵，浴血奋战。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的！”他把拳头用力举到可能的最高点。
勇气又回到所有人的身上。热血重新沸腾起来；在口号声中，一齐庄严地举起手里的枪。白慧也举起枪。在她白白的脸上，自我的正义感赶跑了刹那间的惊慌，恢复了先前那种冷若冰霜的容颜和坚定的神情。刚才给疑虑弯曲了的眉毛，此刻又昂然扬了起来。
然而，枪头上还粘着那块血，看上去有种肮脏和腌（月赞）的感觉。她转过枪头，使那块血看不见，但这杆枪拿在手中仍觉得不舒服。她急于抹掉它。在回到连部时，她乘别人不注意，装做无意那样，将枪头在门框上用力一蹭。她再没敢看，谁知那块血留在什么地方了。
第一卷·二
她做了整整一夜恶梦。
一大堆破碎的、可怕的形象纠缠着她。其中一个短发的女人背朝她站着，就是不回过头来。她恐惧得使劲喊叫，但怎么也喊不出声来；跑也跑不掉。
爬到窗前的火一般的骄阳，用热辣辣的针芒把她刺醒了。她探开眼睛，看见一面雪白的墙壁，显得特别干净、纯亮。随后是柜子、门、发光的玻璃杯、衣架；衣架上挂着一件套红臂章的绿上衣和哨子。爸爸坐在过道的方桌前吃早饭。
她起来梳洗过，在爸爸对面坐下，拿起大饼和腌菜卷成个卷儿，闷闷地吃。爸爸戴着一副普普通通的黑边的花镜埋头看报纸。他象编辑看稿子，逐字逐句，唯恐失漏什么似的；嘴唇轻轻蠕动，无声地念着报纸上的话。他满头花发正对着白慧。白慧的目光忽然惊跳一下，这花发使她又仿佛看见昨天那个同样花了头发而不知死活的女教师。她心里还残留着方才梦中的感觉。
“你昨天干什么去了？”爸爸问，眼晴没离开报纸。
“我？”难道爸爸知道了什么？
“当然是你。昨夜你又喊又叫。我叫醒了你。不一会儿又喊起来……”爸爸的目光仍滞留在报纸上。
“……我喊些什么？”
爸爸抬起头，从透明的镜片后面看了女儿一眼。女儿的脸自得象梨花瓣儿，目光惊疑不定。
“我一句也没听清楚。你怎么啦？小慧。”
“没什么。我们……昨天开了整整一天会。太累了！”她好象急于要把什么秘密掩盖住，又怕脸上露出破绽而扭向一边。
爸爸注意又疑惑地看了她一眼。然后低下头，接着看报纸。
爸爸近来沉默了。
本来他也不爱说话。整天忙他的工作，很少对女儿讲话。耍是白慧回忆起爸爸说过的话，差不多每句都能记得，因为他说得实在太少了。有时，爸爸那张方方的、红润、皱纹很深的脸显出高兴的样子时，会多说两句什么“好家伙，这回提前一个季度零两天！”或者“这回可好了。来了一台新式铣床！小慧，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就好象……好象当年弄到手的一挺机枪！来，爸爸今天高兴，出去请请你！” 于是，父女俩就出去吃一顿丰盛的饭。
爸爸的话顶多如此。也许因为那时她是个小孩子，对她说有什么意思？后来她大了，老习惯也延续下来了。她所知道的爸爸的一些情况，还是从爸爸单位来串门的叔叔伯伯口中听到的呢！连爸爸由办公室主任提升为厂长、兼任书记的事，也是从旁听来的。爸爸的单位是个机床制造厂。原先有五百人，后来听说发展到七百人、八百人、一千多人了。她去找过爸爸。那儿有六七层楼高的大烟囱，机声震耳的大厂房。开会和演电影的礼堂又漂亮又气派。在厂里找人办事，常常要骑自行车才行。她从爸爸的同事和朋友那里，感到爸爸是个宽和、正派和值得尊敬的人。
爸爸常把女儿从自己的日程表上挤出去，很晚回来才想到女儿没吃饭，他挽起袖子动手来做。这时，他会对女儿歉意地笑一笑，还要骂她“小累赘！”他就这样爱自己的女儿。多年来，白慧没过几次生日。大多是因爸爸忙得安排不了；或者忘了，也是因为忙。但妈妈牺牲的日子，年年都要纪念。每逢此日，父女俩的神情都分外庄重。在悬挂在墙上的妈妈的遗像下，摆一个用白纱、丝带和花纸自制的精致的小花圈。父女俩面对遗像并排肃立。年年此时，爸爸都要对白慧说这么一句：
“别忘了你妈妈。”
妈妈小时在一个开烟馆的人家里当童养媳。她带着满身紫色的鞭痕冲出樊笼。在扫荡日寇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和爸爸相识、相知、相爱，结了婚。部队南下过长江时，妈妈怀着孕还在野战医院里坚持工作。一次战斗结束后，爸爸去找妈妈。野战医院的同志们眼里噙着热泪，交给爸爸一个刚生下来两个月、哇哇哭的婴儿和一个小小的绿布包袱。妈妈在前四天被敌机炸死，尸体已经掩埋。这个婴儿就是小白慧。包袱里装着妈妈的遗物，包括几件旧褂子，一把蓖发用的、掉了几个齿、粘着头发的小竹梳子和一本识字课本。那时人们没有更多的财物，也不需要它。遗物中顶珍贵的是一张妈妈本人的照片，夹在课本里。这是她参军后的第三年，一位随军记者照了送给她的。如果没有这张照片，回忆便失去了可以附着的轴。白慧也不知道谁是她的妈妈。
爸爸把这张照片翻拍放大，装在一个朴素的镜框里。原片太旧，本来拍照和冲洗就不大好，磨损得厉害，还有折痕。放大后模模糊糊，好象蒙着一层薄薄的烟雾。妈妈那双与白慧一模一样的细长清秀的黑眼睛，就象透过漫长岁月的烟尘似的冷静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与骨肉。白慧不会忘却妈妈。她自信深深了解死去的、差不多没见过的妈妈。知道妈妈的生命为谁贡献出来和被谁夺去的！她应当有一个多么美好和圆满的家庭，有一个多好的妈妈呀！万恶的旧世界和阶级敌人呵！
爸爸和妈妈的过去成了她的精神财富，何况这中间还包括她自己呢！
妈妈的遗像最早挂在爸爸的房间里，自她懂事那天起，就亲手把它移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她的爱和恨分明而强烈，从来没在这方面怀疑过自己。爸爸对她这方面也深信不疑，因为她一直是班级和学校最好的学生之一。一年级就戴上红领巾，上了中学就加入了共青团。她能力强、肯干、办事果断，在团组织做总支委员。每年两次，她都把一张填满红“五分”的成绩单拿回来给爸爸过目，再拿到妈妈的遗像前给妈妈过目。她做得真诚和纯洁极了；
爸爸满意女儿的一切。以他的习惯，他对女儿的全部慈爱，都装在一个缄默、甚至有些严肃的套子里。白慧习惯了这种表达方式，不自觉地学会了。她和爸爸象一大一小两滴水珠儿那样相似。不过大水珠里含着许多酸甜苦辣，浓重而混浊；小水珠纯净透叽，晶莹闪光，象一颗水晶珠儿。
她非常自信，感情坚强而不外露。她从来不要别人帮助，一切都希望自己来做，自己解决。因此在同学中间显得有些落落寡合。由于自小就不象一般女孩子那样爱唱爱跳，因此带点僵硬气，脸上缺乏表情。爸爸也习惯了她。在这个仅仅两口人的家庭中，有时近似是无声的，各忙各自的事，很少交谈，却不寂寞，充满安静又和谐的气氛。
大革命来了！家里的气氛变了，虽然还是沉默，但是另一种沉默。
爸爸只要回到家，就跑进自己的房间，不是看报纸、读文件、翻看毛主席的著作，就是独自思考着。他抽烟抽得挺凶，以致夜晚睡觉时咳嗽得很响。
外边开始揭发当权派。爸爸是当权派，他究竟怎样呢？近来很少有同事来找爸爸，旁听也听不到了。白慧只问过爸爸一次：
“你单位怎么样？有你的大字报吗？”
爸爸脸上的皱纹反而舒展开了，现出少有的宽和的表情。
“大字报？它是去掉身上灰尘最好的扫帚，没有可不好。有！”
白慧的心也舒展了。她多么相信爸爸！他真行！一个不是为自己活着的人，胸怀必定是豁达的，必定欢迎各种形式的批评，必定不会在个人得失上打转转儿，必定痛恨自己的缺点而希望快快除掉它！还用自己来给爸爸说教吗！
最近，外边斗起当权派，斗得很厉害。白慧他们在学校里也这么做。她不敢再问爸爸而留神察看爸爸的神情。她常常看不见爸爸。爸爸有时回来得很晚，一声不吭地吃过饭，回到屋里，给抽得浓浓的烟裹在中间。事情就是这样离奇、凑巧。她去革人家的命，人家来革她爸爸的命。但她相信这一切都是对的，尽管在感情上接受起来有些困难。
现在，她在想：爸爸是不是也挨打了呢？他不该挨打，因为他和那个女教师不一样。爸爸是真正的革命者，那女教师是敌人。难道敌人还要受保护吗
她吃着东西，没滋没味。那件事象只小甲虫总在她心里爬，轰也轰不走，真有点折磨她了！从来没有一件事象这样，说又不能说，不说真难受。
“爸爸，你说应该怎样对待敌人？”
爸爸的眼球在镜片后面显得特别大。女儿的问题并不成问题。难道生活中早有了答案、非常明隙的问题，也需要重新思考？也有了新的含义吗？爸爸没吭声。
“爸爸，你们过去捉到敌人的俘虏怎么办？”
“你都知道，孩子。党有一贯的政策！”
“如果他顽固怎么办？应该打吗？”
“打？！那不是党的政策，不是毛主席的政策！”爸爸忽然激动了，这也是少有的。不知什么原因，他被这个问题刺激得又痛苦又气忿，好象已经超出了问题本身之外。他把眼镜摘下来扔在桌子上，站起来向一边走出三四步，停住猛回过头，脸涨得很红。“敌人才打俘虏呢！因为他们虚弱，理亏，无理可讲，不敢讲理，不能以理服人！我……曾经在战场上抓到一个敌兵。连长从别的俘虏的口中听说他也是个穷庄稼汉，就叫我给他做工作。我找他，他挺硬，不服我。我气极了，给他一个耳光。连长批评我一顿，说我犯了纪律，叫我向他道歉。我想不通，但还是眼从了命令，憋着火向他道了歉；再和他谈，谈呀，谈呀，谁知居然谈到一块儿去了。最后真把他教育过来了。那时，我才真正懂得革命是怎么回事。不单要在战场上杀敌，还要消灭反动阶级的思想，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反动阶级的思想不都在反动派身上。不是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吗？就是这个道理。不过，这个道理是后来才听到的。那个被我教育过来的人，参加了人民军队，编进了我们排。他懂得了谁是他真正的敌人，所以在战斗中很勇敢，立了功。我还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介绍他加入了党组织
……当然，为了这件事，现在有人说我把敌人拉进党。他们还
……”他停顿了一会儿，似乎有一股怒气从胸膛涌上来，又给他压下去。然后他好象空过半句话，一下子跳到他的结论上，“革命首先要分清敌我，还要分清是非。敌和我，是和非……都要分清，迟早要分清。嗯，迟早要分清！”
这是爸爸有史以来头一次对她说的成本大套的话。显然他心里的话也是拥塞得太满了。爸爸抬起手腕看看表，赶忙收抬起眼镜，戴上那顶檐儿店毛、晒得发白的旧军帽。近来这顶帽子在爸爸头上显得大了些。
“我走了，该上班去了。”
爸爸走了。他的一番话，把白慧思维机器的开关全拧开了。
阳光从明亮的卧室向幽暗的过道迈进了两步，又渐渐退去。
问号有时有很强的繁殖力，成倍地增加。
她面前放着一堆无意识中撕碎了的小饼块。
有人敲门。她开开门。门外站着一个胖胖的、圆眼睛的姑娘。她左眼有点微微向外斜视；整齐的短发又黑又亮，梳着一条小歪辫儿；穿一件崭新的绿军衣，缩着袖子；斜背个军用挎包，包儿贴在后腰上。这姑娘笑着说：
“怎么？不认得啦！你还做着梦吧！”
“噢，莹莹，进来……”
她叫杜莹莹，和白慧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