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进餐者各自专用的盘子问世之前，它的职能是由一片面包来行使的。人们用它作为垫板以切割肉块，一旦它被肉汁浸透，就将它吃掉，另换一片面包。
动物类食品常常引起强烈的偏好。对于有些人来说，炙狗肉可谓上等佳肴；而有些人却视为厌物。在某些地区，青蛙腿是精美绝伦之物；在另一些地区，则被深恶痛绝。鹿肉享有盛名，但马肉的声誉可不怎么好。
我们的祖先并不总是把鱼和肉归入同一个部类。根据教会的命令，在斋戒日和每周的星期五，鱼被用来代替肉。十六世纪时，英格兰政府认为，象渔民和水手这样能够吃苦耐劳的人，对于海军和造船工业来说必不可少，于是便计划每星期规定两天为食鱼日，这是为了造就出更多以航海为业的臣民，同时也好将肉的价格杀下来。显然，这个方案难以实行，它终于落了空。
两个世纪之后，乔治三世的公路改造计划取得了部分成效，这得归功于鱼。鱼类很容易腐烂，那股熏天臭气被人们怀疑为瘟疫流行的根源之一。道路太破旧了，因此鱼类运往市场的速度慢得出奇。为了让鱼尽快抵达目的地，公路开始得到改造。
盎格鲁撒克逊人反对食用昆虫的偏见，强烈得使人难以理解。然而蝗虫蜗和白蚁却经常被人当作食物。古罗马人视幼虫为第一流的佳肴；在中东，炙烤蝗虫或油炸蝗虫则是人们据案大嚼的美餐（据说其滋味可与童子鸡相提并论）。正由于昆虫是一类高质量的蛋白质食品，所以不断有人试图把它介绍到我们的食谱里来。
可能是由于牛奶很难保持新鲜，瑞士首先对奶油进行了冰冻。十六世纪时，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又有所改进，用糖或者蜂蜜使它变甜。这种方法传到了美国，1777年，纽约一位有胆识的糖果、蜜饯制造商宣告出售某种“几乎每天”都可以吃的新型食品，他管它叫“冰淇淋”。
我们的祖先深信人的性格和气质与食物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他们食用各种猛兽之肉，并且吞吃战败的敌人，藉以增加自己的力量和勇气。甚至今天人们还认为，膀大腰圆的男子汉都不是吃素的。
关于饮食与人种品性的联系，或多或少还有过一些科学假想。数十年前，一位颇有名气的生物化学家曾把世界上的民族划分为两大类：肉食或好战的民族、素食或和平的民族。他把以肉食为主的欧洲人归入好战的一类，而将素食为主的东方人看作和平爱好者。
英国科学幻想小说家H·G·威尔斯在他的自传里，提到他的姐姐曾经是一个“伶俐、早慧、羸弱的小姑娘，性情非常温顺，趋向于拘谨型的虔诚”，并暗示这种种德性很可能是饮食不足的表现特征。
吃的风尚在变，但丢脸的是，新花样确实很少很少。人们对食物的嗜好趋向于圆周运动，今天的流行嗜好也许会在后若干年内消失，然而几乎可以肯定，它们将在又若干年后重新冒头。菠菜曾经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而现在似乎门庭冷落车马稀了；不过千万别担心，它很可能还会卷土重来。
Number：3826
Title：倾斜的足球场五·一九之夜
作者：理由
出处《读者》：总第52期
Provenance：人民文学
Date：1985。7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1985年5月19日，是中国足球运动史上极为悲壮的一幕；
5月19日晚上发生的暴力事件，使全国震惊；人们在注视，在评论，在思考……
一
五月十九日晚，曾雪麟率领器宇轩昂的中国足球队踏进北京工人体育场时，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场比赛就是三十多年足球教练生涯的悲惨终结。
他今年五十六岁，生在被称为足球之乡的广东梅县，一九四九年加入二野军政大学搞体育，后来经贺龙元帅提名赴匈牙利接受足球专业训练。“三大球类不翻身死不瞑目！”贺龙元帅生前的话时时在他的耳边萦绕。现在，他已踏在实现平生宿愿的门槛上。
坐在曾雪麟身旁的是当年曾驰骋在足球场上的著名后卫戚务生。作为助理教练员，他仍然具有后卫的性格和禀赋，是一名尽职尽责的恰当人选：热情、沉着、有头脑、有主见，但并不执拗，易于共事，体恤主教练的苦衷。现在，在开赛之前，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灯火通明的场地，那专注的神情仿佛要把冲出亚洲之路盼穿……
年过半百的张俊秀进场时步履蹒跚。他是仅在两周之前才仓促应召，出任中国队领队的。年轻时激烈的扑球滚摔使这个曾经名噪一时的优秀守门员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椎间盘脱出症，他艰涩地迈着双腿，心中充满了激动、恍惚和新奇的感觉。四面的看台上坐满了黑压压的观众，一眼望不尽的国旗在摇曳，掀起蔚然壮阔的波涛。张俊秀忽觉头顶“嗡”地一声，脑子里响起一个颤抖的声音：“这场球要是踢输了可不好交待！”
这里是电视播音室，解说员孙正平提前一个小时来到现场，翻阅比赛资料，试验声音效果，再泡上一杯清茶润嗓子。透过播音室的玻璃窗看去，看台上的观众亮出醒目的横幅。正前方是“中国队必胜”，“中国队进军墨西哥”，还有的横幅如同记分牌似的规定了本场比赛的结果：“中国队2：0获胜”。右侧的看台是“天津球迷进京助威”，左侧的看台用广东人的习惯写着“古仔加油”……看来，今天到场的有许多远道而来的观众。孙正平知道，在这同一瞬间有上亿人坐在电视机前，全神贯注地盯住荧光屏，巨大的生活仿佛凝聚为一方绿色的草坪，人们的心随着一个小小的足球在跳荡。
中、港双方的运动员站在场地中央。中国队一改往日的红装，换上一色雪白的运动服。他们向着台上招手致意，八万观众顿时欢呼雷动。
裁判员发出预备的口令，中国运动员靠拢在一起，围成一个严密的圆弧。这是赛前的传统仪式，象征着团结的威力，也给伙伴们相互叮咛的机会，使激越的心情向沉着过度。“哥儿们！沉住气。”“伙计！别大意。”“慢点儿踢，不着急……”上次在香港客场上的一场对峙，对方守得严，踢得狠，连人带球一块儿铲。他们久攻没有奏效，虽然踢成平局也感到无颜见江东父老。这次该是在自家人的眼皮子底下猛灌一气的时候了。这种不可遏制的兴奋感被看台上炽热的气氛所推动，更充满浓烈的爆炸性。伙伴们在散开前的一刹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握紧拳头，脑门上的青筋突露，牙关咬得紧紧。当裁判员吹响哨音时，中国队如决堤的洪水一般扑向对方的大门。
谙熟中国队技术风格的人们都知道，在当今世界足球注重全攻全守的潮流中，中国队的打法历来是比较老实、斯文、有条不紊的，以两翼齐飞和落底传中见长，避开对方的正面防守去制造破门的机会。而今天的打法别开生面，令人们刮目相看，颇有以闪电战似的强攻去踏平球场的气概。这种痛快淋漓的打法正是观众们所期待的，看台上发出震耳的欢呼声，犹如风助火威，火借风势，中国队向对方发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冲击波。
二
批评家们事后指出，中国队在这场比赛中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指挥不当，大意失荆州。赛后曾雪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一天没有吃饭，四天没有洗澡。十几天没有回家，尽管从办公室到家门只有五分钟的路。他满面凄凉。眼睛熬得红红的，骤然变得苍老了许多。
在赛前的两个月当中，中国队的战术和技术训练几乎全部针对香港队。在香港踢成平局以后，中国队回到内地，受到上下左右的批评、指责，被纷纭的舆论所包围。为什么踢成0：0？为什么不能充分发挥优势？为什么不调整战术？这些恨铁不成钢的议论全都建立在同一个假设的基点上：香港队不堪一击。曾雪麟在教练员当中一向以“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而见长，这时他是夹着尾巴训练的。
四月二十八日，澳门队在自己的场地迎战香港队，主队虽居劣势但踢得很顽强，以0：2负于香港队，这不甚悬殊的比分使曾雪麟松了半口气。五月四日，香港队在主场再战澳门队，客队一拼到底，比分和上次一样，曾雪麟又松了一口气。五月十二日，中国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和澳门队会战，曾雪麟指挥有方，中国队势如破竹，大获全胜，上半场是3：0，下半场也是3：0，这个推光头似的比分上下匀称，就象事先设计好的一样。
舆论再一次高涨。从体委有关领导，到许多新闻报刊，直至群众寄来的雪片般的信件，都纷纷对中、港足球之战做出预测：踢平了不算赢，赢少了也不够劲，至少进两个球，力争进三个！一般球迷们的说法更为简单明了：难道十亿人派出的一个球队还打不过小小的香港队！这股巨大的热情有着神奇的溶化力，使人沉浸在庄严而神圣的幻觉之中。曾雪麟担着天大的责任，仍不敢怠慢。白天抓紧训练，晚上看录像，开讨论会，设想各种困难：开场不顺利怎么办？对方先攻入一球怎么办？我队久攻不下怎么办……直到赛前的一天，他还在督促队员们练任意球和角球的防范，那是香港队的绝招儿，不可不防。但是，从五月起，他通令全队调整作战方案，改为2号区域打法，加强中场拼抢，把战线向前推进一步。这里，他犯了第一个错误，他的错误在于和上下左右的舆论保持同步。这场比赛开球后的十多分钟里，中国队员们愈战愈勇，紧紧压向对方的禁区，实际上踢成3号作战方案，看上去香港队只有招架之功，并无反手之力。整个比赛更象在水银灯照耀下的盛大演出，客队在这出剧目中仅仅充当一堆可怜的道具，衬托着主队勇猛的声威。当时几乎没人怀疑中国队在眨眼间就能破门。
当时只有一个人最清醒，那就是香港队的教练郭家明。事前，他曾专程来北京观看中国队对澳门队的一战，看完含笑而去。新闻记者追问他有什么预见，他承认中国队的实力稍强，但预言香港队能够获胜。“你们是以攻为主，我们是以守为主。中国队求胜心切，心理压力大，在家门口打球不好打呀！”
这些话都被他言中了。
上半时，中国队的频频进攻被对方瓦解。第十八分钟，香港队得球后一脚高吊，中国队后卫朱波在禁区外做争顶动作时犯规，被判罚任意球。在门前约二十五码的地方，由香港队的三十六岁的胡国雄主罚。这个球使香港队首开记录。看台上一片哗然，几万名观众发出的叹息汇成巨大的轰鸣在球场上空回荡。然而，那只是短暂的哀伤。观众在瞬间的消沉之后喊出更宏亮的声音去为中国队加油。中国队逼向对方的禁区，杨朝晖得球后一脚劲射，香港队的守门员纵身扑救，这球的力量很大，触到守门员的手又弹出来；中国队的李辉如箭一般飞快地插上去，在乱阵中补上一脚，那球破门而入。中国队员们兴奋得跳跃着，拥抱着，张开双臂奔跑着。看台上沸腾了，观众全都站立起来，挥动着一面面国旗，欢呼声象风暴一样席卷全场。人们的情绪周而复始地回到开赛时的一刹那：中国队必胜，香港队必败，进军墨西哥的号角已经吹响，而横亘在眼前的危机淹没在如痴如狂的激动之中。这种鼎沸的势头一直持续到上半场结束。
三
裁判员鸣笛，双方运动员返回休息室。这是足球教练员在开赛后唯一的一次指导的机会，一待运动员走出休息室，就水覆难再收。休息室里安详而静谧。在这不算长也不算短的十分钟里，喧哗的气氛、冲动的情绪、纷乱的印象都沉淀下来。此时排开一切非理性的因素，把冷静的思绪向后闪回，足以使人警觉和戒备。在以往中国队和香港队多次交战的记录中，虽是胜多负少，略高一筹，但中国队并不占有绝对的压倒优势。一方是年轻、锐勇、体力好、速度快；另一方是老练、狡黠、头脑灵、脚法细。双方互见高低，各有千秋。本届世界杯分组赛在香港踢成平局已经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次上半场又踢成平局更是险恶的征兆，都说明战胜香港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原来的估价和战术都是不恰当的。舆论从来具有盲目性、传染性和摇摆性，并且从来不对后果承担责任。这时没有什么人来干扰教练员的布置，只有一个人拿主意，只有一个人说话算数，七嘴八舌的议论也可以不听。力排众议，果断地改变战术，现在还来得及。但是，曾雪麟又一次错过了时机。
曾雪麟对运动员提出要求：“传球的速度要快，要加快进攻，注意打边儿；防守不要出现漏洞，避免不必要的犯规，再有任意球一定要注意……”这些话没有一句是错的，却又使人不得要领。中国队心急气躁，一发而不可收，曾雪麟无力地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
请看中场休息时香港队教练员郭家明向他的队员们所做的关照：“我们还是要打防守战术，但要比上半场打得更慢。要慢慢地打，要用慢来拖对方心急。看来，我们还会进球的，只要再进一球，我们就成功。”
在这同一时刻的另一间休息室里所做的布置，显然使曾雪鳞落入了圈套。
事后，一位足球界的同行说：“曾雪麟有脑子，可是没主意。虚心听取别人意见谁不会听？领导和群众的意思无非要你赢，怎么个赢法儿，大主意得自己拿。当教练员的要有大将风度。”
另一位足球教练员说：“我很理解老曾，他有他的难处。我们也曾设想过打密集防守，勿求必胜，立足于踢平。可是，老曾有顾虑。比赛不外乎三种结果：赢、平、输。即使用这种办法打赢了，也有人会说你没打出应有的水平，踢得拖泥带水，赢得不够解气。如果踢平了，那就是又一场风波，说你在客场踢平在主场又踢平，犯了战术上的错误，这种滋味我们尝过。万一踢输了，那就更惨了！这次我们是拼出老命踢输的，如果换一种打法就更饶不了你，说不定还要追究有没有别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