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自然也问候了曹禺同志的家庭。她看到曹禺轻轻地、深沉地叹了一声，站起身，伫立窗前，好一会才转过身来：“方瑞，在七四年病逝了。”
李玉茹心里深深哀悼这位如长嫂般关怀过自己的妇女。她同情地望着他，想不出安慰的语言。临别时，曹禺一如既往，握着她的手，沉静、坚定地说：“我们都很不容易地过来了，应该振作起来。”她也向他说了许多勉励的话。
走在归去的路上，她只觉得心中很温暖。那时，她担任着上海京剧院三团的团长，百废待兴，工作繁忙，然而常常余悸缠身。曹禺的话，给她增添了振兴京剧事业的信心和勇气。她深深地感激这位师长。
很自然地，一封封飞鸿往来于京沪之间，跃然纸上的，是相互间的关心、勉励。曹禺是一位治学严谨而又诗情充溢的剧作家，他的信中，常常夹着一二首优美隽秀的诗；他的书法是清丽的，但信笺上却常常涂改再三，有时为了选择一个恰当的字，改了又改。李玉茹心里很清楚，他这是生怕一个字用得不好，就会给她带来不好的影响啊！他总是为别人想得多。
1979年4月，李玉茹参加中国上海京剧团赴欧洲五国演出，途经北京，便去看望自己的挚师益友。曹禺同志这时正因病住在医院里。见到李玉茹，尤其是见到她已经从劫后的余悸中振作起来，他高兴得从病床上坐了起来。李玉茹的心头却很沉重。她了解到曹禺的三个女儿有的已经结婚，有的正在读书，虽然爱父情切，却难以时时陪伴在曹禺身旁。于是，这位中国当代戏剧界的泰斗、自己尊敬的师友，却不得不忍受着病魔的折磨，孤独地躺在病床上。他应该得到爱和温暖，得到阳光和一切。一个想法在李玉茹的心里开始萌发。
李玉茹怀着不安的心情登上了飞机。在伦敦塔下，在莱茵河畔，她无心欣赏诱人的异国景致，牵挂着远方的师友。繁忙的演出过后，她常常伏在旅舍桌上，面对着窗外的万家灯火，给曹禺写去一封封充满关切的信。她也收到曹禺从国内寄来的信，这些信总是那样及时，追随着她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一种无须多说的默契，已在两人心里悄然建立。
但是，作为一位已经跨入半百年纪的中国妇女，尤其作为颇有名望的女演员，她不得不思考许多传统的观念和现实的因素，甚至比平常人思考得还要多。她想到，曹禺同志和她都是把戏剧事业视作生命的人，一旦双方结合，一南一北的确实不方便，而要叫她住到北京去，工作怎么办？她毕竟在上海的舞台上活动了半辈子，黄浦江畔是她事业的基地呵！还有，他有四个女儿，自己也有两个女儿，如结合在一起，如何处理好家庭问题？她要再想想，要等事情更成熟些。
剧坛伉俪
生活的进程，常不容人多多思索。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李玉茹刚从欧洲回到国内，就收到曹禺寄来的一个邮件，打开一看，是几张香港的报纸，上面赫然用大字印着：中国当代最著名的剧作家曹禺即将同著名京剧花旦李玉茹结成百年之好！
怎么回事？原来，曹禺最小的女儿万欢去广州看望一个朋友，闲聊之间，谈到她爸爸和李玉茹之间常有书信来往，感情颇好。不知怎么的，这话被一位香港记者探听去了，便作了一番“合理推论”，抢先在报上宣布了这个消息，在海内外戏剧界引起了轰动。
万欢“泄露军情”，或许确实希望港报渲染的这一天能够来到。曹禺是聪明的，他寄来这些香港报纸，其实是巧妙而又慎重地征求李玉茹的意见，提请她考虑这个已成为现实的问题。
李玉茹不得不尽快决断。还需要考虑什么呢？他和她，都需要温暖，需要爱。人呵，应该珍惜生命！把自己交给未来吧，那些具体问题，让生活来安排！
1979年11月，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他们又在首都相会了。12月7日，一辆小车载着这对剧坛伉俪，从复兴门外木樨地曹禺的住所出发，直驶婚姻登记处，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里程。登记完毕，小轿车驶向和平宾馆，举行了小小的毫不引人注目的婚宴。在座的除了两位新人，只有跟随曹禺同志几十年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司机史群吉。举杯吧，祝愿这对剧坛夫妇幸福、美满，祝贺他们经历了长长的、艰难的人生道路，终于结合在一起！
母女情深
最了解母亲的是女儿，最疼爱女儿的是母亲。可是，当李玉茹面临和曹禺结合的选择时，女儿却不太赞成这件事，她们并不怕社会议论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主要是怕你，妈妈，怕你太累了，又要工作，又要照顾人。”
妈妈感动了。她诉说了曹禺的情况，诉说了几十年来彼此的不平凡交往。
女儿也感动了。她们觉得妈妈长期以来一个人生活，很苦，能够在晚年，在十年磨难后，有一个知心的老伴，这是一件好事情。
妈妈于是说出了她最担心的事：成立一个新的家庭，你们过得惯吗？
女儿异口同声地回答：“只要妈妈能愉快，我们也感到愉快！”
结婚前，曹禺的女儿和李玉茹的女儿相聚在一起。六个女孩子中有四个是从事文艺工作的。她们在一起说说笑笑，谈艺术，谈人生，谈社会见闻，热闹非凡。两个老人在一旁看着这融洽的场面，十分欣慰。
李玉茹并没有举家搬到北京去，他们保持着北京、上海的两个家。曹禺同志的心灵是博大的，他反对老伴作这样的变迁，因为她的事业在上海，那里有熟悉她、热爱她的观众。
工作余暇，李玉茹登上北去的飞机，来到老爱人的身边。每一次，她都觉得自己仿佛得到了进修的机会，曹禺的真知灼见，时时如火花迸烁，使李玉茹得益不浅；而曹禺虽然喜爱中国戏曲，毕竟不如在京剧舞台上演了几十年的李玉茹熟悉，李玉茹讲述的一些见解，也常常使他顿有所悟。他们的精神生活，如此丰富而充满活力！
Number：3537
Title：上一课又一课
作者：C。E。Novaes
出处《读者》：总第47期
Provenance：读者文摘
Date：
Nation：美国
Translator：
芙拉维亚知道，跟她6岁的儿子小保罗玩的孩子们的母亲瞧不起她。有个下午，她无意中听到两位邻居私下谈起小保罗。“一个只懂玩耍和上学的孩子，有什么出息？”一人说。其他的孩子乳臭未干便学习各种特别的技能。冠军要算彼德了。这孩子一出娘胎便上了如何哺乳的课程共十课。芙拉维亚觉得未尽母亲的本份。她告诉丈夫，他们一定要跟孩子说个明白。
“小保罗，你有什么特别兴趣？”他爸爸以开通和气的态度问他。
“玩”
他爸爸严肃起来。“孩子，这么大了，还要玩？你知道，人生并不是一个大游乐场。你该开始想想将来，培养个特技。你想在哪一项运动方面下点功夫吗？”
“买些玻璃弹子给我。”
“孩子，那不算是运动。”
“那么就给我买弓和箭吧。”
邻近的孩子，谁也没有弓和箭，小保罗当然不能是例外邻居一定会以为他不正常呢。芙拉维亚买了一套游泳衣给他，问他去游泳好吗。
“我害怕。”
恐惧的心理必须趁早铲除。于是，小保罗去泳池了。他参加泳赛，每次都落后，他的父母很不满意。邻居继续看不起她。芙拉维亚亦开始怀疑小保罗不如人家的孩子。她决定学其他母亲的样子，替他报名参加奥林匹克体操班、美术班、英文班、柔道班、法文班。放学后，小保罗的朋友来找他。
“不能玩了要上骑术班。”
“完了呢？”
“柔道。”
“然后呢？”
“踢踏舞。”
“那么你什么时候才有空玩？”
“不知道我要查查时间表。”
小保罗臂下藏了一本记事簿。他回家时，比在工厂干了一天活的爸爸还要疲倦。他向朋友展示了所有最新式的玩具，只是没有空玩。天一亮他便起床，匆匆地边走边哼着：“我要游泳、要说话、要长进、要成材！”小保罗渐渐成材了。
“终有一日他会感谢我们的，”他爸爸说。那孩子将是个全才。
小保罗7岁时，便向爸爸宣布，他的零用钱要用美金付给他。他父母拒绝给他个人的信用卡时，他大发雷霆。到了8岁，他便学习下棋和梵文。他11岁时，举行的生日会派头大得好比是外交官的宴会。
一日，他离家时若有所思。他朋友问他去哪里。“银行，”他答道。他昂首阔步，穿街过市，到了银行，坐在经理面前，向他请教投资窍门。小保罗的本领，传遍街坊。邻居开始称他是天才。再也不小看芙拉维亚。小保罗的父母终于为儿子感到自豪。“我们这样教导他，方针对了。”爸爸满心欢喜地说。
保罗上一课又一课，长大了。他不再是小保罗。他进大学，取得经济学学位，跟一位新闻工作者结了婚，直到婚礼前夕，他妈妈还在劝他上个婚前准备的课程。
蜜月途中，保罗向太太说他将留在家中写他的硕士论文。于是，太太工作的时候，保罗便把自己锁在书房。一个下午，他忘记锁上门，她太太走进来。只见他盘着脚坐在地上在玩一列玩具火车。
Number：3538
Title：几件难忘的往事
作者：丰一吟
出处《读者》：总第47期
Provenance：父母必读
Date：1985。2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父亲又皱着眉头俯身在拾地上的碎纸屑了。其实他从不追求房间的过份清洁，家具也不讲究，但求实用大方。地上也并不是点尘不容。可是他讨厌纸屑果壳随地乱丢。对他来说，整个房间大约就好比一个画面，他不能让画面沾染污秽。
我早已知道父亲有这习惯，可是这一天代他拆读者来信，信封头上撕下来的一小条纸失手落在地上。就这么一小条，我也懒得拾起来往字纸篓里丢了。可是一转眼，又劳老人家弯下腰去拾。我不好意思，随口作了一个毫无意义的声明：“喏，只不过是刚才那封信上撕下来的一小片纸……”“你把它装回信封里就好了。”在这种时候，父亲总是以积极的建议代替消极的指责。他教了我这个好办法。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我至今还牢记在心，而且一直采用这办法。从此，地上就再也见不到信封头了。
我为父亲准备画具，在桌上铺好宣纸，把浸透墨汁的毛笔从铜笔套里拔出搁在砚台边上。没搁稳，咕噜一声，圆杆的毛笔滚到砚台一侧，正好落在一本书上。书封面被毛笔弄脏了，多可惜！我慌忙把毛笔拿起来重搁，但圆笔杆还是在砚台边上滚动了一下……父亲看到我这狼狈相，便伸手拿住毛笔略微往后移一下，说：“你要这样搁，把笔头毛的部分搁在砚台边上，就不会滚动了。”
父亲在生活中的小办法确实不少，也真能解决问题。一只茶几放不平，咕咚咕咚地摇晃。对此，我们往往视若无睹。他却看不惯，立刻从抽斗里拿出平时收拾着备用的零星硬纸片，折成厚薄适当的、比茶几腿的横断面略小的方块，塞到茶几腿和地面之间。塞稳了还不算，再端详一番，如果那纸片露出一条白色，外面看得见，他必定还要取出加工：给纸片涂上与茶几腿相似的颜色。
父亲不能容忍他房中的镜框挂得哪怕有一点儿歪斜。他的目力比尺还准，不用量，一眼就看出。而且斜了非马上纠正不可。如果旁边一时没有人可叫，他宁愿自己端张凳子爬上去，立刻把它移正。父亲桌上和抽斗里的用具，井然有序，从不乱丢乱放。
“我的小剪刀呢？”有一回父亲皱起眉头问。
“哦，刚才我拿去剪东西，忘了还……”我立刻跑到另一间房去拿来放回原处。
“从哪里拿的东西，就要放回哪里，要归原！否则下次要用就找不到了。”
正因为父亲样样东西都“归原，”到他房中去拿个橡皮、拿把小刀之类特别方便，我也就常常去动用他的东西。不过后来渐渐地受他影响，自己也制备了一套有固定位置的常用工具。现在，该轮到我教自己的孩子“归原”了。
有这么一回，父亲叫我给客人盛饭。我盛好后，单用一只右手端着饭碗送到客人面前桌上一放。父亲不满地朝我看一眼。客人走后，他把我叫到跟前关照说：“以后给客人送茶端饭时，一定要用双手奉上，不可用一只手象随便扔给别人似的。如果另一只手一时伸不过来，只能用一只手，至少也要对客人声明一下：‘对不起，我用一只手。’”
抗战期间，我家颠沛流离。正当学龄的我们，读书颇成问题。父亲总是尽力抽时间教我们一些文化知识。1940年，我家来到遵义，住在郊区的罗庄，生活比较安定，父亲就利用每星期六的晚上为我们举办家庭文艺会。起初他从城里买来五元甜的咸的零食，供我们开会时享受。他称这文艺晚会为“和谐会”（按我们家乡音，与“五元会”的音相近似）。不久物价涨了，要买十元才够吃，于是改名为“慈谐会”（与“十元会”的音相近似）。在会上，父亲讲各种各样的知识给我们听，有时讲一个故事，要求我们会后写成作文，等等。
父亲教我们读古文诗词，在我们学龄时期自始至终未曾间断。我的姐姐们和大哥一直由父亲亲自教，我和二哥则起初由姑母教《论语》、《孟子》，后来由父亲教我《古文观止》和诗词等。无论谁教，都严格要求必须朗读并背诵。这在当时使我们深感累赘。我们不情愿地扯着嗓子反复诵读一些佶屈聱牙的句子，也不管是什么意思。现在却体会到这种“强制教育”大有好处。不仅教会了我们古文诗词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我们的素养。如果当时我是一块海绵，今天一定得益更多。可惜我是一块硬梆梆的顽石，水从我身上流过，只湿了一层外表。尽管如此，总算还有一鳞半爪的古文知识留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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