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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发生在Novell网络系统公司的真实故事：
顾客：“喂，是技术服务部吗？”
技术员：“是的。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顾客：“我计算机上的茶杯架坏了。这台计算机还没出保修期呢，请问我如何到您那里修一下？”
技术员：“对不起，您刚才说是要修茶杯架吗？”
顾客：“不错。它原来就安装在计算机的前部。”
技术员：“实在对不起。如果我让您觉得糊涂的话，那是因为我自己确实糊涂了。那个茶杯架是不是您在交易会上得到的赠品？上面是否有商标？您是怎么得到的？”
顾客：“我不知道有什么赠品。那是计算机本身带的，上面只有一个‘4×’字样。”
这位技术员此时不得不把电话挂断，他实在无法再和对方谈下去了。原来这位先生把光盘驱动器（CD—ROM）上的光盘托架拉出来当成了茶杯架。□
Number ： 9644
Title ：“荒唐”随忆
作者 ：陈继光
出处《读者》 ： 总第 189期
Provenance ：天圆地方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
儿时有过许多荒唐事，记得从小学四年级开始，不知怎的，我们这些似懂非懂的小学生，居然开始懂得“男女之大防”了。大家最忌讳的，就是怕被别人说你有“老公”或者有“老婆”。冬天的时候，我们男孩子常常靠在向阳的墙壁上，一面晒太阳，一面互相挤着。嘴里念念有词：“挤呀挤，挤出讨老婆！”这一来，即使是力气最小的同学，也一定会拼尽全力，因为倘若被别人挤出，就会在一片哄笑声中落得个“讨老婆”的可悲下场。说也怪，那时我们竟无一例外地把“讨老婆”和“嫁老公”看成是天下最难为情、最难以接受的事情。要是有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经常在一起玩耍，大家就会说他们是“两老姆”，“两老姆”是什么？大家并不知道，只知道“男的”和“女的”不能要好，一要好就是“两老姆”，要是你和一位同学吵了架，想报复，只要用粉笔和墨炭，在墙上或别的什么地方涂上他的名字，说明他与某某是“两老姆”。这可以说是最厉害的一招了。那位同学就立即会“声名狼藉”！受
到大家的嘲笑。
我从小是个捣蛋鬼，调皮而且好胜，被“公认”为调皮孩子们的“司令”。当了“司令”，自然要“以身作则”。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坚决表示自己是一个不要“讨老婆”的人。为此，我同桌的女同学，不知多少次，曾因她的手肘无意中“侵犯”了我划在课桌中间的“三八线”，而被我用拳头狠狠教训过。我的“立场”不可谓不坚决，可谁知“防不胜防”，有一次，我也险些儿在这方面跌了跟斗。幸亏我随机应变地搪塞了一番。要不，我也会“声名狼藉”了——只是，从此我失去了一个自幼要好的小伙伴。
这个小伙伴，是我家邻居的小女孩。她比我小一岁，在同一个学校读书（当然比我低一年级）。小时候，我们就非常要好，到了两人都读书了，每天总是一起背着书包上学，放学回来，也总是形影不离：一起做作业，一起玩耍，要是有一天不在一起，彼此还挺想念的呢。真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到了三四年级，我们在家仍然很要好，一到学校就互相不理睬了。尤其是我这方面，惟恐被调皮鬼们知道了我与她要好的事而影响了我的“威信”——哪有一个“司令”想讨“老婆”的呢？
四年级下半年，学校里为了使我们这些调皮的学生在放学回家路上不调皮捣蛋。宣布了一条纪律：凡家住同一地段的学生，必须编在一队排队回家。管辖这一队伍的“头领”，职务叫“路长”。我所属的这一路，路长就是这位小女孩。其实这“路长”能算几级干部？可当时，大家都认为“路长”是个很崇高的职务。于是，这一任命，激怒了我们四年级的一些男生。理由很简单：路长是个“女的”，怎么能管我们这些“男的”，再说她“资格浅”，比我们低一年级呢。我的“副司令”就曾几次提议要给她来个“下马威”，只是，我这个“司令”没有表态，所以他们也不敢乱闹。“副司令”是个机灵鬼。他见我平时敢闹敢干，可对她却“态度暧昧”，认定其中必有缘故。一天，我正和那个小女孩在家里捉迷藏。“副司令”出现了。他先是大叫我一声，然后笑眯眯地望着我俩。那笑容可说是“高深莫测”，弄得我十分狼狈。当时我虽然还不知道什么叫“行贿”，但还是送了他一支铅笔。那意思很明确，希望他多多包涵，切莫把我和那位小女孩在捉迷藏一事到学校里去披露。
“副司令”收下铅笔，但并没有被“糖衣炮弹”击中。第二天，我们一行排着队刚离开大门，他就低声对我说：“今天得给她来个下马威，你同意不同意？”说完，还狡黠地笑了一笑。我不敢说“同意”，也不敢说“不同意”，“把柄”落在别人手里，尽管他是我的“部下”，我也奈何他不得了。
队伍一拐弯，“副司令”就回头看了一眼，我知道他是在“观察”后面有没有老师跟着。这时的我，倒真希望老师跟在后面呢，但老师没有跟着。只听“副司令”大喊一声：“冲啊！”就带着几个事先说好的调皮鬼一起冲上了路边的土墩，我也只好口喊“冲啊”，跟在他们的后面，以表示我与他们是“一心一意”的，而与那个小女孩是没有什么“暧昧关系”的，这时要是那小女孩不管倒也没事了，可偏偏她又十分认真地想履行“路长”的职责，一见我们离开了队伍，就大喊一声：“你们都回来！不回来，我就要告诉老师去了！”听她这么一喊，我们都站住了。“副司令”大摇大摆地走到她身边说：“你有什么权力叫我们回来？”
小女孩理直气壮地说：“我是路长。”
“哼，你是路长，我是校长。”“副司令”说着，抬起右手，在我还未决定是否应该阻止他时，“啪”地一声，路长挨了一记耳光，“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边哭边背着书包独自走了。望着她的背影的我正害怕她会去向我父母告状时，“副司令”又对我说，“校长打路长，应该，你说是不是？”
我只好说“是”，唉！“把柄”在他手里嘛。
从此，每天放学回家，“路长”也不复存在了，她“自动放弃职务”。大约是第三天傍晚，我看见她正在院子里摘桂花，就上前招呼她（也许带一点讨好的味道吧）说：“你在摘桂花？”她一听，扭头就走，边走边说：“你们打我，我再也不和你好了！”
很难记起我当时是怎么一副窘相，只是有口难辩，我确实没有打过她，但谁叫我是“司令”呢？“部下”打了人，账还能不记到我的头上来？！或许她以为别人打她，是我在背后指使的呢，果真，她再也不理我了。
12岁的孩子心里有没有“爱情”？这是生理学家研究的题目。可说实在的，她一不理睬我了，我心里难过着呢。一天，我看见她拿着一束菊花，从我们班的一位男同学家里出来，知道她在他家摘的菊花，心里很不是滋味（大概是一种妒嫉心理吧），就想对她不理睬我进行一番报复：小女孩身穿一件红衣服，那位男同学有一只眼睛先天失明，再加上她姓董，我就以此编了两句顺口溜，教给比我小的邻居小孩，叫他们一见她就叫。这两句顺口溜是“红罗卜烂冬瓜，石眼屋里摘菊花”。（石眼，是我们家乡方言，意为独只眼！）大概我真有点“天才”，这个顺口溜居然马上传开了，而且直到我读了初中三年级时，我还听见有一群小孩一见她就叫呢。县城太小了，这类话传得也特别快。——当然她至今还不知道这顺口溜是我编的，现在想来很内疚。因为这使她哭过好几次鼻子呢。
我和她互不理睬了很长时间，直到我穿着军装回家探亲时，她一见我还扭头就走。这时，我已到了向女同胞献殷勤的年龄，看见她这样对待我，心里真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叹。
前些天，我和她在街上邂逅，这时的我们，已是“使君有妇，罗敷有夫”，儿时的怨恨自然早被时间驱散。她一见我，很热情地迎了上来。互致问候以后，我突然想起儿时那荒唐的一幕，竟不禁有点余悸，要是身旁再突然出现一个“副司令”该怎么办呢？（是呀，儿时都怕被人在这方面议论，更何况成年人呢！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摆脱这种可恶的精神枷锁呢！）
可是，我终于还是忍俊不禁，独自大声笑了起来，惹得她和路人都投来惊讶的目光。——以为我的哪根神经出了毛病……
Number ： 9645
Title ：千古文章血泪成
作者 ：陈青
出处《读者》 ： 总第 189期
Provenance ：中华英才
Date ：1997。1
Nation ：
Translator ：
那个时代，那些人物，让人不敢逼视，不敢谛听。
像一阵浩荡的风，播扬过一种烈烈扬扬的生命意志，吹过去了，却让整个大地保留着对它的仰慕和记忆。
新中国新闻史上无法抹去这些名字：焦裕禄、王进喜、吴吉昌……伴随着我们走过泥泞 ，走过贫穷，走过劫难，走过光荣。燃烧过千万颗心灵的那一群人，依然从不远的过去放射出灼目的光来，那些魁梧的、矫健的身影挥舞着，永远那么年轻有力。
随着这些人物，我们也随之记住了一个名字：穆青。
千里孤坟 无处话凄凉
1993年初，穆青刚从第一线岗位退下来，稍事安顿，6月份便踏上了重访晋西北的路程。山西这片黄土地，是穆青生命和情感世界不可或缺的场景，而“偏关”两个字就像长在他心上的一根芒刺，什么时候一想到它，就感到隐隐作痛。
55年过去了，穆青已由一个年幼的中学生变成了满头霜雪的老人，而与启蒙老师梁雷的重逢已是生死两茫茫。
那天晚上，穆青约请几位熟悉偏关抗战史的同志座谈，他们同穆青讲述了梁雷当年在偏关领导抗日直到牺牲的情景，谈到伤心处，穆青不能自已地热泪满眶。随行的同志怕他太疲劳，太伤感，再三劝他早点休息，可他们哪里知道，为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他已熬过了整整55年。
1933年，梁雷在穆青就读的河南杞县大同中学教书，少年穆青正是从梁老师那儿得到启蒙，开始树立革命理想的。
1937年初夏，穆青在开封参加初中毕业会考，在姚雪垠老师处意外地见到了梁雷。“你打算干什么啊？”梁雷问他。“家里意思还是想让我考高中。”“能考上学念书固然很好，但你家境清贫，供得起你在开封上学吗？从现在的局势看，战争一起，这里恐怕也很难容得下一张书桌了。我马上就要去山西了，如果你上不了学，可以到山西找我，也可以直接投奔延安……”
匆匆一别，竟成永别。
按梁雷指引的道路，1937年底，穆青和四个同学到山西临汾参加了八路军学兵队，经过几个月的集训，被分配到山西岚县的一二○师政治部宣传队工作。关于梁老师，穆青只知道他在雁北一带领导游击队同日寇作战。直至1938年的夏天，有人突然告诉穆青：“听说梁雷同志已在偏关牺牲了。”
“梁老师，您的学生来得太晚了！”多年沉积心底的夙愿、悲痛和内疚如决堤之水，压抑的呜咽，终于变成失声哭泣，穆青的泪珠像雨点般洒落在墓前。他悲痛梁老师远离故乡的亲人，孤零零地埋骨塞外，几十年风雨黄昏，未曾有一个亲人来看望过他，甚至如今埋在这墓穴中的仍然是一具无头的骸骨。在大同中学同学中，他是第一个，也许是最后一个来到老师墓前代表那些在世和不在世的同学，用鲜花、用热泪、用一颗赤诚的心来祭奠自己的恩师，他走之后，又有谁再来祭扫呢？
此行几乎耗尽了穆青全部的情感。
一段铭心 始知相忆深
一位死去的老师会让穆青痛断肝肠，而那些活着的，曾让他感动、让他流泪的普通群众，也同样是穆青生命中无法割舍的部分。
从1942年在延安时起，穆青用他那支充满激情的笔抒写了一个又一个普通而又不平凡的共产党员。他写一个人物，常常要一年、数年，甚至二三十年才能完成。而每一个所写的人，都成了他的朋友、好兄弟，彼此牵肠挂肚，几十年不能相忘。
1990年夏，穆青来到全国劳模吴吉昌老人的家乡。
到老人家里看看，是穆青多年的夙愿。那一天，81岁的吴吉昌早早在家门口等着，一见面就拉着穆青的手，高兴得不知说啥好，又像怕人听见似的小声说：“人家都说想啥梦见啥，俺夜里做梦，梦见地里的棉花长得可神气呢，就等着你来看了。可不知为啥，一转眼都冻死了，急得俺直跺脚，棉花死了，俺还让你看啥呀？一伤心，眼泪哗哗流下来，梦也醒了。俺寻思，是不是老天爷给俺通个信儿，你忙得顾不上来啦？”穆青笑着说：“你看，梦一点也不灵，我不是来了？”老人不住地点着头，拍着心窝说：“俺心里盼着你早点来呢！”
老人的东屋墙上挂满了照片，有老人和周总理在一起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一文的剪报被装在镜框里，高高挂在正墙上。老人指着一张照片说：“还记得吗？你在北京还请我们老两口吃过一顿高级饭。”
那是1985年10月间，老两口到北京，穆青专门在海味餐厅请他们吃了一顿饭，谁知道这顿饭竟给老人闹下了笑话。
原来，他从北京回来后，就向人说起这件事来。听的人想知道穆青请他吃什么稀罕物，可是老人却啥也说不上来，只是向人比划着说，吃饭时腰里先系上一个白围裙。
“系白围裙干啥？”听的人想不通，以为北京人请人吃饭还让人下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