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叹，总之，永远感到惊奇就是了。看看他自己，那是肯定的。看自己的照片，总不免为之愕然，或者赞赏，或者惊异。比之于其他别的什么，人更需要那种非现实性。在生活中，人们是看不到自己的，包括在镜子虚假的投影中，所看到的无非是按照期望取得自身组成的形象，最佳形象，即为拍照摆出姿态希图重现已经全副武装起来的那副脸面，如此而已。
断水人
这是几年前夏季中的一天，法国东部的一个村镇，也许是在三年前或者四年前，是在下午。自来水厂一个雇员来到这一人家切断供水。他们是被另眼看待、不同于其他人的一类人，也就是说，水费拖欠不清。他们住在一处废弃不用的火车站里——高速列车铁路线是经过这个地区的——那是经市镇同意才让他们住进去的。男人在镇上给一些人家打零工。他们大概还接受镇政府的一点资助。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四岁，一个一岁半。
在他们住房前面，不远，是高速列车铁路线经过的地方。他们无力缴付煤气费、电费、水费。他们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所以这一天有人来把他们居住的旧车站中的自来水切断了。来人见到那个女人，女人只是默不出声一言不发。她的男人不在家。只有那个落后的女人带着一个四岁孩子、一个一岁半的小小孩。那雇员是一个像所有男人那样的人。这个人，我就叫他断水人吧无为本”，将古代哲学由宇宙生成论发展为哲学本体论。在解，时当盛暑，这他是看到的，是一个天气非常炎热的夏季，这他也知道，因为他自己就生活在这样的夏季之中，那个才一岁半的小孩他也是看到的。有人下达命令叫他断水，他就那么做了。他遵守他工作排定的日程：切断供水。他让那个女人无水供应，无法给孩子洗澡，没有水给孩子喝。
当天夜里，那个女人和她的丈夫带着他们两个小孩走到高速铁路从废弃车站前通过的轨道上躺下来。他们一起都被火车压死了。只需走过去一百米就可以。卧在铁轨上。让小孩安静下来。说不定还唱歌哄孩子入睡。
据说列车当时是停下来的。
这就是那个故事。
那个水厂雇员有他的说法。他说他是来切断供水的。他没有说他看到小孩，可是小孩是在那里，和母亲在一起。他说她并没有维护自己，他说她没有要求他继续供水，这就是人们所知道的一切。
我记下上面所写的故事，突然间我从中听到了我自己的声音——她什么也没有做，她没有自卫——竟是这样。人们不得不通过那个水厂雇员来了解这件事。既然她没有要求他不要断水，所以他没有理由不切断供水。必须弄明白的是不是这一点？这真是一个令人发狂的故事。
我继续说下去。让我仔细看一看。她没有对水厂雇员说她还有两个孩子，因为那两个孩子他是看到的，也没有说夏季炎热，因为他本人也生活在夏季，这炎热的夏天。所以她就让断水人走了。剩下她单独一个人同两个小孩留在一起，有一段时间，随后，她就到村里去了。她找到她认识的一家小酒店。人们不知道她在小酒店和酒店老板娘说了什么。她说了什么我并不知道。老板娘是否说起过什么，我也不知道。她没有讲到死。这是人们所知道的。也许她对她讲到那件事，但她要自杀、杀死她两个孩子和丈夫，还有她自己，她没有说。
新闻记者也不知道她对那家小酒店女店主说过什么，因此就对这一件事没有专门报道。根据“事件”当时情况，我的理解是：那个女人在决定一家人都死之后，带着两个孩子从家里走出，她的目的是什么，人们并不知道，想必是要做点什么，说点什么，死前必须做必须说的什么。
在这个地方，我就把这个故事空白无声的部分，即断水之后和她从小酒店出来这一段时间给复原了，也就是说，我借助这种深沉的沉默展开成为文学。正是这一点使我有所推进；正是这一点，让我切入历史，进入到故事之中，否则我仍然是停留在外部。她本来也许想等她丈夫回来，告诉他决定一死这个消息。但是没有。她到村里去了，到镇上小酒店走了一趟。
如果这个女人自己有解释，那么这个故事也不会引起我的注意。克里斯蒂娜·维尔曼①连两句话也写不端整，却使我很是激动，因为她和这个女人一样，都具有那种不可能加以测度的强烈性质。有一种发自本能的行为，不妨对它深入探察一下，人们也可以将它归之于沉默。一种男性的行为很难纳入无声无息的沉默，那样做也是虚假不真的，因为男人不可能属于无声无息的沉默。在古代，在遥远的过去，千万年以来，默不出声的是女人。所以，文学，是属于女人的。文学里讲的是她们，或者是她们从事文学，都是女人。
①可能是另一位类似此处所述的新闻报道中的人物。
所以那个女人，人们相信她没有说话，因为她从来就不说话，尽管她本来应该说。她大概没有说起她的决定。不。她应该是说了一件什么事，以取代那件事，她的决定，她说的什么事对她来说与那个决定是等同的，而且对所有知道这个故事的人来说，也是等同的。也许说了关于炎热的一句什么话。这是一句带有神圣性质的话语。
在这一类瞬间，语言可以达到语言最具威力的高度。不论她对小酒店女店主说了什么，她的话是说尽一切的。说尽一切这四个字，在死付诸实施之前说出这最后几个词语是与这些人终其一生沉默无言相等同的。这些话语，没有人能够抓得住。
这样的事件在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在告别的时候，在死亡的时刻，在自杀的当时，只是人们不加理会就是了。已经说过的事情，先此发生本应发出警告的事情，人们都轻忽忘却无所知了。
他们四个人一起卧倒在旧车站前面高速列车经过的铁轨上，两个人各自抱着一个孩子，等待火车急驰而过。断水人倒是没有什么可烦心的。
对断水人的故事还要补充一下，即那个女人——有人说是落后的——对于那种断然处置，她还是有一点懂得的：这就是她绝不可能，同样过去也绝没有可能依靠什么人能把她以及她一家人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她已经被所有的人，被整个社会抛弃了。留给她的只有一件事，死路一条。这一点她知道。这是一种可怕的知识，非常严重，非常深刻，她有这种认识。所以即使说这个女人愚昧落后，自杀以后，如果还有人谈到她，那就应该回顾一下人们所没有去做的事。
在这里，不禁又想她来，无疑也是最后的一次了。我要说出她的名字，可是我不知道。
事情已经了结了。
在死前几个小时，夏天是那么炎热，一个小孩焦渴，要喝一点清新的凉水，那个落后愚昧的年轻母亲却等待时间到来，正在那里徘徊兜圈子，这一切留在头脑里是抹也抹不掉的。
菲贡·乔治
我的朋友乔治·菲贡三十五岁，这时他获得减刑释放。在十八岁到三十五岁之间，他在监狱里度过十四年又七个月。在他的故事里总有点什么始终让我受不了，那就是他的结局，他的死。我这里是旧事重提，想讲讲这个人。当菲贡获释得到自由之后，曾经有几个星期是幸福的。突然一下，又出了问题。有一天，烦恼降到他头上，从此不论在哪里总是纠缠不去。一点办法也没有。一直到他死，死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是让警察局把他处死的。菲贡是因为绝望才死的，他知道被捕坐牢这种事转移到监狱以外，释放对于他一无所用，也没有可能向没有进过监狱的人讲这种事，监狱，这种剥夺，就是这么一回事。菲贡从弗雷纳监狱出来，即陷入无法改变的孤独之中。我们听他谈，谈几个小时，几天几夜但是我们激动情绪一过，这个总在纠缠菲贡的故事也就从我们这里烟消云散，这种情况他并不是不知道。因为亲身经历其事的人与听他讲的人两者之间无疑必须有生活上的共同点才行，譬如工作，职业，道德，所从属的政治，等等。菲贡，他一直在写一本关于监狱的书，如果是那样，他的读者也必须是他认识的监狱里的犯人。监狱与自由生活之间尽管有关连，但没有共同点，相似性，甚至相去甚远。以至睡眠也各不相同，阅读也是相异的。如果说菲贡是幸福的，那是在他坐牢的时候，他在监狱里曾经担任图书管理人，筹划写一本关于牢房有如侵入私室进行盗窃的书。写这样一本书，在他看来就必须改变社会。菲贡失败了，因此只有死去。他的死是因为未能把他对监狱的认识传布给其他的人。菲贡把禁闭在监狱中的人日常生存状况作了极为精确的描写，凡他所住过的监狱全部组成人员中第一个人，从法官一直到检察官全部法国司法机构的Curriculum vitae①，他都了解。但无济于事，没有用。坏就坏在菲贡对有关事件的那种忠实的诚挚，菲贡的纯洁，那是无疑的。他深深陷入事实的真相、现实的泥潭不能自拔，他是被毁了。如果菲贡避去自身的经验，另行设计，特别是去掉个人色彩，也许他不会绝望致死。他应该运用手段，为了别人把自已经受到的一切加以改装。他每天过的自由生活反把他拖回到监狱的日常生活。他怕的是遗忘。毫无疑问，在监狱的现实中有那么一种类似接受考验加入教门和我们这些所谓“体面人士”所要求的考验的确完全不同的测定标准。有关细节我还想得起来。甚至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也必须大吵大闹、威胁、耗费时间才能获得。三十年以来，监狱里始终没有电视机、收音机，我相信只有香烟可以卖给犯人。仅此而已。
①拉丁文，本文意为履历。
写好上面的文字重读一遍，我还想再写几句。我说菲贡从来不曾感到幸福除非是在监狱里面——我还应该补上一句：取得自由以后他期待的仍然是监狱里的那种幸福。自由，他在弗雷纳监狱倒是体验到了。不在监狱要体验自由的幸福，幸福也就丧失不存在了。事情可能永远都是这样。
瓦文萨的妻子
我把新闻记者看作是话语手册，制造话语的工匠。新闻只有按照激情的方式发挥出来才说得上是文学。库尔诺的文章早已列入戏剧讨论方面最好的一本书。有时，在一份日报上，也会意外出现一篇文章，特别是在司法或社会新闻栏目上。有一位塞尔日·达内，也许在有关网球运动方面，他可说是一位作家。塞尔日·朱利也是一样，他的文章出手很快，的确是一位作家。还有安德列·方丹。
有一次戈达尔在“七日谈”节目中发表谈话，说的是他对电视记者的想法。你还记得：那是关于瓦文萨获诺贝尔奖的事。瓦文萨的妻子代表她的丈夫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奖，她的丈夫遭到波兰政府禁止不得前往；关于这件事戈达尔对新闻记者说：“瓦文萨的妻子前去领奖，她当时处在画面的中心地位，你们“南华”称《庄子》，唐天宝元年始以《庄子》为经，称《南，电视台记者，在他们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位十分美貌的女子，可是，出乎意料的是，你们，你们却被隔开一个距离。但你们为什么被隔开一个距离呢？甚至你们也并不知道。我说：那也许恰恰是因为她非常美丽的缘故。”戈达尔还加上说：“因为她不是一个人体模型，也不是一个女明星，她们的职业才是让自己展览的。”
戈达尔说了应该说的话。
这位年轻的波兰妇女代表她的丈夫亲自去争取那样一份奖励，确实是一个美妙的想法。事实上，那种事本来可以叫人厌烦死的。颁奖仪式全部过程。人们所能等待的是就近一睹这个女人的风采。这种事还不曾发生过。有关这一点，是十分奇怪的。似乎有某些镜头焦距、某几个角度在新闻报道中是被禁止的。似乎为了不要让新闻报道失效，倒霉，就只能从这么一个固定死的途径去搞；仅仅以表现瓦文萨的妻子出场为原则，不表现她的美。
一项真实的信息本应该把这个女人展示出来，因为瓦文萨的妻子就是这样一个女人，瓦文萨所爱的女人，这是比瓦文萨还要多出一些的什么。他的女人，在那一天，那无异就是允许你上溯一切、追溯与她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事实全部的一份证书。好比一座森林，是不可能和一个从中穿行而过的人相分割开来的，也可能是在被杀死之前穿过森林的，又好比是一袭裙衣，一头长发，一封信，岩穴深处的一片印迹，电话网络中一次说话声。一项真实的信息，既是主观的，又是触摸得到的，是一个已确立的形象，写出的或口头的，又永远是间接。
有时我还想到那种倾向性的新闻报道，尽管已经凋敝不堪，却也可说是很好的新闻事业，至少它改变了愚昧，它让人会怀疑对有关事件的那种说法。人们去看它，正是为了去纠正它。人们借此可以建立自己的主张。我讲到这件事说来真是可悲，在电视为攻击斯德哥尔摩和波兰那匹小马竟搞出如此恶劣手法。瓦文萨的女人啊。
电视与死亡
这是由米歇尔·富科的死引起的；米歇尔·富科死了。在他死去的第二天，人们在电视上看到有关他在法国学院讲课的报道。他的声音几乎听不到，只有隐隐约约吵吵声。声音本来是存在的，但被记者的声音掩盖下去了，记者说那就是米歇尔·富科在法国学院讲课的声音。过不久，奥尔森·韦尔斯死去，照样再来一遍。人们清楚听到一个声音大声说你听到这听不清的离得很远的声音是刚刚去世的奥尔森·韦尔斯的说话声。这已经成为每一次著名人物逝世的例行公事了，逝者谈话的形象被记者的声音覆盖淹没，记者说人们听到的就是刚刚去世的某人某人的声音。这无疑是有关部门主管的一大发现，让记者与死者同时讲话，为继后播放节目省出一分钟的时间，节目也不一定是体育节目，而是其它不同于一般的、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