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野人士来说，只要本土（main body of homeland）稳定，边界的波动并不妨碍“中国”概念的完整。
对东西两种文化来说，西方观念中的“大”是由“小”构成的，“大”是一种清晰的事实，必须由准确界定的细节进行说明和确立；东方观念中的“大”却更多地接近一种意境，拘泥“小”反可能使其受到破坏，因而常舍“小”以求“大”。中国帝王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心态 ，却动辄以封疆裂土进行赏赐，一旦恼怒，远隔万里也可发兵讨伐，顺心时却什么都好说，亦或一时顾不过来，像宋太祖那样用镇纸在地图上一划，便将大渡河以西统统抛弃不要──“置于度外，存而不论”了。从国力上来讲，古代中国不是不能征服和控制周边的民族社会，而是没有必要。只要其不构成危害，符合“礼”的秩序──表示臣服就可以。古代中国的周边总是存在形形色色被朝廷认可的藩王，也经常分封诸侯。我想在清代的中国皇帝眼里，西藏就是这样一种角色。这可以被视为一种统治方式，却难以完全用当代的主权或宗主权概念进行解释。中国皇帝最重视“礼”所确定的尊严──“唯此为大”。只要满足这个“大”，其他局部细节都可以模糊，或当作满足尊严的交换物。而中国周边那些弱小民族，更重要的“大”则首当生存安全和实际利益。为此，尊严倒是可以模糊一些。这同样是东方式的思路。并非认为尊严不重要，而是把它当作极有价值的资源，以交换实际利益。那时西藏对中国名义上的臣服，很大程度就是源于这种需要。清代中国使西藏摆脱了自元以来蒙古汗王的统治，扶持格鲁教派进一步居于统领地位，在与世俗权力的斗争中帮助以达赖为首的宗教权力取得胜利，北京还为西藏提供丰厚的赏赐、必要的仲裁和对外防御的保证……西藏得到如此之多的好处，所需付出的仅仅是在表面上对中国作出臣服姿态。那种臣服停留在名义上，只是一种以假作真的游戏，让中国皇帝“君临天下”的心理感觉满足，而西藏并不因此丧失实质上的独立。相反，坚持强硬的态度会惹恼中国皇帝，西藏会受到大兵征伐，统治者会遭罢黜，人民也将涂炭，在这种得失对比中，明智的选择是什么，其实是很清楚的。前面所讲的驻藏大臣的游行场面加上“然巴死亡”的故事，我想就是清代中国和西藏之关系的缩影。
第三章 确立主权的互动
也许可以说，人类近代史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西方崛起。十八、十九两个世纪，西方以不可遏止之势向全球扩张、征服和殖民，打破了原本在欧洲以外自成一体的每个封闭社会（包括中国和西藏），所有抵抗都以失败告终，西方从胜利走向胜利。到了二十世纪，人类基本都纳入到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国际社会。不奇怪，维系和运行这样一个国际社会的基本观念和秩序，必然是来自西方。既是同一个国际社会，不可能容许两种或多种不同的观念与秩序，其他观念和秩序都需要变化。在下面我们所要讲的故事中，西藏就是因为坚持自己的观念与秩序，付出了惨败与耻辱的代价。中国比西藏更先一步尝到苦果。除非你有让人家服从你的实力，否则只有接受人家的规则。不改变就挨打──这就是国际“丛林”的规则。在近现代世界，非西方国家的很多问题都来自按照西方标准对自己所做的改变。在那些改变中，除了被强迫进行的改变，还有把西方原则视为公理而自觉地追随。传统割裂、平衡丧失、文明冲突和社会震荡，还有转型之中的困惑茫然，民族精神的分裂以至歇斯底里……非西方国家在这种改变中付出的代价之大是难以估量的。如果世界停留在十八世纪不变，上一章所描述的清代中国与西藏的关系──一方得面子，一方得实惠──应该是一种在模糊状态下获得自然平衡的恰当方式。然而，一旦接受西方的主权观念，中国和西藏就不得不转换到新体系，按照新的规则调整相互关系，甚至需要用新的标准改写历史。可想而知，让中国接受主权观念，它就要对西藏实现明确的主权控制；而西藏接受主权观念，它要的却是摆脱中国而独立。二者原来可以和平共处的模糊关系，不可能纳入必须明确界定的主权体系。因此，进入主权体系，中藏双方的关系就不能不成为对立的。按照主权的定义，西藏人可以认为自己一直拥有实质上的主权，它有符合独立国家定义的领土、人民和政权三要素，有独立的军队，发行自己的货币，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中国则以西藏历史上的臣服姿态为根据，宣称自己拥有法律意义上的主权。即使延续长达近二百年的驻藏大臣对西藏没有实质性权力，但其中具有的统治象征，却足以使北京产生一种相当根深蒂固的心理意识──西藏是属于中国的。这种意识不仅存在于北京的王宫，也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集体意识，而且可以很自然地与近代主权概念画上等号。双方的这种对立，在主权体系以及相应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背景下，变得日益尖锐。传媒时代造成的民众参与，使得对立越发难以调和。可以说，中国和西藏迄今发生的一切，早在西方开始寻找新大陆和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时候起，就已经埋下了命定的劫数。整个二十世纪的中藏关系史，核心就是主权观念的确立、套用和调适，这个过程产生了大量冲突，奠定了中国与西藏当代关系的基础，延续到现在，并将一直延续到相当久远的未来。
1、西方出现
自十七世纪英国开始在印度次大陆殖民，其势力范围逐步从沿海地区向北扩展。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已经达到喜马拉雅山脉，与西藏相遇。那时，印度在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中已居于中心地位，为英国提供大量资源，也积聚了英国的巨额投资，被称为大英帝国的生命线。为了保卫这条生命线，大英帝国和它的印度殖民政府随时警惕对印度产生威胁的任何可能。由于印度次大陆南部有印度洋为天然屏障，英国的警惕主要针对北部的亚洲大陆。那里有中国、俄国两个超巨型大国。即便中国在当时尚不足虑，俄国却让英国不能掉以轻心。当时俄国势力已经扩展到蒙古和中国的新疆，与印度只剩西藏高原挡在中间。为此，英国就有了控制西藏的战略需要，使其成为横在俄国与印度之间的缓冲区。印度人D。R。曼克卡尔曾这样写：
英帝国主义曾是那一时代最强大的国家——它皱一皱眉头其他国家都不能漠然置之。尽管这样，他们还唯恐在什么地方出现某种纰漏，因此，把它的殖民地印度的国防安排得无懈可击。他们在印度四周建立了广阔的安全区。它的防御要塞实际上东到新加坡西至亚丁。根据这项政策，位于印度东北边界的西藏必须是独立的，而且对印度必须是友好的，同时，还得受英国支配。
虽然英国皱一皱眉头别的国家都不能漠视，西藏可不吃它那一套。英国甚至根本敲不开西藏的大门。在西方人写的有关西藏的书中，总是有很多篇幅描写他们进藏所受到的拦阻。有人统计，在二十世纪以前的全部年代，大约只有四十个西方人访问过西藏，其中只有几个人真正到过如神话传说那样神秘的拉萨。为什么那个年代的西藏对西方人防范到如此地步，这是一个令人纳闷的问题。西方人将其归于西藏人奇怪的思维，或是喇嘛们担心异教徒会动摇他们的地位。中国的控制肯定也是原因之一。在中国对西藏具有较大影响力时，规定西藏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即使紧邻的尼泊尔和克什米尔商人，也只允许每年进藏一次到三次，外人到拉萨更要受到严格控制 。当时中国封闭西藏的目的，也许是为了避免西藏再生出廓尔喀入侵那样的麻烦事来，以及为了控制蒙古与西藏的私下往来。不过在1848年的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坚船利炮让中国人尝到了苦头，深深地震撼和影响了中国的官场，以后的历任驻藏大臣，肯定会不断地向西藏上层社会描绘西方人的邪恶与可怕。在与西方较量遭到一系列惨败之后，晚清中国从抗拒洋人变成了惧怕洋人。西方探险家们纷纷要求他们的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允许他们对西藏进行考察 。然而这时，即使洋人拿着清政府总理衙门发给的护照，已经把西方人视为魔鬼的藏人也坚决不许他们进藏了。无论中国的驻藏大臣怎么劝导（若劝导不成驻藏大臣将遭朝廷处分 ），也不能改变藏人对洋人的畏惧和势不两立的决心。光绪五年（1879年），以达赖和班禅为首，率全藏四十八个僧俗机构向清廷上了一个名为“全藏公禀永远不准洋人入境”的请愿书，现在读起来颇有意思：
掌办商上事务通善济咙呼图克图恭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率领阖藏众呼图克图三大寺堪布新旧佛公、台吉、僧俗番官军民人等公具切实甘结，恳请饮差驻藏办事大臣松代为奏咨事。伏查洋人入藏游历一案，屡接驻藏大臣译文内称，立定条约，准其入藏，奏明之件，万无更改。各国到时，汉番一体照护，勿滋事端等因。并面奉屡次剀切晓谕，遂将藏中向无洋人来过，并习教不同，恐于佛地有碍。阖藏僧俗大众公立誓词，断不准其入藏，情甘具结，实在情形，大众苦衷，恳求驻藏大臣代为咨报矣。而西藏世世仰蒙大皇帝天恩，振兴黄教，保护佛地，何能仰报高厚鸿慈于万一，岂敢执意抗违不遵。惟查洋人之性，实非善良之辈，侮灭佛教，欺哄愚人，实为冰炭，断难相处。兹据阖藏僧俗共立誓词，不准放入，出具切结。从此世世不顾生死，永远不准入境。如有来者，各路派兵阻挡，善言劝阻，相安无事。如或逞强，即以唐古忒之众，拼命相敌。谅在上天神佛庇佑佛地，大皇帝恩护黄教，断不致被其欺压而遭不幸也。谨将阖藏僧俗官民大众公议苦衷伤心情形，出具切实甘结，特求驻藏大臣代为奏咨，切望皇恩无疆以救阖藏众生之性命也，谨呈。
八年之后，“前后两藏上下南北康藏各属寺院僧俗地方大众头目”等又联合上了一份类似的请愿书，仍然誓言对洋人“待至男绝女尽，情愿复仇力阻”，对中国准许洋人进藏，“发给路照牌票”表示反对 。对藏人而言，禁止洋人进藏，已经不是一个理性决定，而几乎成了根深蒂固的本能。早期企图进入西藏的西方人大部分是以个人身份活动的传教士或探险家，阻挡他们进藏并不难。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期，西藏面对的西方已不再是个人，而是一个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一个具有深远野心和充分谋略、掌握着先进武器并且被高效地组织在一起的西方民族。为了进入西藏，英国人先向西藏派出被称为“班智达”的间谍。那是从西藏人不太防范的亚洲人中招募的，事先都要进行长达两年的训练。在他们装扮成朝圣者或商人进入西藏时，随身行李都有秘密夹层，衣服有暗袋。他们的手持转经轮里装的不是经文，而是记录沿途情报的笔记。他们可以把笔记转写成韵文，边行走边像背诵经文一样把它们背诵下来。班智达的主要使命是绘制西藏地图，为了不暴露，他们不得不用原始的办法，例如距离是用步数量出来的。在行走过程中，他们用念珠充当计数器，每拨一粒珠子代替旅程中的多少步。他们的步子必须保持均匀跨度，这种测量特别需要自我约束及精确度。他们经常需要独自一人行走几千公里，还要努力修正不规则地形造成的误差。为了确定方位，他们每天要多次进行太阳及星星的观测，记下每次观测的数据。测量各个地理位置的海拔高度，是通过测量水在那里的沸点（一般是在装作烧茶时进行）。由他们所绘制的地图，后来通过以科学手段进行的重新测量，被证实具有难以置信的准确性。面对着这样一个深谋远虑且坚韧不拔的对手，西藏人像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一样，采取了不理睬、不对话、我行我素的态度。然而两个民族既已相遇，仅是一方想躲是躲不过去的。英国人的向北扩张把尼泊尔、不丹、锡金、查谟—克什米尔相继纳入其控制，而不丹和锡金过去一直是西藏的藩属，二者就不可能不发生冲突。为了西藏和锡金的边界问题，藏军与英军在1888年发生首次交战。由于那场战争没有扩大，虽然结局是藏军失败，西藏方面却没有受到太大震动。当时是由中国清朝政府出面解决冲突的，其一方面约束藏人克制，另一方面与英国人进行谈判，经过长达数年的交涉，达成了一系列针对西藏问题的条约和协定。然而那些条约和协定却没有一项能付诸实行，西藏人根本不承认。他们的理由是那是中国人签的而不是西藏人签的条约，因此对西藏没有约束力。他们照样对英国人关闭大门，不予理睬。英国人这才认识到，中国对西藏的权力只是个名义，实际是不能控制西藏的，敲开西藏的大门，必须和西藏统治者直接打交道。在英国人还没明白这个道理以前，与中国人在锡金大吉岭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西藏方面也有一个代表在场。他名叫夏札，是西藏噶厦政府的噶伦之一。他显然受到了轻视，中国人称他为“蛮子”，英国人也没想到让他代表西藏在条约上签字。他当时给人留下印象的，只是一次他将一位英国女士挤下了大路，被路见不平的英国青年揪住了脖子，受到当众羞辱 。以小看大，这个小插曲也能反映英国人对西藏的态度。不能谴责那位英国青年不对，尊重和保护女士是西方的美德之一。但是按照西藏的伦理，妇女应该给男人尤其是给喇嘛让路，而不是理所应当地抢在他们前面。这是两种文明的不同标准，不能说哪一个就一定对而另一个就一定错，问题是当两种文明遭遇的时候，应该接受哪一个标准？西方人就是这样，只要你违反了我的标准，我就认为你违反了天意公理，是不文明的，就要上去揪你的脖子。这种时候，你要是伸张自己的文明和标准，除非你有反过来揪住对方脖子的实力。然而可想而知，一个西藏老喇嘛怎么是英国小伙